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议的首先是个『礼』。我们先不谈什么文官集团的自身利益，只谈『礼』。

　　按祖训，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并安长幼排序。孝宗死，其长子武宗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武宗死了，没留下半个皇子，就没有子继。那么，按下一个顺序，应是长弟及，但孝宗只有一个儿子，武宗没有任何亲弟，弟及这边也没人来及。

　　那么该找谁来继承大统?

　　如果武宗平辈中其他兄弟中有嫡子的，可以先过继给武宗，然后以皇子身份继承。但此时武宗的堂弟们都尚未有子嗣，因此，父死子继怎么着都行不通;只能考虑兄终弟及了。

　　按俗，长房无嗣，可从他房过继一子来继承。那么，目光就集中到了孝宗朱祐樘的兄弟的孩子身上。又因祖训只立嫡、不立庶(除非没有嫡子)，所以只从孝宗父亲宪宗的嫡子家里找适合入继的孩子，也就是说，从武宗朱厚照的嫡堂兄弟里面找一个嫡出的孩子，先过继给孝宗，然后再入继大统。

　　首先，应从宪宗皇后所出的孩子当中按长幼排，找孝宗最长的弟弟的孩子来入继。宪宗朱见深的最早册后吴氏，后在万贵妃的压力下将其废黜;后册立王氏为后，数十年仅临幸寥寥几次。吴皇后和王皇后在万贵妃的阻挠下，都未能生下儿子。这条线找不到嫡子。

　　或者，从孝宗同母弟中找个长弟的孩子入继。孝宗朱祐樘为宫女纪氏所出，成化六年生，为孝宗长子，孝宗得知后将纪氏进为淑妃;孝宗登基后追谥生母纪淑妃为孝穆皇后，纪氏也算得上是皇后。只可惜纪氏在被宪宗进为淑妃后不久即暴毙而亡，仅仅生下了朱佑樘这一个孩子，孝宗再无同母弟弟，因此，嫡子这条线就断了。

　　再往下看，两个贵妃，万氏和邵氏所出之子。万氏成化二年生下皇长子，未及命名，十个月即夭折，从此再无子出。而邵氏成化十二年时生下皇四子朱祐杬，成化二十三年受封兴王。朱祏杬在平辈长幼中仅次于孝宗朱祐樘。因此，宪宗贵妃所出的兴王朱祐杬家的长子，是可以考虑的。朱祐杬弘治十三年生长子朱厚熙，五日即夭折;正德二年，生次子朱厚熜。正德十四年，朱祐杬去世，武宗朱厚照亲赐谥号为献王。正德十六年武宗崩时，兴献王朱祐杬家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十六年三月刚刚袭藩成为兴王的朱厚熜。

　　不过，只考虑武宗平辈堂弟长幼的话，朱厚熜并不是武宗最大的堂弟。宪宗朱见深第六子、正德十六年时仍在世的益王朱佑槟的长子朱厚烨生于弘治十年，比朱厚熜大了整整八岁，是武宗朱厚照所有堂弟中年龄最长的一个。可是朱佑槟的母亲是德妃张氏，一来不算宪宗嫡子，二来在长幼排序中幼于朱祐杬，因此，朱佑槟家的孩子在入继问题上是排不上号的。

　　所以，捋清了思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当时的兴王朱厚熜，在武宗死后并不仅仅是被从安陆接到北京来继承大统的，而是必须先过继到武宗的父亲孝宗名下后，再继承武宗留下的大统。

　　这就是大礼议的『礼』之所在。

　　在古代中国，我们常可以听到一个词汇叫作『祖宗礼法』。『礼』和『法』是并列的概念，或者说，『礼』与『法』的界限比较模糊，依法治国也便是『依礼治国』。皇家之礼事关国本，继承人的废立更堪是腥风血雨;故而『礼』是决不能动摇甚至废除的。

　　朱厚熜过继给孝宗一事，实则是武宗死后国本大计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孝宗的嫡出子嗣才能继承大统，再不济也得是庶出;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继承皇位的人的父亲或者亲生兄长，也必须是皇帝。否则的话，这位继承人的身份，将完全不具有合法性。连皇帝都不具有合法性了，何以服天下呢?

　　很显然，朱厚熜只是朱厚照的堂弟，如果仅以兴王的身份入继，其父仅仅是一个藩王，则名不正而言不顺。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先代只有一例——

　　燕王朱棣。

　　而且朱棣乃是经过靖难之役，造反打仗打来的江山;正德中好容易才镇压了另一个意图造反的藩王宁王朱宸濠，怎么可能将皇位嗣给另一个藩王呢?大明是朱家的江山，所谓『一脉相承』的意思，是说只能以长子一脉来继承，非是你姓朱就可以的。一旦藩王直接入继之例肇开，那么祖训就成了一页废纸，之后凡是藩王，都会开始骚动入继的心思了。这于国本，是大不利的。所以，兴王入继大统，必须按照继承法则——也就是『礼』来，先过继给孝宗，成为孝宗的儿子，之后才能继承武宗的皇位。这样的继承，才是具有合法性的继承。

　　这也就是为什么杨廷和逼着朱厚熜认伯父作父亲，认父亲作叔父的原因。礼仪之邦，礼字为重。事关国本，就更要据『礼』力争。在朱厚熜前往北京的路上，有人提出在北京以迎接天子的礼节来迎接朱厚熜进京，便被礼部尚书毛澄骂了回去：

　　『今即如此，以后何加?岂劝进辞让之礼当遂废乎!』

　　意思就是说，他一个藩王，有什么理由用天子之礼迎他?你开了今天这个先河，以后怎么办?继承的礼法都要坏掉了。

　　至于下马威不下马威，在帝制时代，即便文官的势力再怎么通天，只要皇权仍在，皇帝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杀掉他不喜欢的人。正所谓伴君如伴虎，文官即便有理在先也必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位。杨廷和再怎么想要权力，总也是得爱惜羽毛，不可能新君甫到，就和他对着干。毕竟一介文官能量终究有限，再怎么万人之上也必须在一人之下，没必要来什么下马威的。

　　如果硬要说下马威，大概就是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内阁次辅梁储为首的大波人马从安陆接朱厚熜进京时在郊外停驻，要求先行『皇太子登极礼』，之后再进京。皇太子登极礼，也就是一种过继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成为『皇太子』，也就意味着成为孝宗的儿子。在成为孝宗的儿子之后，也就成为了武宗的弟弟，便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了。面对文官如此周密的布置，而朱厚熜直接与之呛声道：

　　『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于是不肯行此礼。后杨廷和又劝先由东华门进宫、居宫城东南角的文华殿，择日行登基大礼，也被朱厚熜拒绝了。最终朱厚熜直接从大明门入皇宫，祭告宗庙社稷，拜了祖宗牌位、朝见了皇太后张氏，直接去了奉天殿即皇帝位，诏告天下：

　　『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

　　其实，要真说下马威的话，反而是年仅十三岁的朱厚熜给了文官们一个下马威，而并非反之。刚到北京，先是强硬拒绝文官行过继礼之要求，大棒挞之;然后，又一口一个『皇兄』来迷惑对手，让文官们以为他默认过继给孝宗一事——而如果仅以藩王身份，是不可称『皇兄』，只可称『皇帝陛下』，不可有『兄弟』之称谓，给了文官胡萝卜，好让自己先登基稳固，之后再行计议。所谓三岁看老，十三岁的朱厚熜就有此等平衡手的技术，也无怪乎他不上朝也能将江山坐好了。

　　朱厚熜也是皇族子弟，自然是知道祖宗礼法的。但是礼法却是有空子可钻的——皇位继承人的父亲必须是皇帝，但是，祖训却没有规定继承人的父亲必须是『先帝』。因此，朱厚熜顶住了文官的压力，没有让自己过继给孝宗门下，而是追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成为帝后，即睿帝和睿皇后;这样一来，自己的生父也成了皇帝，自己直接继承皇位同样也是符合继承礼法的逻辑的。照这么看来，兄终弟及的并非是武宗朱厚照和世宗朱厚熜，反而是孝宗朱祐樘和睿帝朱祐杬了。

　　但是硬要拗礼法的话，孝宗和睿帝兄终弟及，莫非是孝宗无后，无子可继?这样的话，置武宗于何处呢?不过，这一点就不是朱厚熜考虑的范围了，武宗是何人物，与他能不能直接以朱佑杬亲儿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关系不大。一个素未谋面的堂兄，于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一定要说政治意图的话，在大礼议所争的『礼』之下，隐藏着杨廷和、梁储等前朝内阁老臣掌控新朝主动权的意图。在前朝武宗在位时，或者再往前，孝宗在位时，内阁的作用和施展空间非常狭窄。孝宗虽与文官很和平，但也曾说过内阁不堪用之类的话;而武宗直接甩开内阁决断，也让杨廷和、梁储等人感到很不舒服。武宗死的时候合法继承人朱厚熜才十三岁，比武宗即位时的十五岁还要小两岁。武宗十五岁时尚且没开始自说自话地胡搞，杨、梁等人或许判断一个藩王家的十三岁孩子，肯定比十三岁时的武宗更加容易掌控;因此便以『礼』为凭，希望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

　　山陵既崩，武宗生母张太后仍在。张太后在朝中的说话分量不小，武宗死后清算江彬等佞幸、兴王入继和操办礼仪的事，张太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张太后其人一直是个非常值得推敲的话题，作为孝宗唯一的妻子，她对于独子朱厚照的态度令人玩味。宁王反前请江西巡抚孙燧来家吃饭，孙燧质问其为何造反，宁王言说是太后的意思，说太后一直认为朱厚照这种荒淫无度的人是做不了皇帝的，这个孩子一定是被谁偷梁换柱了。诚然，宁王要反，理由都是信手拈来的，但是为何不说别的、单单说是太后的意思呢?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太后的确在某种场合下表露过类似的意思，认为自己的独子不成大器;又恰好被宁王知道了，便就添油加醋拿来当造反的理由用了。同时，作为一个母亲，在武宗死后立刻联合杨廷和等人清算武宗的秘书长江彬等一干近臣人等，又马不停蹄地与杨廷和、梁储等人操办兴王入继的事，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为钢铁做的母亲。

　　而在大礼议当中，张太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大礼议是张太后联合杨廷和等阁臣在武宗死后操办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高潮。杨廷和、梁储等人在外与朱厚熜就『谁是你爸爸』的事斗智斗勇，而张太后在后宫，也在争一个『礼』字。

　　朱厚熜生母，兴王妃蒋氏在朱厚熜来到北京后不久，也从安陆进京。最初，蒋氏是以藩王妃的身份入宫的，张太后自然也待她以藩王妃的礼仪，食宿条件、随侍人员的条件都不怎么样。朱厚熜对此不满，张太后不理，反而待之更薄。女性刻薄起来确实挺可怕的，可以想见当时蒋氏的境遇的确不佳。张太后所争的『礼』，无非是想让朱厚熜称自己一声『母后』，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子，自己好继续坐着个太后的位置，继续自己在朝中的声威，也好继续为自己的家族谋利。张太后的两个兄弟张延龄、张鹤龄自孝宗朝开始得势，一直贪赃枉法，被孝宗训斥过，却历经弘治、正德一直都没有遭到法办。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张太后在朝中的声威。因此，张太后想要保住自己家族的利益，也必须让自己的权势继续下去。因此，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既然有共同的利益，便很自然地结成了合作关系，共同操办了这一场『大礼议』。

　　在大礼议结束之后，最大获益者自然是嘉靖皇帝朱厚熜。他顺利地坐稳了王位，获得了一批支持自己的文官，让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当上了帝后，从此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王朝;他争得了他的『礼』，即自己为睿皇帝、睿皇后之子，名正言顺，入继大统。

　　而至于杨廷和和张皇后，自然是满盘皆输。杨廷和最终被朱厚熜斥为罪魁，『以定策国老自居，以门生天子视朕』。嘉靖三年，杨廷和被朱厚熜削籍为民，遣返故乡新都。对于当时已六十六岁的杨廷和来说，这并不算是最坏的结局，毕竟已经垂垂老矣，即便不削籍，也差不多是年纪致仕回乡了;对于杨廷和来说，更为痛苦的大概是他的儿子杨慎，这名正德六年的状元郎，在最最意气风发的年纪，被朱厚熜廷杖之后流放云南，从此再也没有踏出过西南一步，直到嘉靖三十六年老死戍所。在前往云南的路上，杨慎途经赤壁心声喟叹，戴着刑枷写下了《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张皇后在嘉靖三年时由『皇圣母』被朱厚熜降格为『皇伯母』，各种待遇都降了等;后来又抓了张鹤龄、打死张延龄，张家外戚的好处也就到了头。

　　杨廷和与张太后没有争得他们的『礼』，朱厚熜非但没有过继给孝宗，甚至堂而皇之地以『睿皇帝朱祐杬』之子的身份入继，而视孝宗之子武宗为如无物。若是从情感角度来看的话，即便武宗在世时，杨廷和与张太后对他有再多不满和反感，在大礼议时，二人不仅是给孝宗争个儿子，更是给朱厚照争个名分。毕竟，『睿皇帝朱祐杬』的身份，显然及的是孝宗朱祐樘的皇帝之位;朱厚熜以『睿皇帝之子』的身份继位，由武宗兄终弟及变成了睿皇帝父死子继，武宗的皇帝身份反而变成了一个笑话。

　　不过，如果朱厚熜再走一步，真的将武宗贬成个藩王的话，没准武宗会更乐意。毕竟，武宗自己给自己封的爵——镇国公，比藩王的位阶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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