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5.雕琢性情，静以修身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荞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本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 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 这里应该指出，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庄子的逍遥自律，并不矛盾，传统上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并不正确。毋宁说，它们是同一精神境界的不同表现。儒道佛三家都 强调静，这个静并非枯木死灰之静，而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之游，正如同样是非，即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潺潺小溪一样，加了盐就变咸，加了醋就会变酸一样。 《周易》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著，顺其自然的状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本立道 生，应付一切。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 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所 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 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 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某种意义上正是他自我修养的一个写照。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
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 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 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 事"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因 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 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 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 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 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 "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在日记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 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恰，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 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 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养心与养身的关系是本与源。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 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 藩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是中国少有的 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 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曾国藩语录精粹：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咸丰十一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