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包胥

人物生平

“兴楚”誓言

楚平王本来是有作为的君王，“息民五年”，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费无极作为太子建之少傅因不受太子建重用，便阴谋谗害太子建与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先劝说楚平王为太子建迎娶秦国公主，待到秦国公主来到楚国，又挑诱楚平王将公主据为己有。太子建因此也被发配到成父守边。费无极又谗言说太子建有怨言，要谋反，并责怪陷害太子建之太傅伍奢，并且企图将伍奢及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即伍子胥）一并杀害。伍尚入宫而与伍奢同死，伍子胥却出奔并立志为父兄报仇。

《左传·定公四年》载：“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通“覆”字）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申包胥没有责备伍子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实现自己的“义”（孝），谓之以“勉之！”既是申包胥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认同（春秋时期国君几乎就等于诸侯国，很难将诸侯国与国君区分开来，而且“君臣之义”较为淡泊，君臣反目相拭的情形很常见，这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对楚国复仇的故事。），也是对伍子胥能力的认同，更是对伍子胥的勉励。但是申包胥没有因为与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表明申包胥将对国家的忠诚视作“大义”，勇于肩负报效祖国的使命。申包胥选择先对伍子胥“勉之”（而不是“大义灭亲”，以除后患）再“我必能兴之”，这充分体现了申包胥内心的矛盾与坦然，对朋友、对国家都是执着的热情。

楚国危亡

伍子胥辗转奔波，最终来到了吴国，为公子光重用，并力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并献“扰楚疲楚”之计，对楚国进行轮番攻击。

而这个时候，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虽然诛杀了费无极，但是“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国语·楚语

下》），对外又欺凌小国，使楚国陷于孤立被动。

昭王十年（西元前506年）因子常的贪婪而羞辱唐、蔡两国国君，吴国趁机联合两国共同出兵，以伍子胥、孙武等为将，连战连胜，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

吴军进入郢都后，大肆抢掠。《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载“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榖梁传·定公四年》载“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可见，吴军进入郢都后为非作歹，给楚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伍子胥在郢都，也为了泄愤对已故楚平王“鞭尸”（对此史载不一，或言鞭尸、或言鞭墓）。

在这样的情况下，申包胥虽然“亡于山中”，但是还是派人劝诫伍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载：“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对伍子胥的劝诫，一方面表示了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理解，但是对于伍子胥“鞭尸”的过激行为表示惋惜（这样的行为只能泄愤，引起楚国人民的不满），同时希望伍子胥能够有所收敛，但是伍子胥却仍然一意孤行。

申包胥对伍子胥劝诫不成，只好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兴楚”的誓言。《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载：“棼冒勃苏曰：‘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嬴粮潜行……”

泣秦廷

申包胥究竟应该到那里去请求援助呢？当时的局势，只有秦国与晋国有实力帮助楚国击败吴国。而晋国与楚国长期争霸，吴国也是晋国扶植起来削弱楚国的；楚昭王是秦国公主所生，也就是秦哀公的外孙，秦国与楚国有着紧密亲缘关系，而且在春秋时期因为与晋国的关系长期保持联盟关系，因此也就只有秦国有实力、也能够帮助楚国复兴。在这样的情况下，申包胥没有失却冷静，表明申包胥具有较高的政治眼光。

申包胥“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一开始不被答应，申包胥便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

申包胥的忠诚与坚毅终于打动了并惊醒了秦哀公，秦哀公亲赋《无衣》，发战车五百乘，遣大夫子满、子虎救楚。吴国因受秦楚夹击，加之国内内乱而退兵。楚昭王复国后要封赏申包胥，他坚持不受，带一家老小逃进山中隐居。

力战“兴楚”

成功的搬来秦国的援军后，申包胥身先士卒与吴军交战。《左传·定公五年》载“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于沂。”

这时越国也从吴国的后方袭击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吴军连续遭遇失败，引发了内讧，“阖闾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史记·吴太伯世家》）

而更为重要的是，吴军的侵略行为与暴行，激起了了楚国上下的同仇敌忾。《榖梁传·定公四年》云：“昭王之军败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复立。”《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也载：“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

在如此形势下，吴军不得不退出楚国，楚国成功复兴。

应该说，楚国复兴的根本原因是楚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子西等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左司马戍宁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军民保护代死的场面，无一不闪烁着楚国军民恋乡爱国尊君的思想光辉。

不过，申包胥请来秦国援军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楚国的国力，吴国是难以吞并的，但是楚国若单凭自己之力，也难以那么快将吴军赶出国境，而申包胥请来秦国援军，身先士卒初战告捷，进而迫使吴国内乱，楚国得以迅速将吴军赶出国境，成功复兴。楚国复兴之后，很快就从失败的创伤中走出来，楚昭王二十年灭顿、灭胡，楚惠王十年灭陈、四十二年灭蔡、四十四年灭杞、“东侵，广地至泗上”，（《史记·楚世家》）依然保持了第一流强国的地位，进入战国后也是“战国七雄”中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申包胥在伍子胥出奔的时候表示“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在楚国真的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候，申包胥又以自己的行为践行了这一誓言。

拒赏

楚国历经艰难，终于成功复兴，申包胥也践行了“兴楚”的誓言，楚昭王论功行赏，认为申包胥忠勇可嘉“封之以荆五千户”（《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但是申包胥却不认为自己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辞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左传·定公五年》）申包胥一方面表明，自己的作为都是尽一个臣子的本分；另一方面“吾尤子旗”(子旗帮助楚平王登上王位，被任为令尹，次年，与人勾结，贪求无厌，被楚平王杀死。)，通过表明自己痛恨子旗来表达自己淡泊名利。

据说楚昭王想以命令的方式让申包胥节士，但是申包胥“遂逃赏。”（《左传·定公五年》）楚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闾曰“忠臣之门”。

对于申包胥的逃赏，《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七回《泣秦庭申包胥借兵，退吴师楚昭王返国》予以加工解释：“（申包胥谓其妻曰）吾始为朋友之义，不泄子胥之谋，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实耻之！”其实是以当时的观念去理解申包胥的作为，没有把握好申包胥的形象。在申包胥那个时代，复仇之风是很盛行的，而且是很受赞扬的，但是忠义观念却有所欠缺，才会有那么多人才为他国效力，并且因为国君而仇怨自己所出生的诸侯国的事情也常见，申包胥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对楚国复仇的故事。申包胥“不泄子胥之谋”在那时看来是值得称赞的“义举”，不能说申包胥是为“小义”而误“大义”。

使于越

申包胥虽然“逃赏”，但是没有忘记自己对楚国的忠诚，在“逃赏”近三十年之后（《左传》载申包胥“逃赏”的时间是鲁定公五年即西元前505年，而《吴越春秋》所载申包胥出使越国的时间是勾践二十一年即西元前476年。）出使越国，坚定勾践伐吴决心并教句践以“智、仁、勇”三策。

申包胥先是以激将法，分析吴国正盛，试探越王句践伐吴的决心，再问句践何以战，最后点出“智、仁、勇”三策，可见，申包胥是一位眼光深远、善于剖析利害的战略家。

申包胥对勾践的教诲，对于勾践灭吴有较大的帮助，《国语·吴语》随后载句践言“吾问于王孙包胥，既命孤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申包胥实现了楚国对吴国的报仇。

身世谜团

申包胥身世有三种说法：一为三皇之首包羲后裔王孙名包胥姓包，封于申，史称申包胥，又称王孙包胥；二为黄帝子孙芬冒后裔名芬冒勃苏姓熊；三为神农后裔名申包胥姓申。还需申包胥后裔包姓与熊姓申姓三姓后裔，做基因鉴定决定包胥的正确身世。

相关史籍记载见《史记正义·秦本纪》、《左传·定公五年》、《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左传·定公五年》、《国语·吴语》

历史评价

春秋时代是“乱臣贼子”迭出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却涌现出申包胥这样一个执着、忘我的爱国忠臣，正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个那个时代，更照亮了中国历史。

当好友伍子胥言“我必覆楚”时，申包胥则谓“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申包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实现他的“义”，而是去践行一个更大的“义”——对国家的忠诚。

在楚国国都陷落、昭王出奔，申包胥“不受命”就一个人来到秦国请求援助 “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秦哀公没有立即答应，于是“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终于打动了“素沉湎，不恤国事”的秦哀公。可见，申包胥对于国家的忠诚是执着而又热烈的，到了完全不顾自己生死的地步。

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兴楚成功后，申包胥简单的以“非为身、非为名、非卖勇”婉拒昭王的赏赐并退隐。从申包胥先前的作为来看，断不会贪图名利，且楚昭王是一个较为贤明仁善的君王，申包胥功成身退，可知不是出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原因，而是出于真心。这表明申包胥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尽自己的一份职责，是出于对祖国的真心的忠诚。而在时隔近三十年后，又不辞劳苦出使越国，为越国灭吴做出了贡献。

在那个“礼乐崩坏”，臣弑君、子弑父的时代，在那个各国人才为了自己的恩怨或者施展抱负纷纷游走他国的年代，申包胥始终尽忠于自己的祖国——楚国，以自己的行为诠释了“忠”的涵义，为后世确立了一个忠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