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以“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的诗赋创作，在西晋文坛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他的《三都赋》留下“洛阳纸贵”的佳话。因曹魏、西晋皆建都洛阳，很易造成三都之“魏都”以描写都城洛阳为主的误会。但正是这一易于产生误会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左思《三都赋》为何不以洛阳为主，而选择了作为陪都的邺都?又为何造成写邺都而“洛阳”为之纸贵的轰动效应?皇甫谧《三都赋序》言左思创作《三都赋》的目的是“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由此可见，左思选择与描写的邺都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本文拟从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文化地理观、征实的创作倾向，探究《魏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并对“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左思《三都赋》晋承魏统的正统观与邺都的选择

　　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涉及左思创作《三都赋》主旨及目的。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指出。《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①[1]7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言：“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2]卷五一，378“是非”是什么?“众惑”又表现在哪里?臧荣绪及李善均未说明，王鸣盛显受启发，明言“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看来在或“抑”或“申”魏、蜀、吴三都问题上是有争论的，而左思作《三都赋》的目的是“申”三国时的“魏都”并借此表现“晋承魏统”，有明显的现实用意。

　　就《三都赋》文本本身来看，王鸣盛的观点是成立的。《蜀都赋》在描写的过程中，有两处笔墨值得注意：一是开篇在夸耀蜀都之前，西蜀公子所言“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天文地理，九州各有其域，万国杂列其中。曹魏之前，周汉都城皆在河洛，即“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西蜀公子在具体夸耀“蜀都之事”前言及此事，有为蜀都争“帝皇之宅”与“王者之里”的用意。二是赋文结尾在述及蜀地人杰地灵、公孙述与刘备称帝自王后言：“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最后总括一句：“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因此赋是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对话，故此处的“兼诸夏之富有”系指东吴，东吴既然兼有，暗指西蜀之缺失。

　　那么，东吴所兼何指呢?诸夏指中原，“富有”语出《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唐孔颖达曰：“以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所以谓之大业。”[3]78《文选集注》引《抄》曰：“言虽有中国富多所有，亦不如我蜀之无赀量也。”[4]79把“富有”理解为物质上的，恐失之于偏。从《吴都赋》来看，吴之于蜀，相对而言，其历史文化悠久，有周太伯、延陵季子之余风，此“富有”更多指向文化传承上的“富有”。但在西蜀公子看来，在两汉之际与汉末三国时代，蜀地成就了公孙述与刘备的帝王之业，特别是刘备，作为汉室刘氏之后，西蜀公子称其为“刘宗”，有延续汉室帝脉的意味，故云吴“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即蜀都的地位无可限量。

　　

　　继《蜀都赋》后的《吴都赋》，东吴王孙批驳西蜀公子之言，一方面追溯历史，以吴为舜及秦皇汉武游历之地，而蜀没有王者遗迹可观;另一方面，蜀地虽有山川之阻，但从“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蜀地实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这为东吴王孙的夸吴提供了前提。与西蜀公子一样，东吴王孙也落入夸耀东吴“巨丽”的套路，只不过在此之前，东吴王孙首先祭起了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高节克让的大旗，这是蜀地所不具备的文化遗产。而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谦让之风以及吴王阖闾与吴王夫差的霸业，更足以说明东吴悠久的文化历史与王者风范。这样的条件即使与中原相比，物质上也令中原贵其宝丽;人文与文化上，舜禹南巡没齿忘归，说明东吴奇丽的山川对舜禹这样的圣人的吸引力。由此亦可见西蜀与东吴的巨大差异，正如萤火之光与太阳无法相提并论。

　　上文言及，西蜀公子曾说蜀地山川险阻，“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称刘备为“刘宗”，显然有视西蜀为汉室血脉的用意。而东吴王孙虽未明显作出批驳，但从他言“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将“刘宗”改为“诸葛”，很显然并不承认西蜀公子“血脉”正统的观点。《魏都赋》中也出现“刘宗”一词，即魏国先生所说的“刘宗委驭，巽其神器”，而此“刘宗”是指汉献帝而非刘备，因而，魏国先生也不把刘备当作汉室的正统血脉。如果我们将西蜀公子的观点概括为“汉蜀血脉正统论”的话，那么，对东吴王孙的言论我们可以用“周吴文化正统论”代之。而“周吴文化正统论”不仅仅是一种遥远的文化传承，而且从东吴王孙强调的周太伯与延陵季子之谦让之风来看，对曹魏假禅让之名篡夺神器的做法无疑也是一种嘲讽。

　　不论是西蜀的血脉正统观还是东吴的文化正统观，两者都与周汉政治和文化相连。曹魏在这两方面不能求得理论支持，唯有以禅让即天命的方式，突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曹魏政权的真正建立虽始于曹丕，但从禅让的角度论曹魏的正统，为了突出曹魏应天承命所具备的政治实绩，就不得不从曹操封魏王、开基业写起。具体到都城，曹操在封地魏国建立的邺都无疑比洛阳承载着更多的政治业绩与文化内涵。因而，贯穿《魏都赋》的一个核心就是突出曹操在汉末动乱中的武功与文治，突出他重整天下的功业。《魏都赋》中魏国先生面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言论，在“将语子以神州之略，赤县之畿。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时，首先总论魏武帝曹操开国之初所面临的汉纲解纽、天下动乱的现实，洛阳惨遭兵燹，天下化为战场，名城尽为丘墟。

　　魏武帝曹操建国魏地，在邺城建都，是受自天命。在对邺都进行铺陈描绘之后，又着重歌颂了曹操的武功与文治、四夷归顺的王者气象以及嘉祥纷至、曹丕应天禅汉的情形。但也写到了魏帝曹奂禅让司马氏的魏晋禅让，并颂扬了曹魏的禅让美德。曹氏禅汉是天命所致，曹氏禅位于晋，也是“天禄有终”使然。故曹氏禅汉称王与让位称臣，深得天人之道，其至公的品德可与先代以禅让闻名天下的圣君相媲美。可以看出，对兼负禅代与禅让双重命运的曹氏，左思都以赞美之笔表述之，突破了朝代兴衰存亡的道德评判，其用意一方面是在三国鼎立中突出曹魏的正统地位，更深层次的是为晋承魏统的说法寻找理论依据。故赋最后言：“亮曰：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安得齐给守其小辩也哉!”所谓“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即是强调一统乃天下之至道。而“世不两帝”，一方面是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争正统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晋禅代曹魏后一统天下的歌颂，所谓“天经地纬，理有大归”，明显指向西晋的一统。

　　

　　可以说，《三都赋》反映了三国鼎立、南北对峙情形下的正统之争，魏、蜀、吴三国所争并非建都问题，而是正统问题，深层指向则是承继魏统的西晋王朝的正统性与政权合法性问题。此赋从都城的角度说明曹魏禅汉的正当性与合天命，唯有邺都能担当起如此重任。

　　二、《三都赋》的文化地理观与邺都的选择

　　“日不双丽，世不两帝”的天下一统的正统观看似是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但与文化地理观有着莫大的关联。《三都赋》在表述正统观时，始终体现出文化地理观的观照，这也是《三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三都赋》中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对西蜀与东吴的山川地势、地方物产、风土人情等方面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夸耀。《蜀都赋》中西蜀公子夸耀“蜀都之事”，先写蜀地东南西北的山川形势，各方物产，接着重点写成都的地势、物产、富庶与繁华，最后称扬蜀都的人杰地灵，远则有传说中的化碧苌弘、望帝杜宇，“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如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与扬雄，以及于蜀地称帝自王的公孙述与刘备。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西蜀公子在称述蜀地山川形势、成都富庶繁华之后言：“焉独三川，为世朝市?”刘逵注：“张仪曰：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言下之意谓蜀都亦自可与三川周室之地相媲美。黄侃《文选平点》更言：“此言正统不必在中原，自金行南宅，盖信此言为非谬。”

　　卷四，54西蜀公子所言“蜀都之事”并非一般的地理与物产的夸耀，而是通过此种夸耀表示蜀汉立国的自然、物质与人文条件。与吴、魏相较，西蜀开发相对较迟，故对西蜀的历史只用“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一句带过。很显然，西蜀公子的夸述是为了说明蜀地具备“帝王之宅”、“王者之里”的条件，《蜀都赋》在“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的夸述中，为蜀都在三都中争地位的用意甚显。

　　在东吴王孙看来，东吴不仅在文化上胜出西蜀，即使就地理论都而言，蜀国也是无法与东吴相比的。东吴王孙夸述了东吴的建都历史，赋从“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讲起，其用意在于突出自周泰伯至吴王夫差，吴在周代，世世称王的历史。“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即经营都邑之初，就有累代相传的用意，所谓“宪紫宫以营室，廓广庭之漫漫”。降至孙权，“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他效法吴王阖闾与夫差的做法，建起了神龙、临海、赤乌等著名宫殿，雕栏画栋，富丽堂皇。孙权于229年四月于武昌称帝，九月迁都建业。故赋中云“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

　　

　　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应是指孙权迁都建业后对都城更进一步的“夸丽”建设而言。赋的主体部分虽然是重在表现东吴的“巨丽”，但“巨丽”的背后有东吴王孙夸耀的理念，即地势的屏障、物产的丰富、繁华的都市及悍勇的将士与尚武的民风，这一切都是东吴称王条件，也显示了东吴具有的王者气象。

　　我们不难看到，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在所持正统论上虽有驳难，但在对都城的建设上都趋于夸耀，在地域的态度上均是倾向山川形胜、物产丰饶与都市繁华方面的夸饰。

　　《魏都赋》是魏国先生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二位的批评。魏国先生的批评有个总纲，即“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这一总纲，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天子所居之地与都城所在的位置都以中原地区为喉舌，而不是边远地区为襟要的;二是从治国的理念上看，能够长治久安与造福百姓的，是以道德作为治国的屏障，而不是依靠险要的地理作为保护。而这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即中原地区比西蜀与东吴更具文化地理上的优越性。因而，魏国先生无论是对两者的批评还是对魏国的褒扬，也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对吴蜀二人的言论，魏国先生就是将地处僻远与文明缺乏联系起来进行批评的。在《魏都赋》的开头，魏国先生明确指出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竟不能明晓曹魏禅汉作为天下正统的意义，不能称臣朝觐于曹魏，却与蛮夷相随，安于绝域，荣其纹身，恃山川之险，吐夸饰之辞，言行与王者之义相背。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他们没有意识到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及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所谓“剑阁虽嶛，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濬，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恃险与失王者之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赋的结尾，魏国先生更是对两国的地理与风俗进行了贬抑，如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夸耀的山川之胜，魏国先生则认为吴蜀两国实乃山阻水险、日月亏蔽、潮湿秽浊、暑气瘴疠、毒虫猛兽出没之地，秦汉时乃罪人流放之处，人的相貌丑陋，虚弱寿短，民风俗陋，不讲威仪，缺少法度。而更可怕的是“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西蜀多山，蜀人多与禽鸟为伍;东吴多水，吴人多与鱼鳖为伴。而两个“自以为”意在嘲讽蜀吴民风俗陋而不自知。吴蜀两国“虽信险而剿绝。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明确指出僻处边夷与文化缺失是导致蜀吴灭亡的根本性因素。

　　魏国先生将地域与文化结合起来，这既是批评蜀吴的文化地理观，也是赞扬曹魏的文化地理观。魏武帝曹操在汉末动荡、洛阳残破的情形之下，于魏地开创基业，在邺城建都，一是因魏在冀州分野之内，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生活着舜、禹的后代，是先王的故土，有列圣的遗迹。二是魏地“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即魏地处天地之中，霜露所均，天地所赐易生之地，完全不像僻处边远的西蜀与东吴，熇暑瘴疠。且魏地疆域，“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文选》张载注曰：“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内、魏郡，北得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东得平原，西得东平，凡十郡，以此为魏之本国，盖冀州之地。”曹操所建“魏之本国”主要处于河北平原，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物产丰富，适宜人居。三是风俗淳厚，即使衰世，盛德仍被之管弦。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天时地利与人文积淀的魏地，曹操应天之命，于魏地开创了大业。

　　

　　从魏国先生对西蜀与东吴恃险夸述的批评以及对曹魏地域的界定，可以看出左思的文化地理观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他继承了北方地域文化中心论。从现存文献看，于省吾先生《释中国》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一词及《尚书·梓材》，指出“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并认为“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6]1516-1517。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极度膨胀化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成大一统时代对边远四方的地理控制方式，要么采用德柔的方式即以德徕远，要么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优越感排斥边远四夷，乃至放弃对边远之地的控制。西周穆王将伐犬戎，祭仲就劝谏穆王应以德徕远，而不是师出无名，无端征伐。西汉时汉武帝开发四边，当时大臣如公孙弘、田蚡、淮南王刘安等就以西蜀、闽越等乃边远无用之地，劝谏汉武帝放弃。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珠厓(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又反，贾谊曾孙贾捐之建议放弃珠厓。

　　贾捐之所作的《弃珠厓议》②一文首先否定了以实际疆域大小作为判断国家强盛的依据，提出仁者无疆的文化地理观。虽然在左思之前中原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更多侧重于中原对四夷或征伐或羁縻的政治策略考虑，左思《魏都赋》更多是引用这一文化地理观论述以曹魏正统的地位，但左思受到传统的北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是无疑的。此外，左思《魏都赋》中对西蜀与东吴之地山川民俗的贬抑，也多有沿袭刘安与贾捐之之处。如《魏都赋》言：“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贾捐之就有过这种对吴蜀百姓如禽鸟鱼鳖的贬损言论，如其《弃珠厓议》言：“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又言“其民譬犹鱼鳖”。又如《魏都赋》言：“山阜猥积而崎岖，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薮石留而芜秽。

　　穷岫泄云，日月恒翳。宅土熇暑，封疆瘴疠。蔡莽螫刺，昆虫毒噬。”吴蜀僻处险要，气候不宜人居。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云，越地“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7]2777-2785。贾捐之《弃珠厓议》也言，“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由此可见，其间的思想与表达的传承是显而易见的。周汉一统时代形成的强大的北方中心的文化地理思维，在魏蜀吴三国建都与正统的争论和陈述上，很显然成为魏国先生重要的理论依据而在赋中得到集中阐述。

　　曹丕于220年十月禅汉，于次年迁都洛阳，至265年魏帝曹奂禅位司马氏，洛阳为曹魏都城长达45年。而从洛阳的文化地理意蕴而言，洛阳在西周就已确立了北方地理与政治中心的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言，左思选择洛阳作为魏都的代表，似比选择邺都更为合理。但如果我们将邺都的选择放在《三都赋》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三都赋》所要表达的主旨不在于建都的优劣，而在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对魏国而言，以禅让确定其正统地位是其焦点之一，而正如上文已指出的，邺都承载着魏武帝曹操奉天创魏的历史业绩，这是左思在继承北方地域中心文化地理观的同时，又选择邺都加以描写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从西周开始，洛阳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中国四方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一统时代政治中心的地位。西周虽然建都镐京，但从周武王开始就营建洛阳，说明洛阳在政治与地理上的重要意义。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及章帝三朝存在定都洛阳与长安的争论，东汉前期出现的京都题材的赋作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汉明帝“述颂汉德”的政治导向下，班固《东都赋》将长安与洛阳进行对比。其中言：“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34-35五个对比句式连贯而下，就是为了突出洛阳在一统时代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上的意义。隋炀帝继位伊始，准备迁都洛阳，发诏天下时仍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域与政治地位作为迁都洛阳的理由，并说明自古帝王皆留意洛阳，或因九州未一，或因财政问题，未遑顾及“作洛之制”即迁都或修缮洛阳③。洛阳在汉末动乱尤其是董卓之乱中遭受兵燹，残破不堪，虽经魏文帝与魏明帝等多次修缮，然无法恢复昔日的繁华。曹魏立国之后，大臣谏阻帝王的两大事情，一是对外要谨慎兴兵讨伐吴蜀，二是对内谏阻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二帝在修缮洛阳的过程中，遭到曹魏大臣多次谏阻。陈寿《三国志·明帝纪》评曰：“于时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8]115也认为大修宫馆是四海分崩、百姓凋弊之时的不当之举。且曹丕虽禅汉称帝，但尚未统一天下;虽定都洛阳，但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资质。洛阳作为一统天下的中心地位的意义与价值，在三国时的曹魏并未完全具备，既都洛阳而又一统天下的历史任务是由禅魏的西晋来完成的，这既是左思《魏都赋》虽未以洛阳为主，但在赋的结尾强调“日不双丽，世不两帝”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魏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的又一重要的文化地理因素。

　　三、左思“征实”创作观念与“折之以王道”的邺都描写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是赋体的特征，就“体物”与“写志”的关系而言，从宋玉到左思，赋体创作与批评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改变。一是从宋玉至西汉末期扬雄，赋体的“体物”主要表现为“铺采摛文”，即运用华丽的语词对所刻画的对象进行铺陈描写，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讽谏，即“写志”，但赋体创作往往产生如扬雄所说的“劝百讽一”的效果。第二次主要改变是在东汉前期，以班固《两都赋》及《两都赋序》为代表。班固的《两都赋序》提出了赋体创作应以颂美为主，从而使赋体创作走出了前此“劝百讽一”的“体物”与“写志”之间的矛盾与困境，但如何处理好“体物”与“写志”之间的关系，班固并未作进一步思考。左思的《三都赋》及序以及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前人赋体理论与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对赋体“体物”与“写志”如何完美结合进行了阐述，并在创作中加以实践，这是第三次大的改变。就左思而言，他的核心贡献就是赋体“征实”创作观念的提出与实践。

　　左思在他的《三都赋序》中首先表达了对赋体“体物写志”功能的看法。很明显，左思对赋体“体物”与“写志”两者关系的看法，受到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观点的影响，即赋体“体物”描写要“丽”，但要以“则”为指归，也即“体物”要为“写志”服务。他认为，如果“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辞则“丽”矣，与“义”则有害，所谓“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在此基础上，左思提出了征实的创作理念，即对赋中所描写的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耆旧人物，要稽之地图、验之方志、各附其俗、莫非其旧。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左思征实观念描写层面的所指，而忽视了左思对征实表现手法的深层所指，即左思自己在序中的进一步阐述。文曰：“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如果描写有悖于事实，则不会取信于人，更深层的是影响到人们对其所美之物、所赞之事的怀疑。左思引用《虞书》、《周易》之言也有这两层含义：其一，禹作九州，从地理角度言强调诸侯所居方位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其二，深层是指“任土作贡”，是让各地以道里均等担负起诸侯国的赋税与责任，从政治角度言则是明君臣之义。左思最后引经据典，也是将地理方位与政治伦理联系起来考虑的。

　　

　　左思以上两方面的征实含义，在皇甫谧的《三都赋序》④也有明确的表达。皇甫谧之序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肯定赋为“美丽之文”，不过皇甫谧又认为“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这与扬雄强调并为左思所接受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一致。其次，因是给左思《三都赋》作序，他在叙述了赋体发展历史后特别指出，“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并认为“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指出司马相如等人赋作地方物产、风俗人情描写的失实，以及这种“虚张”之风甚嚣尘上，这与左思所看到的问题是一致的。最后，评述了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主旨及其价值。他认为，三国鼎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分割而王，同时还包含三国各争正统的政治上的交锋。皇甫谧以他对赋体特征的认识，认为从疆域分野、物产众寡、风俗清浊、士人优劣等方面来看，吴蜀与魏不可同日而语。而吴蜀两国之士各以其所闻为是，各以其土为乐，各以其民为良，皆是曲士之说，非方家之论。而魏国先生说“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其目的就是以这种征实不诬的描述，“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可见，皇甫谧对《三都赋》征实描写的评价也没有局限在“披图而校”与“按记而验”的描写上，而是提高到以魏都为正、合于王道的高度看待与评价的。

　　左思的征实观在《三都赋》中都有体现。《蜀都赋》与《吴都赋》中，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各自夸述都是为了说明西蜀与东吴各自具备的称王条件，从而为争正统寻找理由。而在魏国先生看来，二人的偏执和出言悖于王者之义，正在于他们对西蜀与东吴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夸述及认识的荒谬。故《魏都赋》中魏国先生对邺都建置、风土人情、魏王狩猎等方面的描写，其特征不仅在于描写的征实，而且还表现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合乎王者之义的观点。首先，赋交代了建设邺都的理念，即“兼圣哲之轨，并文质之状。商丰约而折中，准当年而为量”。邺都的建设参考了前代都城建设的一些做法，如模仿参照的长安、洛阳及天下都邑的建置，继承借鉴了唐尧、夏禹、古公亶父、周宣王节俭修缮宫室的精神，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文质并重，丰约折中。其次，赋以规整的笔墨铺陈了邺都的建置、主要建筑以及高台苑囿、市集商贸等情况。

　　赋首先对魏都的正殿文昌殿进行了描绘，接着描写了位于文昌殿东面的听政殿及位于听政殿前的宣明、显阳、顺德、崇礼四门，以及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谒者台、内医署等各类官署。听政殿后是后宫所居之地，写到了鸣鹤堂、楸梓坊、木兰坊及温室等。文昌殿的西面是林圃池苑，即铜爵园(张载注：“文昌殿西有铜爵园”)。园中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葼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驰道栋宇，连接相引。再往西，就是著名的三台(张载注：“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三台拔地耸立，长廊圆环，丹墀层构。屋脊上雕刻的云雀矫首独立，雷雨未半，皦日复照。春服登台，目览八极，于焉逍遥。三台不仅是登高览胜之处，同时还兼有军事堡垒的作用。邹逸麟先生云：“邺城西北三台建筑则是在特殊的社会和地理条件下出现的。邺城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因筑三台‘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具有象征政治权势和军事堡垒的双重作用，其渊源无疑是来自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普遍出现的坞壁庄园。

　　因而此后都邺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无不对三台进行加固和修缮。”[9]141我们从赋中对三台牟首、阁道、晷漏的配置以及兵器、禁兵的保卫安排，以及高城深洫、高楼大门的建设，都可以看出城西三台重要的防御作用。此外，邺城之西还有著名的玄武苑，其中硕果灌木，大树幽林，竹林葡萄，回渊积水，蒹葭香蒲，丹藕绿菱，鸟飞鱼游，各有栖所，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樵苏渔猎，玄武苑成了魏王与民同乐之地，这无疑是孟子思想的体现。赋进而写到了邺都郊野的利于民生的水利，富有生机的原野，甘食美服的百姓。而都城内部，街道四通八达，漳水流经其间，中有石桥沟通南北，水道两旁青槐荫途，车马行人，熙熙攘攘。其间官署与闾里相间错置，如官署有奉常寺、大理寺，闾里则有长寿里、吉阳里、永平里、思忠里以及位于后宫东面外戚居住的戚里等。对邺都内的集市，赋不仅描绘了商贸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突显了市贸不居奇、崇实用的精神，即赋中所言“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浓”。《礼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10]1344赋中所言“不鬻邪”很显然也本于儒家经义。

　　

　　即使赋在对邺都的描写之后述及曹操武功、文治及藉田讲武活动，也无不本着王义的原则加以描写与评价。如写曹操武功，突出其在汉末动乱之际的“克翦方命”即讨伐不廷的道义;武功告成之后，魏武帝“斟《洪范》，酌典宪，观所恒，通其变”;而天下归顺、置酒文昌殿时，也是“延广乐，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茎”;其“藉田以礼动，大阅以义举”，藉田以礼，讲武以义，一切活动皆本诸王义。

　　正是以上一切合乎王义的表现，使魏国山图其石，川形其宝，祥瑞毕现，大魏应天之命，禅汉称帝。可以说，《魏都赋》对邺都以上两个层面的征实描写与阐述，使“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三都赋》宗旨得到更有力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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