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简介：一匡天下齐国宰辅管仲的故事
管仲
第一节 辅佐桓公，建立霸权
管仲（约公元前730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曾辅佐齐桓公建立中原霸权。《史记》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他是我国奴隶社会后期第一个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大政治家，也是对我国战略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军事谋略家。管仲出生于颍上（安徽颍水之滨），是周王同族姬姓之后，幼年受过学校教育，属于"士"的阶层。因家贫，青年时曾与知友鲍叔牙在南阳（山东泰山以南、汶河 以北地区）从事商贾。由于长期活动于社会下层，所以对各阶层民众的疾苦比较了解。齐襄公时，二人同在齐国公室任侍臣。襄公淫乱暴虐，其两弟避乱出国。管仲 随子纠奔鲁（山东曲阜），鲍叔牙随小白奔莒（山东莒县）。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次年，无知又为大夫雍廪所杀，齐国一时出现 无君状态。亲子纠的大夫们，与鲁庄公立盟，约定以子纠为君；亲小白的大夫高俣等，派人至莒送信，让小白速归。鲁国派军护送子纠返齐，并派管仲率兵截击小 白。战斗中，小白被管仲射中带钩后佯装死去，管仲误认为真，驰报子纠。护送的鲁军认为小白既死，无人能与子纠争位，遂按正常速度赴齐。小白却昼夜兼程赶回 齐都临淄，在大贵族高氏、国氏拥戴下即位为君，即齐桓公。鲁庄公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攻齐，两军战于乾时（山东桓台东时水支流），鲁军战败。在齐国胁迫 下，鲁庄公杀子纠并囚送管仲返齐。小白因射钩之仇，原欲杀管仲。鲍叔牙建议说："君将治齐，即高俣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在国、国 重。"小白听从了鲍叔牙的意见，未记旧仇，"厚礼以为大夫"。小白因鲍叔追随自己多年功高，欲使其为相。鲍叔牙却推荐管仲，说自己在惠民、治国以及统帅军 队、指挥作战等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所以应该让管仲为相。因而，小白又任管仲为相，主持国务。管仲根据小白谋求中原霸主的政治目的，针对当时国内外的具体 情况，制订了图霸的战略方针及相应措施，对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管仲为小白设计的图霸蓝图，是一个长期 而又具有阶段性的国家战略，其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先富国强兵，然后才能向外发展。小白虽然因信任鲍叔牙而重用管仲，但开始时并未完全相信管仲之言，他错误 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已够雄厚，又因乾时之战获得胜利，就得出了鲁军战斗力不强的结论，拒绝了管仲认为不能过早地向鲁这样的大国 进攻的正确意见，于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出兵攻鲁，战于长勺（山东莱芜吐绦口镇东杓山）。鲁军采用后发制人的战术，击败齐军。小白仍未接受 教训，当年夏，又联合宋军共同攻鲁。当时齐、宋联军已接近鲁都。鲁大夫公子偃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向战斗力较强的宋军进攻，为在心理上威慑敌军，还 使用了以虎皮蒙于马身，向宋军突袭的战术，在乘丘（山东兖州东）大败宋军。此时齐军已进至郎（山东兖州西北），见宋军败退，自己已成孤军，才"知难而 退"，撤回齐国。经过两次军事上的挫折以后，小白才比较清醒，决定不急于求成，完全接受了管仲的战略方针。
经管仲数年的经营，齐国一 方面深化国内的各项改革，增强战争潜力；一方面灭掉邻近的小国谭（山东济南东南）、遂（山东宁阳西北）等，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和战争实力，又数次与诸侯会 盟，并于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争取与鲁国结盟，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威望日益增高。至桓公六年齐攻宋时，不仅陈、曹等小国参加，周王也派大夫单父参加， 这等于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所以《史记》说：桓公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此后，管仲又辅佐桓公小白，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以战争和会盟等手段，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齐国的霸主地位与控制范围。主要的军事行动共四次：
——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山戎攻燕，燕求救于齐，小白率军与燕军协同作战，击败山戎。齐军跟踪追击，又连续击败了孤竹（河北卢龙）、令支（河北迁安）两国，约一年方回国。
——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狄攻邢（河北邢台）小白率齐、宋、曹三国之军援邢，未至而邢已溃，邢人逃入齐军营中，小白帮其迁居于夷仪（山东聊城西南），重建邢国。
——桓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58年），小白率诸侯联军在楚丘（河南滑县东）筑城，重建前年被狄所灭亡的卫国。
——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小白率八国联军击蔡，因楚曾于去年攻郑，故在败蔡之后向楚进军。在陉（河南漯河东）与楚军相遇。由于双方都不愿冒险决战，在召陵（河南偃城东）会盟后撤军。
以上四事，就是历史上大事渲染的"尊王室，攘夷狄，继绝世，举废国"。
桓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49年），戎军进攻周都。次年，小白派管仲至周都做调解人，为周与戎说和。此时，齐桓公的霸权基本上已达高峰。至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死，两年后小白也去世，群子争立，齐国内乱，齐桓公小白与管仲创建的霸业，也随之结束。
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的霸业，从主观上看，目的是维护和扩大其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谓"继绝世，举废国"，不过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管子·小匡》说： "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背叛）而归之。"《管子·七法》说："胜一而服百，则天下畏之矣，立 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实际上，对实力较强或暂时还不利于吃掉的大国，或以仁义面貌出现，虽胜而不取，或尽可能避免决战；但对实力微弱的小国，却并不讲 仁义，而是尽可能兼并。据《荀子·仲尼》说："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国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伯、子、男逐次差降）。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 小，何以至焉？"这种说法，完全符合春秋的历史实际。
从客观上看，从历史的长远发展看，管仲几十年的图霸活动，总的是顺应了王室衰 微、大国崛起的形势，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齐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吞并了三十多个小国，统一了山东东部和北 部的局部地区，为以后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其次是联合诸侯反对文化较落后的狄、夷等族的掠夺战争，有利于保卫中原先进的文化不被破坏；再次是多次会盟， 相对减少了一些战争，增加了经济、文化交流，这既符合齐国发展商业的利益，也符合日益发展的经济，要求改变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的需要，有利于打破经济壁 垒，发展中原经济，并对民族融合起促进作用。
第二节 致力改革，注重实效
在我国古代，伯、霸二字，从字义上讲是一样的。所谓霸，不过是诸侯之长而已；但从历史实际上 看，则所有霸权，无不是以武力为后盾，以战争为手段建立的。管仲在齐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围绕着图霸这个总目的而进行的，因而，它既是政略，也是战 略。管仲的图霸战略总方针，是先内后外，先富国强兵，团结内部，然后"兵出乎境外"，以武力建立霸权。管仲的战略措施，对内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经济改革
对农业改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将"公田"分为"份地"，变集体耕作为个体经营，并根据土质好坏划分等级，按一定的比 例上交产品。这对奴隶制生产关系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封建土地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手工业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冶铁、煮盐、采铜以及山林资源 等，一律由国家经营，但在管理制度上，不再是派贵族率奴隶生产，认为"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不守"，而是让小奴隶主、士和庶人等去经营，按比例征税，据后人追 述说："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对商业采用"重农同时也重视商业""通货积财"的政策。管仲以商人的敏锐眼光，认识到"无市则民乏"的道理，大力开展市场 贸易，并"使民鬻之四方"，把齐国生产的盐，运至内陆各国出售，换回铜等金属，以制造兵器。据记载，曾一次就"得成金万一千余金"。
（2）政治改革
实行"叁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策，强调专业分工。将国都之民，划分成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工商之民，不服兵役，世 守其业。将鄙野之民，划分为五属，每属九万家，编为邑（三十家）、率（三百家）、乡（三千家）、县（九千家）、属五级进行管理，以加强统治。在任用统治官 员上，建立荐举人才的制度。各乡、属长官要向国家荐举仁义孝悌之贤和勇力出众之人才，有而不荐，谓之"蔽才"，要受刑事处分；同时也建立了监督制度，乡、 属长官要将治下不孝不悌和不听从命令的人向上报告，有而不报，谓之"下比"，也要受到刑事处分。这种组织形式及任用人才的方式，与西周分封的统治方式和宗 法制度的世卿世禄制已大不相同，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政体转变。
（3）军事改革
在兵役制度方面，与政治改革密切结 合，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和职业兵性质的世兵制。西周时期，国人所受的经济剥削比庶人轻，他们轮流应召服兵役。进入春秋以后，战争、观兵及盟会等军事活 动大为增加，不仅造成大批人员伤亡，而且经常影响国人耕种，服兵役要自备军服、口粮和马草等军事物资，这就更加使国人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各国 都普遍建立起常备军，大量国人长期在营服役，更造成国人的贫困和流亡。国人的分化和没落，当然要削弱诸侯和贵族们的军事实力。管仲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将国 人中适合服兵役的士，单独划为一个阶层，与工人、商人分区居住，不准搬迁，专服兵役，世代相传。这样就可以保证有充足、固定的兵源。十五个乡的士，皆分有 份田，但不担负赋税，只服兵役。任伍长以上的初级军官，就可以专食田禄，不参加生产。在营服役的士，可以安心服役，未服现役的士，也有充裕的时间研究战法 和学习技术。而且隶属关系固定，将乡的地方组织与军队编制统一起来。十五个乡按轨（五家）、里（五十家）、连（二百家）、乡（二千家）四级编组，军队同样 也分为伍（五人）、小戎（五十人）、连（二百人）、旅（二千人）四级编制。每家出一人，一乡二千人为一旅，五旅为一军，共一万人。十五乡出兵三万人。桓公 小白与拥戴他上台的大贵族高氏、国氏各领一军（五乡）。由于军士"世同居，少同游"，官兵相互熟悉了解，又有乡里之情，所以"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 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自然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经过上述各种改革，齐国在经济上增加了生产，政治上加强了中 央集权，军事上完成了战争准备，管仲遂以武力为后盾，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开始向外扩展；当时王室虽已衰微，但毕竟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和宗法上的大 宗，在诸侯，特别是中、小诸侯心中，还有一定的影响。管仲接受了郑庄公姬寤生因与周王作战而失去诸侯同情的教训，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还是有相当的号召 力的。狄、夷等族不断向中原文化发达的地区发展、掠夺，确使一些弱小国家产生惶恐。他们自己无力抵御，周天子也无力领导各国组织抗击。因而这时谁有足够的 军事实力来领导各国共同抗击夷苎的攻掠，谁就当然地会得到中、小国家的拥护。总之，管仲的图霸战略和其措施，是符合当时中原形势的客观实际的。雄厚的军事 实力，有限的战争手段，加上合乎时宜的政治口号，是管仲成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军事思想，可称大家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名著，战国末期即已行世。韩非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 《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时刘向曾加以整理，成八十六篇，今仅存七十六篇。书中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著者托名 管仲，实际上并非管仲所作。史学家认为"《管子》不仅不是管仲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 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有的还进一步指出，《管子》内容，"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刘 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管仲相齐，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管仲学派的学者们， 记述了管仲的言行，继承了管仲的思想，但在相传过程中，也以管仲的名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就这样不断地增加和丰富管仲学派的理论，再加上秦汉时掺入的其他 作品，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管子》。不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否定《管子》书中包含有管仲的原始思想。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记述的管仲言行， 我们认为《管子》在军事方面所反映的管仲思想，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1）朴素地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
管仲不 但继承并发展了吕尚的战争观——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重要影响，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对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影响。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 上，他认为"夫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政之所兴，以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如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至 于"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由此而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然后才能谈到战争。他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还曾说："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为兵 之数，在乎聚财"，"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征服）天下"。总之，他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由于春秋初期社会 生产力的水平较低，军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战争的规模也较小，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太高，只要有粮食和冷兵器，就可以进行战争。所以管仲的认识，也还 是狭隘而不全面的，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论如何不全面，在两千六百多 年前能够有这样的军事思想，已经是极为可贵的了。当然，还必须看到，管仲的利民、富民政策，是为了巩固齐国奴隶制度的统治，是为了图谋霸主地位以控制更大 的地区，绝不是为了民众、特别是奴隶们的利益而实行的。这从《管子·侈縻》"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中奥妙。这就是说，让民众的生 活富裕起来，就不会听从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和驱使，但吃不饱就不懂羞耻，不但作战不勇敢（孔子就说过"知耻近乎勇"），甚至可能要造反。所谓利民，实质是 让被统治阶级的民众，既饿不着、也撑不着，仅仅限于能维持最低生活的温饱就可以了，其他当然都是奴隶主贵族的。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谋略，但绝不能 因此而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更不能认为这种手段比残酷迫害民众更具有欺骗性。
（2）初步地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反对废兵，
主张慎战管仲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谋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开始认识 到战争不可避免，军队不能废除，所以他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 这种认识，是符合春秋大国争霸的社会实际，符合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管仲又竭力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他说："数战则士罢 （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所以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他对战争的主张是"至善不 战，其次一也"，也就是最好能不战而胜，如非用战争手段不可，则要求一战而定。这与以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相同，也与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巴兹 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根据西方世界二千五百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精神，有某些相通之处。
综观管仲 相齐的几十年中，除了对小国毫不留情地予以吞并外，对于一些大国，确实是尽量将战斗行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特别对实力雄厚的大国，更是尽可能地避免进行没 有把握的决战。例如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攻蔡伐楚之役，本来是因为楚攻郑引起的，郑是齐的盟国。齐身为霸主不能不救，所以才率领八国联军远道伐 楚。但当楚成王派人质问小白为什么向楚进攻时，管仲却根本不提救郑伐楚的本意，却以尊王为幌子，说什么"尔贡包茅不入"等空洞的话。实际上是因为自称"蛮 夷"的楚国，虽然也在小白"攘"的范围之内，但此时已灭掉了申、邓、息等大批小国，占有了江汉广大地域，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军事实力非常雄厚，齐国并不具 备一战而定的力量与把握，这次向楚进军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才表面上摆出要交战的架势，但内心并不愿冒险进行无把握的决战，才"环顾 左右而言他"。楚国当时也同样不愿冒险与中原霸主率领的联军进行决战，于是以承担"贡包茅"为辞，作了一点名义上的让步，终以召陵结盟结束了这场危机，这 是管仲慎战思想的体现，比西周"仁义之师"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3）认识到物质因素的重要作用，重视军队训
练、纪律，强调武器装备精良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尽管在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种类上，古代和现在迥然不同，但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要素，军队的数量质量、武器装备 以及后备兵源、战略资源等，则大致相同。从管仲的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已开始有所认识。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重视军队的战术训练及纪律，一 方面又特别强调武器装备要充足、精良。管仲创建"叁其国"制度，将士家集中在一起居住，并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规定"处士必于闲燕"，就是为了便于训练， 有利于提高后备兵员的素质及战斗技术水平。他认为"且以田猎（以狩猎形式实施实兵演习），因以赏罚（通过实兵演习培养士兵组织纪律观念），则百姓通于军事 矣"。而且军士们"旦昔（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成为实际上的世兵制。对于在军 服役的人员，他要求能熟练"三官"、"五教"、"九章"和"十器"，也就是要求熟悉鼓、金、旗等各种指挥信号，按照信号准确地进行各种队列动作，并能在不 同的气象、地形条件下进行野战动作，以及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
管仲认为"备具（武器装备）胜之源（胜利的根本）"，"交物因方（考 校武器要符合设计方案），则械器备"，"备具无常（不好），无方应也"。他提出要"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武以练，精锐为右（为上等），成器 不课不用（制成的兵器不经检查不能用），不试不藏（不试验合格不入库）"。此外，管仲还实行了"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允许罪人按罪行轻重上缴兵器 或金属赎罪，以增加国家武器装备的储存量。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要求武器装备必须精良的第一个人。
（4）对军事史的贡献
春秋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因素日益增长的过渡时代。管仲是第一个向奴隶制发难、进行带有封建制因素改革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由于他在政治方面的知名度掩盖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所以一般都只称管仲为政治家。其实，他对我国军事史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首先，他将经济因素纳入到战略范畴之内，使我国的古代战略学又前进了一步。众所周知，战略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或影响、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而见之于主观的产 物。战争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是自有战争以来就如此的客观存在，但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春秋以前的军事家们，对构成战略基础的政治 因素和精神因素，已逐渐有了认识，并在制订自己的战略时予以考虑和运用，但对经济因素，还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曾经像管仲一样明确、具体地阐述它与战争的内 在联系。管仲的这一学说和实践，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学的内容。在此之前，战争的主要对手多是只有一个，进入春秋之后，大国崛起，为了开拓疆域或保存自 己，各国都竞相充实军力和寻求外界支援力量。管仲的"尊王攘夷"，是政治口号，也是外交原则，开了以外交手段配合战略的先河。
其次，管仲创建的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对我国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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