第三节 广览博取的历史态度
一、吴起在《左传》的编撰成书以及传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 政，鲁则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 臣，穆王杀父，共王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似非妄说"。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唯吴起之功为多耳。"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 人，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传》一书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 者非一世。"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 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 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 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 旁证"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 认为姚鼐、童书业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 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 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是在吴起手 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
二、吴起重视历史经验，并具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 的诸子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 位历史学家，在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虽然关于吴起的事迹，很多今已失传，但从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能找到散见的吴起重视历史、注意 吸取历史经验的许多具体言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 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吴起青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鲁国时曾师事著名儒家学者曾子的儿子曾申，学习 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后来他又辗转魏、楚等国，研究兵法，撰写兵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兵家学者。他还在魏国和楚国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吴起一生 的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同时具备各家学派的特征。今本《吴子·图国第一》中第一句就是："吴起儒以兵机见魏文侯。"该书后面又记载吴起同魏文侯大谈所谓道、 义、礼、仁"四德"，可见吴起在入魏为将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显。吴起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学派思想的 成分，这种不拘泥于师承门派，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包的风度和气质，不能不说是吴起成为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吴起对于《春秋》之学也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这是吴起讲授和编撰史籍的又一有利条件。
吴起一生最主要事业和成就在军事方面，他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青年时代，他在鲁国为将，率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他被谗出 走到魏国，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漂亮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吴起兵法》，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 动地描写战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 其中卫国虽然弱小，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而鲁国的学术风气则更浓，关于史料的整理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而 且在战国初期处于首强地位，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为天下交通要冲等等有利条件，文化也十分发达。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 （今河南汲县）发掘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了大批的竹简即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保存了魏国历史的大量直接记录。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釐 王之墓，虽然他们的判断未必能够成立，但是从《竹书纪年》的内容来看，应当肯定发掘出这些竹简的墓就是魏襄王时魏国某个重要人物的墓。由此可知，魏国的史 籍也是非常丰富的。楚国虽然地处偏远的南方，但是至战国初期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已逐渐增多，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楚文化并不比中原地区的文化落后 许多，而是大致同步发展的。楚国也有自己丰富的历史文献。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的史官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 见史籍颇多，而《梼杌》则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所有这些，吴起都是有条件有可能涉猎的。
其次，吴起有研究历史，著述史书的充裕时间。吴起在魏国历经文侯、武侯两代，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镇守西河期间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和编撰历史书籍的工作。据雷学淇《介庵经学》记载：
"吴起以《左传》传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与魏的关系十分密切。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是在魏国期间，他在传授给其子吴期时，还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证吴起编写和传授 《左传》等史书是完全可信的。吴起由魏入楚以后，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他身负重任，主持改革，没有更多的时候编撰史书，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为楚国 令尹的有利条件，对楚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充实《左传》中关于楚史的部分。这就是在《左传》里鲁、三晋、楚等国的记载比较翔实的原因。鉴于吴起具备了 作为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而从现存的各种古籍中，又可以找到大量吴起重视历史经验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是 毫无疑义的。
三、关于《左氏春秋》的得名
我们在确认吴起为历史学家后，还需要解决两个与吴起直接相关的史学问 题。《左传》即《左氏春秋》既然主要是吴起所编撰的，其书名的来源是否也与吴起有直接的联系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和值得研究的课题。章太炎据《韩非子·外 储说右上》所说"吴起，左氏中人也。"在其《春秋左传读》一书中认为：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乃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
其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袭其说，认为《左氏春秋》的得名，"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述吴起》则进一步认为：
"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当之。而传授系统中又不能忘情于吴起，怕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
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对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的话，作了更直截了当的解释："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
学术界名家的主张大同小异，都如是说，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我们则认为，这个课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诸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还有待于深入研 究。吴起虽然确为卫国左氏人，但在卫国时吴起并没有接触《左传》，《韩非子》所说吴起是左氏人的一段记述，是讲吴起在卫出妻的事。此时，吴起正值青年，虽 有大志，但还没有与儒家及其他学派发生关系。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在卫"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 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由此看来，吴起少年时代未曾学儒，青年时代在卫也没当官，并不得志，且杀人后从卫国出走了。到鲁国时吴起才师事曾申，与儒家建 立了联系。他接触《左传》原书亦当在鲁国之时。刘向《别录》所说《左氏春秋》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与吴起本身的经历相符。因此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左氏春秋》并不是因为吴起为左氏人而得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文前已论及，我们认为姚鼐、童书业关于《左传》作者的意见最为合理，即《左传》主要成书于吴起，而左丘明实有草创之功。所以《左氏春秋》一书的得名，当因左丘明之故。
吴起作为历史学家既然参与了史籍的编撰及讲授工作，那么他是否曾为史官、是否就是某些古书上记载的史起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郭沫若说："我还 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他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 义》。为了把问题考辨清楚，我们照录《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的两段有关文字如下：
"魏襄王与群臣 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 ‘魏氏之行田也一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 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 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 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 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 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硇硇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硇硇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硇硇也止善，贤主以之硇硇也立功。"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以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比较这两段引文后可以看出，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中的魏襄王改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吴起。这两处修改，前一处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却是不对的，此处很可能是孔氏的笔误，"史"与"吴"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正确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条一段文字可资证明：
"邺有圣令为吴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这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的一例。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1001页注〔四二〕说："疑‘吴’为‘史’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 耳。"《太平御览》中还有多处引用前面我们抄录的那句话，足证陈其猷之说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话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 记一致了。可见"史"、"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从吴起在魏国的记载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 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很快得到重用，为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了伐中山国的战争，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 河是他在魏国的主要事业，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史记》等书都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担任 过魏文侯的史官呢？《史记》等书中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国师事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 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起。再说，史起也不一定因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就不是史官。因此，仅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一条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证明史起就是吴起的，我们认为史起并非吴起而当另有其人。
史起治邺是在西门豹之前，西门豹集引漳灌邺之大 成，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颂是应该的。但是史起初创引漳灌邺的功绩，后人也没有忘记。《吕氏春秋·乐成篇》首先记载了他的事迹，之后《汉书·沟洫志》、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相继记载了歌颂史起的民歌，《太平御览》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二条也均有记载。另外，明万历年间在《重修 万金渠闸记》中也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豹、史起二公遗迹在焉。"总之，史起只是首创引漳灌邺有功的历史人物，与吴起并不是一个人。有关史起的事迹文 献记载比较缺乏，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解决问题。
由上可知，吴起不仅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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