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

　　姚崇(公元605年—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则天朝以字行，时突厥叱利元崇发动叛乱，武则天不喜姚崇与叱利同名“元崇”，乃改名元之。玄宗朝为了避讳“开元”的“元”字，复改为单名姚崇。他在武周、睿宗、玄宗三朝为相，皆兼兵部。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姚崇在武则天朝以门荫出身为仕。任孝敬挽郎职时，应“下笔成章”科举，授为濮州(今河南范县南之濮城东)司仓。曾先后五次担任则天朝的夏官(兵部)郎中。当时契丹侵扰河北，战务繁忙，军书积压特多，原夏官处理文书极慢。姚崇上任后，“剖析若流”，以极快的速度处理得井然有序，武则天甚为惊奇，越级提升为兵部侍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义擢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酷吏周兴与来俊臣伏法之后，武则天在一次廷议中提出：“周、来二人勘案时期，朝中反逆特多；二人死后朝中无反逆之事。以前定的反逆案应无枉屈，不然为什么无人-辩屈呢？”对这一敏感问题，朝臣无人敢说实话，怕惹祸上身，身家难保。唯姚崇挺身而出，抗颜争辩说：“从垂拱(公元685年)以后，被定为叛逆而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在严刑逼供下诬谄致死的。告密的人为了邀功请赏，编造谎言，天下之人称为‘罗织’，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残暴行径，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严重得多。陛下也曾派近臣了解狱囚的真实情况，所派近臣本人身家难保，他怎敢据实上报推翻周兴、来俊臣的判决呢？受害人自己只能含冤负屈，稍有异词即遭毒手，将军张虔勗、李安静二人翻供被杀不就是例证么？我以全家近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任朝臣之中没有一个犯叛逆之罪的。”姚崇这一义正辞严的抗辩，不仅满朝文武对他感激涕零，连武则天也深为叹服。她说：“以前的宰相，怕负责任，遇事敷衍，不报实情，使我陷入严刑峻法的残暴境地，只有姚卿敢说实话，甚合我的心意。”即刻遣中使赐银一千两，以资鼓励。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桓彦范谋诛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恰好姚崇视察军情返回长安，遂参预其谋。这次行动的结果是二张被杀，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出。正在朝堂庆贺之时，百官无不欢欣雀跃，共庆李唐国运重开，皇统有继，而姚崇一人却潜然泪卜，极为伤感。张柬之、桓彦范对他说：“今天岂是哭泣的日子，恐怕你祸将临头。”姚崇说：“我事奉则天多年，一朝离去，感情一下子难于割舍。昨天我参预你们诛二张之谋，是臣子应尽之责；今天辞别旧主而哭泣，也是一个臣子应有的节操。若因这次的哭泣而遭惩罚，我也心甘情愿。”行为磊落，委实感人。不久贬为毫州刺史，转常州刺史。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睿宗李旦即位，又召姚崇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不久又升为中书令即宰相之职。其时李隆基为东宫太子，而操纵朝廷大权除李隆基姑母太平公主之外，尚有李隆基兄弟宋王李成器、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等人。他们身居要职，掌握兵权，朝廷大臣均认为宗室干政对朝廷政局不利。姚崇与宋璟等人密奏睿宗应把太平公主逐出长安迁往东都洛阳居住，而宋王、岐王、薛王三人则均迁为外州刺史。这本是为李唐王朝长治久安的安邦妙策，不料睿崇昏庸极盛，竟将此语面告太平公主，于是搅得天翻地覆，东宫太子亦涉与谋之嫌。李隆基为了平息风波，乃上表责称姚崇宋璟离间他姑侄、兄弟之情，请睿宗贬逐二人为外州刺史。此举名为贬逐，实是李隆基保护二人，怕他们在朝中遭太平公主的暗算。姚崇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南)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再迁淮南按察使。在这些地方任上，他为政简肃清廉，百姓及地方官吏为他立碑纪德，甚得好评。
　　姚崇施展抱负，风虎云龙，还是玄宗登基后的开元为相时期。玄宗贬逐兵部尚书郭元振之后，即召令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为紫微令。姚崇在执政之先曾与玄宗约定十件大事，如以仁义治天下，数十年内不求边功让百姓休养生息，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职，废止破格滥用官吏，以法制抑压佞倖之徒，公卿、方镇、戚里不得贡献求媚，全国不得再增建寺庙宫殿，广开言路接受臣下谏诤，严格杜绝外戚干政。这十大建议基本被玄宗所接受，陆续施行。姚崇在开元时期为相处理的第一件事是勒令僧徒还俗。中宗朝佛教泛滥，公主及外戚度人为僧为尼者甚多。开始还基于佛教信仰，无可厚非，后来有些富户强丁以寺庙做为逃赋逃役的避风港，成为国家之害。姚崇表奏玄宗说：“一个人只要做到内心慈悲善良，使苍生百姓得到安乐，即是皈依佛法。用不着妄度0人，破坏朝廷正法。”玄宗接受他的意见，令枉度的伪滥僧徒还俗者12000多人，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增加了社会劳力，于国于民，均称益举。
　　玄宗即位以后，以为政清明为目标，姚崇独当重任，对一切政务处置得当，且雷厉风行，深得玄宗信任。但是他儿子姚彝、姚异，喜与宾客往来，接受宾客馈赠，招致朝臣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影响姚崇的声誉。他的同僚中书赵诲，深得姚的信赖，在一次接待中私受“蕃人”珍贵礼品，遭到玄宗究问，下狱处死。姚崇一方面承认赵诲有罪，一面又设法营救，玄宗对此十分恼怒。姚崇自此忧惧不安，多次向玄宗提出解职归田的请求，并推荐宋璟以自代。玄宗因之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以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让他归养。
　　姚崇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病逝，年72岁。逝世前，他立下遗嘱，阐明信佛之害，不许子孙为他延请僧道，追荐冥福。临终时，叮嘱诸子：“我任宰相多年，所言所行，多可传诵后世。死后的碑文，不是著名文家不写。当今文坛巨匠，首推张说(音yuè)，我和他素不相睦，若去特地求他为我撰写碑文，他必然不从其请。我留下一计，在我灵座之前，陈设珍贵玩物，俟张说来吊奠，细察其情。他若见到这些珍玩，不屑一顾而去，是他记挂前仇，防他报复，汝等速离此地回归乡里。倘他逐件玩弄，有爱慕之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赠。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刻于石碑，并将原稿进呈皇帝御览。我料张说性贪珍宝，使其利令智昏必然就范。切记照此办理，以快为妙。他必事后追悔索回文稿。果能如我所料想的那样，碑文中一定赞誉我的平生功业，后想寻隙报复，难免自陷矛盾之境，没法寻衅了。”姚崇之子彝、异等人谨记父命，遍讣丧文，设灵接受百官吊唁。张说入朝奏事闻姚已殁，顺道往吊。姚崇诸子依父命早已摆列珍玩，张说入吊后，双手扶摩诸物，极表爱慕之意。姚彝等人当即叩请说：“先父曾有遗命，谓同僚密友肯为撰写碑文者，当以遗珍相赠。大人乃当代文坛耆宿，倘若不吝赐文，以记先父之履历，当以诸物相赠。”张说欣然允诺，彝等促其从速撰写。张说兴致极佳，当即撰文，为姚崇写了一篇淋漓尽致的颂德文章。文一落笔，姚家就送来珍玩，取走碑文，连夜雇请石工，刻之于石，并即日将原文进呈御览。玄宗看了铭文，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似此贤相，不可无此贤文。”张说一天以后，省悟过来，暗想自己与姚崇有隙，多年不睦，如何反去颂扬其德呢？连忙派人索还原稿，托言文字草率，须加工润色。不料使者回报已刻成碑文，并呈御览。张说连连顿足叹息说：“这是姚崇的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计，真觉羞愧啊！”
　　姚崇死后，谥太子太保。他三次入相，皆兼兵部尚书，对于唐朝国力之强盛，开元政治之清明贡献巨大。他为政注意选人才、罢冗职、立制度、择百官、汰僧道、抑权贵、奖农桑、设屯戍等等政绩，无不为世称道。他与宋璟并称“姚宋”，同为后世称誉的良相。“开元之治”有他规划、经营之力，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