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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757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平定准噶尔汗国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不仅标志着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清准战争”终于被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还意味着自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势力再一次触达中亚。

　　中亚与清朝之间的障碍被扫清后，哈萨克中玉兹的阿布赉汗主动遣使入朝觐见：

　　“哈萨克小汗臣阿布赉谨奏中国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额什木汗、杨吉尔汗以来，从未得通中国声教…… 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谨遣头目七人及随役共十一人，务捧表文，恭请万安，并敬备马匹进献，谨奏。”

　　继阿布赉之后，哈萨克的大玉兹和小玉兹的汗王，以及布鲁特(柯尔克孜)的首领们也主动要求归顺天朝。开疆拓土历来被视为帝王的最重要功绩之一，然而面对哈萨克的请求，乾隆却委婉地加以拒绝：

　　“朕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仍旧俗，即贡献亦从尔便，如遣使入觐，朕自优加赏赉。”

　　哈萨克之所以要求并入中华，还要从他们与准噶尔蒙古之间的仇恨说起。准噶尔部是卫拉特蒙古(明朝译为瓦剌)首领的驻地。明朝时卫拉特蒙古首领也先被杀后，在黄金家族和察哈台诸汗的不断打击之下，卫拉特蒙古放弃漠北牧场，逐步转向哈萨克草原。

　　此时哈萨克人正忙于与乌兹别克人争夺贸易通道，因此与卫拉特人在草原上保持了近百年的和平。不过16世纪末，哈萨克汗国逐渐崛起，西迁的卫拉特人成了哈萨克汗国的一部分。

　　17世纪初，内忧外患之中的卫拉特王公们决定搁置矛盾，转向联合，共同抵御外敌。团结起来的卫拉特蒙古不仅对喀尔喀蒙古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在东部取得有利局面，同时也还向西部进军，征服了哈萨克的杨吉尔汗。后来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又将卫拉特势力推至顶峰，不仅控制了哈萨克草原，还逐步征服了锡尔河流域的大部分城市。

　　准噶尔汗国的崛起让新兴的清王朝陷入不安之中，最终爆发了著名的“清准战争”。准噶尔部最强盛时“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是我国西部最强大的地方政权。清政府也效仿汉武帝遣使西域，希望联合中亚的哈萨克人，东西夹击准噶尔部，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配合清军对抗准噶尔时，哈萨克诸汗王看到了大清帝国的强盛，因此产生了归化的念头，只是没有想到乾隆皇帝只是希望他们与清朝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并不想教化他们。

　　长期以来世人对乾隆的评价都是“好大喜功”，但在归化哈萨克问题上，乾隆的政策可以说是相当务实。从军事角度来说，准噶尔部的实力远不及清军，清准战争之所以能够持续三代人，根本原因在于“远”。

　　用兵西北不同于内地，汉武帝征匈奴时，一担粮运到前线要耗费三十担的代价。清朝平定准噶尔之乱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巨大的后勤消耗让清朝财政几乎陷入崩溃，所以到雍正时期，清军几乎放弃了进攻的想法，转而采取守势。

　　如果不是准噶尔汗国发生内讧与天花，乾隆其实根本不敢想能够彻底平定准噶尔之乱。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仍再三催促前方统帅务必加快进军步伐，迅速打入准噶尔老巢伊犁。因为一旦战事稍有胶着，国家财政必将崩溃。

　　准噶尔部本属蒙古草原本部，清王朝将其视为“故地”，收复准噶尔对于清王朝的蒙古政策意义重大。然而哈萨克则源自金帐汗国，本就不属中国，又加之“远在万里之外，荒原辽阔”，治理起来只能难上加难。

　　除此之外，处在大清和沙俄之间的哈萨克首领们迫于生存的压力通常是两面讨好，清军一旦进驻哈萨克草原，势必会和沙俄产生正面的冲突，而这又是中俄双方所不愿看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中亚拱手让与沙俄。

　　虽然拒绝了哈萨克归顺的请求，但清朝历代统治者始终对哈萨克保持了高度的友好，以至于中亚每逢战乱，新疆都是哈萨克牧民首选的避难所，并最终使哈萨克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