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厚黑韬晦智典:有藏有露,再试锋刃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0-12-27 属于:曾国藩
  •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梁启超就说他"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 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

       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 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 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 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这么做,是想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 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李鸿章接奉廷 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

      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曾国藩做人、治军,皆以藏锋为要,也以此告诫属下,因而得到属下的景仰。

      地位之尊莫过于帝王将相,然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因此,地位显贵的人切不可自鸣得意,妄自尊大。人生遭际,谁能逆料。"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古人的训诫多么深刻啊!

       《·小雅·小旻》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首诗大概是周代大夫之作,原用来告诫周幽王。曾国藩常背诵这首小诗,那战战兢兢,胆怯而谨 慎的样子,如同面临深渊,唯恐掉下去,在冰川上行走,唯恐陷下去。文章借用这个比喻,来劝告那些已掌握大权的人,不要忘乎所以,狂燥乱为,应时时思考自 己,警戒自己。这是掌权做官的人的警戒。

      作为智星形象的西汉张良,就是一个藏锋的典范人物。张良因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失败而亡命下 邳,在桥上遇见一位古怪老人,故意让鞋子掉落桥下,然后毫不客气地命令张良到桥下去取。张良看在老人年老的份上,丢掉相门公子的尊贵身份与骄矜习气,按照 老人的吩咐去取鞋并为他穿好。老人认为孺子可教,遂决定传授他兵书。前两次因为张良迟到而未能传授,第三次张良半夜提前赶到,老人才授给他《太公兵书》, 告诉他读此书可以成为帝王之师。

      亡命下邳是张良一生中的非常重要的阶段,堪称他一生的转折点;此前,张良是以一位矢志复仇的勇敢少年 著称,而在此之后则完全磨去了锋芒,将机锋隐藏得很深很深,作为一个深思熟虑幕后运筹的智者出现,而这种转变,则完全来自于他的勤学工夫。从公元前218 年张良狙击秦始皇,至公元前209年响应陈胜起义,张良在下邳隐匿的时间达10年之久,这10年的时间,该可以读多少书!更何况张良是以复仇的隐忍精神去 钻研去苦读的。从张良后来行事来看,张良所学极为驳杂。《留侯世家》载张良"发八难",其中"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发钜桥 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休华山之阳"、"放桃林之阴"诸语,出自《尚书》,这说明张良对儒家的王道学说有过研究。他之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的 计策,也深得纵横家揣摩神髓。但这些都不是张良学习的主要内容,他的生平所学主要有两大骨干:一是兵法权谋,如《太公兵法》;另一是黄老之术,其间还包括 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道教知识。这两门学问在张良身上所起的作用不是分开的,张良是以黄老之术做底子,以兵法权谋作为表面,他把这两门学问水乳交融般糅合在 一起,在运用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韩信懂兵法权谋而不谙黄老,所以他最终连脑袋都保不住,张良以黄老之术作为他立身行事的基础,这是他高出于韩信、萧 何等人的地方。

      张良在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以后,就采取功成身退的策略,逐步从名利场中退出来。从张良一生行为来看,他何曾不留恋于政 治,而以他的功绩以及他在汉家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地位,他完全有资格出任汉相,而他之所以能够超越名利,乃是道家智慧和兵家权谋在处世上的运用。他之急流勇 退,既有理论上的依据,又有历史和现实原因。《老子》第九章云:"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即是说,个人在事业达到顶峰之时就应该急流勇 退,防止超过事物发展极限而走向反面。《留侯世家》载有张良一段内心独白:

      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这是道家功成身退思想的形象说明。

       从公元前201年刘邦称帝到公元前195年刘邦病逝这一段时间之内,汉廷充满了血雨腥风,政治舞台上刀光剑影,险象丛生。刘邦自认为运筹帷幄不及子房, 这是对张良卓越的军事智慧的评价,但按照刘邦狡诈、残忍、猜忌的本性,评价愈高,防范之心也就愈多。《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不欲见天下辩士侯公,防止 他以三寸之舌倾人之国,而对张良这位人杰,其防范之心又当在侯公之上。基于上述诸多因素的考虑,张良在胜利之后便不愿贪恋富贵,表示出对政治的淡漠,并按 照刚刚萌芽的神仙道教教义去练习导引、辟谷,闭门不出经年累月,这与其说是张良求仙学道,倒不如说是向刘邦作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表明自己超脱现实绝意政治 的态度,否则刘邦是至死也不会放心的。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段文字颇为耐人寻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 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了,而劝说张良进食的不是那位猜忌心极重的刘邦,而是对张良出奇计稳固太子地位心怀感激 的自私任性的吕后,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刘邦死后张良还活了八年之久,如果这位开国皇帝多活几年,那么,张良恐怕早已因为"辟谷"而真的登仙"从赤松 子游"了。如果从表面上看,似乎张良在胜利之后用计频率远不及此前,实际上张良的智慧从圯下开始而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胜利前他的智慧运用在政治、军事之 上,而胜利之后则主要用于个人的全身远祸方面。他以极清醒的政治目光,以极冷峻的理性态度,注视着政治的风云变幻。他站在一个超脱、淡泊的立场之上,运用 退隐无为的手段应付险恶的政治环境,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又天衣无缝不留任何痕迹。看似绝意尘世心如死灰,但一旦掀开这淡漠的外罩,便射出两道犀利、警觉的逼 人寒光。张良凭他的超人智慧而免遭杀身之祸,他也是汉家开国功臣中寥寥可数的没有遭到刘邦轻侮的人之一。

      就某种意义来说,藏锋也是一种转移"痛点"的行为。能够藏锋,转移痛点,便能自得其乐。

      在古人的眼里,"富贵"两字,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不取于人谓之富,不屈于人谓之贵",布衣草鞋,自有一股飘逸清雅的仙气,粗茶淡饭,自有一份闹适自在的意趣。

       中国人历来提倡以"不贪为主"的品德。春秋时宋国有贤人子罕,官至辅政。国中有人得了一块硕大的美玉,于是赶快去献给他,可是子罕不受。献玉者问他: "你为何不要这块玉?这是件玉匠鉴定过的宝物,价值连城啊!"子罕听了回答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我们俩应该各安其宝。请你把玉拿回去吧!" 在子罕看来,此玉不过是"刀刃之饴",有何可羡?持身藏去贪锋,才是最宝贵的品德。在我们的生活里,常会有这种"玉",即使无人拿来献给你,它也会在那里 诱惑着你。有多少人受了这种灿烂的诱惑,步趋而去,结果把立世的"宝"给失去了。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