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伽罗

文献皇后独孤伽罗（544年—602年9月15日），河南洛阳人，汉化鲜卑人，北周卫国公、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独孤信嫡女，母清河崔氏。

十四岁嫁给大将军杨忠之嫡长子杨坚。同年父亲政斗失败被杀，家道中衰，丈夫亦遭权臣猜忌。独孤伽罗保持低调谦恭作风，以期为夫消祸；周隋交替之际，亲自劝勉杨坚定下立隋大计；之后拜为隋王妃、隋王后；隋朝开国乃为皇后。

独孤皇后深度参与朝政，终身对隋文帝保持了强烈影响力，于开皇之治功不可没，宫中并尊帝后为“二圣”。晚年主导罢黜宰相、废易太子引发史学界争议评价。隋文帝和皇后夫妻恩爱，“誓无异生之子”，共诞育有十个儿女。

仁寿二年八月，皇后崩逝。隋文帝迷信皇后升化为妙善菩萨，并亲自为其送葬；又营造天下最盛佛寺为皇后祈福，临终前企盼和爱妻“魂其有知，当地下相会” 。仁寿四年七月文帝病逝，十月帝后合葬太陵，皇后谥曰文献。

人物生平

名门淑女

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44年），秦州刺史、河内郡公独孤信喜得第七女。当时社会普遍崇佛，独孤信也不例外，他给女儿取了一个极富佛教色彩的名字：伽罗，梵语为Tagara，意为香炉木、沉香木、奇楠香。谁也不曾料到，三十七年后，这个女孩将会掌控中国历史走向。

小伽罗的祖辈为依附拓跋鲜卑政权的代北匈奴贵族，为北魏勋臣八姓之一。父亲独孤信在北魏六镇起义时以自身军功登上政治舞台，曾协助宇文泰开创霸业，位列西魏八柱国、大司马，北周时进太保、卫国公。因容貌俊美风流，号“独孤郎”，留下“侧帽风流”典故；母亲崔夫人出自清河崔氏定著六房之一的郑州崔氏，为北魏永昌太守崔稚长子崔彦珍之女。清河崔氏是中古时期首屈一指的汉族政治文化门阀，世代重视德业儒教和文化传承，人材辈出，家族成员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立下过汗马功劳。

匈奴、鲜卑等民族有母系遗风，旧俗“妇持门户”，《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由于礼法束缚较弱，北朝妇人发挥才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独孤伽罗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同时，其母崔氏又为小伽罗烙上了深刻的汉文化印记。清河崔氏是一个学识深厚的文化世族，家族的文化教养在伽罗身上也有相当程度的体现，史载文献皇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见公卿有父母者，每为致礼焉”。独孤伽罗身上既有父系游牧民族之独立英气，亦有母系汉文化之博雅谦和，本身便是民族大融合之时代产物，是汉化了的鲜卑人。

伽罗生长的年代，中华大地分裂为几个对立的政权：东魏、西魏和南朝，诸政权之间战争频繁爆发，社会长期不得安定。出生于掌握核心政权的顶级权贵家庭，让聪慧的少女视线超出闺阁，锻炼出了不一般的勇气和胆识，开始关注这个特殊时代的天下局势与命运。

缘定三生

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独孤信看中了老友杨忠的嫡长子杨坚相有奇表、气质非凡，于是把十四岁的独孤伽罗嫁给了他。杨坚时年十七，小名“那罗延”，意为金刚力士。他性格深沉稳重，外表木讷而内心有大气魄，因从小在寺院长大，又养出了一股与众不同的威仪风姿。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贵族亲缘联姻。

少年郎杨坚此时初入仕途，又得配佳人，踌躇满志正欲有所作为，但命运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杨坚和伽罗结婚前夕，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月，西魏、北周的实际缔造者、关陇集团的核心凝聚人物宇文泰去世，遗命其侄宇文护辅政。在其主导下，宇文家族取代了西魏元氏政权，政治态度倾向西魏且位高权重的独孤信立场微妙。

小夫妻婚后月余，独孤信与北周权臣宇文护政斗失败被逼自尽，势力流散，妻儿也受牵连流放到蜀地多年，独孤家族从此退出权力中心，家道中衰。因杨家不肯依附宇文护，再加上与独孤信联姻的这层关系，导致杨坚不幸遭到池鱼之殃，他备受猜忌，连续八年原地踏步不得升职，甚至不时有性命之忧。

政斗的残酷阴影却没有影响这对小夫妻的感情。和杨坚的姻缘使独孤伽罗保留了贵族身份，免遭流放之罪，而家门巨变的阴影，又让丈夫对她更为爱怜有加。少年男女两情相悦，又有建功立业的共同理想志向。情到浓时，夫妻俩誓无异生之子，相约白头，永不变心。杨坚夫妇相继诞育有五子五女，携手走过了近五十年人生风雨。在杨坚一生风云诡谲的岁月中，爱妻伽罗始终是他最亲密的爱人、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

政治继续在杨坚夫妇面前充分展现其隐秘和黑暗的一面。宇文护攫取政权、废掉孝闵帝、毒死明帝，他那阴冷的目光不时瞄向杨家这条似乎也不太稳固的船，着实令人森然可怖。杨坚和妻子不得不相互鼓励，互商对策，以期逃避宇文护怀疑的目光，伽罗也一直保持低调谦恭作风，尽量为丈夫消祸。

所幸由于北周生存环境形势严峻，北有突厥骚扰侵犯、东有北齐虎视眈眈、南有南朝趁火打劫，杨坚的父亲杨忠骁勇善战，在北周一直拥有相当的地位。杨坚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和宇文皇室联姻，二弟杨整娶了宇文泰外甥之女尉迟氏、三弟杨慧娶了周武帝之妹顺阳公主。杨坚夫妇在父亲的大树羽翼之下暂得保全。

骑兽之势

父亲杨忠去世后不久，北周天和七年（公元572年），隐忍多年的周武帝宇文邕突然发动政变，铲除了权臣宇文护，杨坚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由于杨忠为北周元勋，父子俩又不曾依附宇文护，周武帝特意礼聘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其皇太子宇文赟之太子妃。

但阴影很快又笼罩在杨坚头上。因为杨坚相有奇表、气质突出，周武帝腹心臣僚王轨和齐王宇文宪对他有所猜忌，劝周武帝尽早除他，所幸周武帝并不信相面之言，杨坚行事也更加谨慎。周武帝倾全国之力吞灭了长期对峙的老对手高氏北齐，为统一中国做准备时，却得病英年早逝，其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杨丽华成为皇后。

周宣帝上台后，一反其父励精图治作风，行为乖张暴戾。为了抓紧权力，其引入岳父杨坚辅政。而杨坚虽然跻身到了政治权力最高阶层，但这位女婿实在凶狠残暴，他收拾了一批宗室、大臣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岳父。宇文赟一反成制相继册立四个皇后，与元配皇后杨丽华并匹；旋而，又欲赐杨后自尽。在杨家面临帝王的不测之怒、家族命运悬于千钧之重之时，危急关头，独孤伽罗一展其北方妇女的坚强风慨，毅然闯宫“诣阁陈谢，叩头流血”，使杨后得免于赐死之难而家族得免于株连之厄。

杨坚再度处于朝不保夕的危局，正谋外放试图保全性命时，长期处于非理性生活状态的宣帝在即位两年后暴病而亡。这时宣帝之子静帝年方九岁，最高皇权陷入真空。宣帝幸臣刘昉、郑译矫诏引外戚杨坚入宫辅政，试图通过操纵他掌控最高权力。

周宣帝的暴死几乎是命中注定让杨坚夫妇出头的机会。杨坚和独孤伽罗的人生始终都在政治险恶的惊涛骇浪中度过，由此也积累下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通过一番斗争，杨坚反制住宣帝幸臣，控制了中央权力中枢。此时，杨坚遇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生死抉择，他可以保存年幼的周帝，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权臣，减少北周旧臣的反对；也可以趁机取而代之代周自立，但这对根基薄弱的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一步不慎身死族灭的危险之事。何去何从，杨坚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独孤伽罗派心腹入宫向丈夫进言：“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她很可能吸取了宇文护的教训，与其做权臣身败名裂，不如干脆自己当皇帝，改朝换代、成一世之雄。妻子一句话点破了杨坚的处境，也给了杨坚最大的支持和鼓舞，他顿下决心：开基立隋。关键时刻，独孤伽罗巾帼不让须眉，表现出了果敢善断的政治家气魄。

盛世开皇

隋开皇元年二月十四日（公元581年），杨坚即皇帝位，建立隋朝，三天后即册独孤伽罗为皇后，从此夫妻呕心沥血为隋帝国的强大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心智与心血，独孤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君主终生保持有强烈影响力的后妃 [20]  。独孤皇后通达书史，聪明过人。每次隋文帝上朝，她必与之同辇而行，至殿阁而止，派宦官跟随而进沟通联络，“政有所失，随则匡正，多有弘益”。待到文帝下朝，她早已在等候，夫妻“相顾欣然”一起回宫，同起同居形影不离 [21]  。在平常生活中，她一有闲暇便手不释卷，学问不凡。隋文帝对这位爱妻是既宠爱又信服，几乎是言听计从，宫中同尊帝后为“二圣”。所以，开皇年间的政治决策，很难分得清哪些是隋文帝的主意，哪些是独孤皇后的的主意，而她的政治影响力也不仅限于影响隋文帝而已。

高熲父亲原来是独孤信家的宾客，在独孤家落难时，高家依然和独孤皇后保持了亲密的联系，高熲的才干和品德都很得独孤皇后赏识，故大力推荐给隋文帝。所以，当隋文帝建隋之初，就立即委以重任。而高熲位居首辅十余年，经历多次政治风浪，始终履险如夷、不动如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独孤皇后这一坚强靠山，以至隋文帝把他当家人看待。高熲地位的稳固，对隋朝具有重大的意义。换言之，高熲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最大程度地施展抱负、发挥才干，固然有赖于他强大的个人能力，但是，独孤皇后在宫中的支持与协助，应当也是重要因素。

在爱妻独孤伽罗的辅佐和支持下，隋文帝迅速稳定了政局，领导着以高熲为首的能臣干将们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影响深远的全面改革。他首先恢复汉制，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理念；北破突厥，重新建立起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新秩序；南平陈朝，统一了分裂将近四百年的中华大地，并且使政治上长期分裂导致经济、文化分裂的南北方初步开始融合；改革官制，正式确立分工明确的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开创科举制度，开始了打破世家门阀垄断政治、文化资源第一步；修订律法，废除大量酷刑，制定出影响之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开皇律》，首创死刑三奏而决制度；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文帝时期朝野丰足，隋朝国富程度历代瞩目……隋文帝完成的这一系列定万世之基、成富国强兵的宏大伟业，在职官、礼法、经济、文化、军事、公共工程等各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唐朝以及未来一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发展，史称“开皇之治”，独孤皇后对此功不可没。

废易青宫

开皇末年，独孤皇后在废长子皇太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的储君决策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隋文帝夫妇曾对长子皇太子杨勇寄予了很大的期待。但杨勇向来行事率性、不拘小节，与隋文帝夫妇一贯严正的作风相冲突。杨勇喜好声色，而东宫没有嫡子，尤其是不善待太子妃引起了独孤皇后强烈不满。杨勇这一系列行为严重违背了独孤皇后重视嫡长、重视世家门阀联姻关系、保证宗法权力的稳定过渡的政治理念，其后太子妃暴死更是加深母子裂痕，独孤皇后开始虑及身后权力转接的大政。

夫妻俩向来喜爱的次子晋王杨广，才智出众、素有抱负。杨广不仅在平陈统一战争中表现突出，之后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刚刚统一的江南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杨广“阴有夺宗之计”，苦心经营多年，他虽位高权重，但始终表现得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 。在皇太子和晋王表现此消彼长的权衡下，独孤皇后终于狠下心来，利用自身强大影响力策动了开皇世的易储大政。上以动至尊视听，下以揽权臣智力，竭其权智终至完成其“外预朝政”的最大之作。

但她无法料到的是她和文帝寄予厚望的杨广事实上务功之心强烈。因其急功近利、刚愎自我、行政刚猛，虽成就了隋帝国四海之威、大运河流波千年，但同时内削勋贵造成统治阶级离心叛变、对外用兵无度威信大失、对下滥用民力群盗蜂起，从而导致富强的隋朝二世而亡，因此不少史家学者也把隋亡责任归咎给独孤皇后。

客观来说，虽然独孤皇后参与选择的太子杨广最终被历史确认未能担当起让大隋长治久安的重任，但是，他的失败主要是当上皇帝以后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好大喜功的结果。他的这种性格，在当皇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仅以当时的情况而言，独孤皇后和隋文帝选择杨广，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 独孤伽罗易储是从为了巩固新的政权统治、维护本集团利益起点出发来考虑的,而不是一己之私。唐修《隋书》简单地将她的行为曲解为“心非均一，擅宠移嫡” [26]  的儿女私情，显然是不合理的。魏征在传论中批斥独孤后的逻辑起点乃在于李唐取而代之的隋炀帝杨广，杨广为帝自有其前后功过之辨，我们不能因为隋朝最后灭亡在杨广手中而以此作为贬斥独孤皇后的依据。

哀荣至极

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二十四日午夜，独孤皇后于永安宫奄然而逝，这对垂暮隋文帝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她的死标志着其大展宏图时代的结束。皇后崩年五十九，“年过五十不称夭”，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也不算低寿。然而时年六十二岁，和她整整做了四十五年夫妻的隋文帝仍像个热血冲动的热恋少年，纵情而放肆地追怀着他深爱的妻子，其用情之深、思恋之苦，实在让人不忍卒读。

也许是皇后从病发开始起，隋文帝早已失魂落魄得人尽皆知。皇后刚刚去世，非常善于把握上意的著作郎王劭立刻上书安慰文帝称：皇后是圣德仁爱的观世音菩萨下凡，她的死亡只是在诸天神佛的迎接中归位而已。隋文帝读后，“且悲且喜”。另一位天竺高僧同样声称皇后是被诸神佛迎接到西方阿弥陀净土，悲喜交集的隋文帝激动之下赐物两千余段。这种数额的赏赐一般只有身死王事、忠义节烈立下巨大功劳的人才能得到。要何等深厚的恩爱之情，才会让他傻傻地用这种不经之语来麻醉自己。

独孤皇后的丧事规格之高，是异常罕见的：皇后丧事由隋朝尚书左仆射（也就是宰相）杨素亲自负责。杨素不仅要统筹安排丧葬各项事宜，而他身为宰相居然带着人马日晒雨淋，亲自到荒郊野外之中为皇后寻找福地。不仅如此，选好地址为皇后建设山陵时，杨素也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凡事亲力亲为、辛苦不已，连隋文帝都被他感动了。隋文帝后来在表彰杨素的诏书中称，杨素为皇后寻访山陵办后事的功劳，比他南征北战平戎定寇的功绩还重要。杨素是平陈统一全国的一支主力，之后又转战江南各地两年多平叛，而且开皇末年数次出击突厥。也就是说，在隋文帝看来，皇后等同于他的人生功业。

皇后的丧仪史书没有记载细节，不过从佛教典籍里透露的一鳞半爪，可以想象当初葬礼的盛大。根据《续高僧传》等记载，“献后之丧，福事宏显”。皇后去世后，隋文帝即召高僧大德五十余人进宫，在皇宫内举行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宏大法会超度皇后亡魂，然后又讲《净名经》(即《维摩诘经》)，皇太子杨广亲临听讲，参加的大德皆为“四海宗师，一时翘楚”。据《续高僧传》记载，有善权、立身、智脱、慧海等。此外，汉王杨谅从晋阳带回高僧志念，自为施主，为母亲经营法祀。扬州的天台国清寺也为大行皇后举办法事祈福超度，隋文帝厚加赏赐。

隋朝为独孤皇后上谥号为“献”，根据《逸周书》对谥法的解释，献者：聪明睿智曰献、贤德有成曰献、智能翼君曰献。同年闰十月，隋文帝又做了一件相当震撼的举动：晚年迷信、已经62岁的他，决定亲自为妻送葬。术士萧吉劝谏和告诫道：“根据阴阳书，皇帝今年送葬对自身是不利的”。隋文帝却置之不理 [35]  。垂暮的他冒着严寒亲自奔波了数百里把爱妻送到太陵陵园。当初他把14岁的小新娘伽罗接回来，她从此成为了他血肉相融的一部分，如今阴阳两隔，他要陪着心爱的伽罗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病逝，十月帝后合葬太陵。大业年间，隋炀帝曾在太陵立寺为父母祈祷冥福。太陵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三畤原上的五泉镇王上村，陵寝至今犹存。经过考古勘探，证实了太陵确为文献所记载的“同坟而异穴”，也即帝后各自拥有独立墓室，位于同一封土之下。这表明礼制在尊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地位时，同时也注重家庭关系。

此情不渝

关于丧妻后的隋文帝，史书浓墨重彩渲染他和两位南国佳丽之间的香艳放纵。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穿过一千五百余载的漫漫光阴，搜寻到被尘封在发黄故纸堆里的那些锥心泣血的爱恋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古往今来最动人心魄的情语莫过于这一句。不是沧桑阅尽，不到晚霞朝露，又怎知情最难留、情之沉重？

自从开皇十五年岐州仁寿宫修成后，隋文帝夫妇就喜欢上了这座避暑离宫。从开皇十七年开始，隋文帝和皇后每年都是春天离开大兴去仁寿宫避暑，秋高气爽的九月底再回京城，甚至他们夫妇俩都是相继去世于此地。但皇后去世的第二年，仁寿宫空空荡荡，夫妇俩双飞双栖的情景已成往事。仁寿三年，文帝整年都呆在京城皇宫，不忍去爱妻离世之地触景伤情。

这一年，也就是在史书记载所谓“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文帝为其“所惑”的时候，隋文帝却一反自己勤俭朴素的作风，为纪念笃信佛教的爱妻独孤伽罗，并为其祈祷冥福，耗费巨资修建了一座天下最大的禅定寺。由于该寺规模太过壮丽，一直到隋炀帝时期才完工。禅定寺占地900余亩，面积60多万平方米，现今的故宫面积也不过72万平方米，史料亦称禅定寺“周闾等宫阙”。根据《长安志》等文献记载，禅定寺有一座“骇临云际”、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的七层木塔。 “按唐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约合100米，周长一百二十步约合72米。对比现存至今的唐代砖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结构塔高达百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佛教典籍记载，禅定寺建筑“堂盘万础、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园林建设得“如天苑”，时论都认为隋文帝修建这座寺院“工费极殚”，实在是奢侈太过。禅定寺不仅在当时是“举国崇盛莫有高者”、“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直到两百多年后的唐宣宗，他仍然认为禅定寺的规模和气势是“天下梵宫，高明寡匹”。隋大业元年（607年），隋炀帝在禅定寺西为父亲隋文帝立大禅定寺祈福，规模建制与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高度相埒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年），因为隋文帝曾自立法号称“总持”，又呼独孤皇后为“庄严”，故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 。

隋文帝一边建设禅定寺为皇后祈福，同时下诏有司备礼，诏全国各地120个大德高僧及其弟子赴京入住该寺。这是佛教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交流盛会。据《续高僧传》载，隋文帝召入禅定寺的高僧有荣法师、昙藏、僧凤、慧超、昙伦、明驭、法喜、慧斌、慧继、保恭、志念、慧因、净辩等。因为全国各地众多高僧的汇集，禅法、三论等同时讲习，各派交融，学风浓厚，禅定寺俨然成为大兴城中一大佛学中心。

不久之后，隋文帝的爱孙豫章王杨暕把中国唯一一颗释迦牟尼佛牙舍利献给祖父，隋文帝又把其供奉到追念皇后的禅定寺，并且派高僧法喜负责保管：“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跑到蜀地之时，仍然不忘带上这颗佛牙舍利，其珍贵可想而知。佛牙舍利几经流离，现今保存于北京西山灵光寺，已经是世界级的圣物了。

宫里追念皇后的佛事活动仍然在继续，文帝不仅亲临，而且陪着僧人们进行完全程。根据《续高僧传》记载，在一次进行为皇后述忏的佛事时，在场的文帝想起爱妻内心伤痛，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独孤皇后去世才一年多，丧妻后失魂落魄精神不振的文帝也一病不起了，临终前，时日无多的老皇帝温柔地抚摸着皇太子的头，对负责营建山陵的大臣何稠又似嘱托又似自白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曾经安葬了皇后，如今我也要死了，你同样要用心安置。嘱咐这么多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忘怀不了皇后啊！如果灵魂真的有知觉，一定要让我们夫妻在黄泉之下团聚。”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去世后，根据其遗愿与皇后合葬。

世事几度变迁、千年风云变幻，满座的宾客早早散了、巍峨的宫殿已成废墟，煌煌帝业化作薄薄几卷残章，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只有关中平原一个寂寞的荒冢中，夫妻相守历历千年。一千四百余年前，英雄和美人热烈而真挚的爱，纵使青史成灰，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