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8.官场之慎：贵在善于自保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 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 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 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 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己。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 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漩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 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 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 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 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 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訢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 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 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 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 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 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龙白臬臣、李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有 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 "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
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 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咸丰二年离京，一别14年。俩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 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割舍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 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訢发动政变、查 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宇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十八天后，奕忻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商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忻明确委江南四省 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 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 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奕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 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 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 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敌前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 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官皇 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 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 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 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现在曾国藩有顾虑是 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变后起用祁隽藻、翁心丰和彭蕴章，只是借用他们的声望，并未付以实权，没让他们回军机处，真正依靠的是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 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訢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 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 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 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 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 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 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语录精粹：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同治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