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是唐人刘禹锡的《赠看花诸君子》诗，它辛辣地讽刺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后弹冠相庆的朝廷新贵们。如果用它的前两句来形容清朝后期粤、闽、江、浙和上海、天津等地“花会”赌博的盛况，也是十分贴切的。  

花会

“花会”又称“字花”、“打花会”。最初产生于浙江黄岩一带，时当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鸦片战争以后，花会传到福建、广东地区，以后又北传至上海、天津、北京以至内地，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偏僻如四川的一个小县眉山，还有它的踪迹存在。  

花会属于彩票类赌博，在晚清中国的各种彩票赌博之中，它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对社会的毒害最剧烈的一种。  

花会的赌法很简单，它设出三十六种可能性，也就是分为三十六门，每次预先定下其中一门为中彩之门，参赌者如果押中了，可以得到相当于自己赌注三十倍的赌彩，如若没有押中，则赌注全归设赌者所有。  

花会的三十六门名号，各地并不相同。最初的浙江黄岩花会就只有三十四门，即三十四个古人名，每位古人画一幅主轴并署上名号，以便到开封时公布。由于赌客中文盲很多，对这三十四位人名不易区别记忆，而且这些赌客又大多为牌九的赌客，所以又在每幅人像的左下角配缀一只牌九图案以便区别，如天牌配徐元贵（徐元贵），地牌配陈吉品（陈吉品77）等等。牌九又称为“花牌”，因此这项赌博便被称为“花会”。这就是它得名的由来。  

花会传入广州以后，其规矩有所改变，并为以后的上海、天津等地因循依照。首先是将古人名增加到三十七名，并为了招徕广大中下层妇女参赌，去除了她们不熟悉的牌九图案，而改配容易识别和记忆的动物图案，具体如下：观音（鲤鱼精）、陈吉品（绵羊精）、陈人生（白鹅精）、张元吉（鹿精）、张火官（鸡精）、李汉云（牛精）、郑天龙（石精）、周青云（鹤精）、罗只得（硋犬精）、田伏桑（花犬精）、宋正顺（猪精）、黄坤山（虎精）、徐元贵（虾精）、林太平（飞龙精）、陈攀桂（螺丝精）、陈日山（鸭精）、张三槐（白猴精）、张万金（蛇精）、李日宝（龟精）、郑必得（鼠精）、吴占魁（白鳌精）、赵天申（金猫精）、双合同（白鸽精）、朱光明（马精）、刘井利（鳖精）、林良玉（蝴蝶精）、陈逢春（喜鹊精）、陈安士（狐狸精）、张九官（犬精）、张合海（虾蟆精）、李明珠（蛤蜊精）、苏青元（鳖鱼精）、马上超（飞燕精）、方茂林（蜂犬精）、龙江祠（蜈蚣精）、王志高（蚯蚓精）、翁有利（象精）。  

在这三十七人之中，观音被尊为花会会首，永远不开。所以实际上是三十六门。上述名号在上海、天津等地也不尽相同。而僻在内地的四川，花会名号就全用各种花卉的名称，如牡丹、蔷薇、木槿、荼蘼等等，这与花会的名称就更为相符了。  

早期的浙江花会办法比较简单，花会老板每日早上将一幅卷轴包裹好后当众缚于屋中梁上，参赌者便开始自认一古人名并注上钱数，投入一个木柜之中。到了开注之时，老板当众从梁上将画轴解开、下展，然后打开投注的木柜，按参赌者所押的名号吃进或赔出赌注。很明显，那时的花会规模和影响都不大，不过是一个赌场的范围。  

花会传到广东、福建等地后，开始受到官府的注意并加以禁止，但规模仍扩大得很快。因此赌场往往设在荒僻人迹罕至之地。赌场仅有矮屋数间，但前面必有一处极宽敞的广场，以容纳数十里范围内前来参赌的人们。每日朝夕，场内寂静无人。至上午押注和开注之时，赌客纷至沓来，广场上千头攒动、人声鼎沸，加之穿梭其中的叫卖小贩和那些仅仅为了看热闹而来的人们，俨然成为一处通衢闹市。这时的花会规模确实扩大了许多，但参赌者仍然必须亲自前来押注，总归不太方便，特别是那些“恪守妇道”，足不出户的良家妇女，也不愿前往荒僻野外，因此从范围上还是有所限制的。  

清朝光绪末年，花会传到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之后，规模很快扩大，并形成了一整套组织系统和“服务网络”，参赌者的范围也扩展到最大限度，从而达到它的高潮。下面以上海花会作为典型，即可见其大略。  

上海的花会组织又称为“筒”，老板称为“筒主”。每日两次当堂开彩（又叫“开筒”）的地方就是它的总部，也叫“大筒”，它的工作人员由护筒、开筒、核算、写票、收洋、着洋、巡风、更夫、稽察和决定赌博胜负的“老师父”组成，人数有时多达百人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师父”，他的惟一职责是决定每日早晚两场各开三十六门中的哪一门，这将决定每个赌客的命运。  

花会“大筒”有堂屋大厅，其上有小楼阁，楼阁地板中间开一一尺见方的小洞，跟堂屋相通。小楼阁自洞中挂下一箱，叫“彩筒”，每日早晚各开一次。“彩筒”之中所封为何门由“老师父”决定，他独居小楼之中，每日不到第二次开筒不得下来，也不得与任何人接触。每日上午，他在三十六门中提出四门，称为“门将”或“把筒”，当众宣布。然后在余下的三十二门之中任选一门装入“彩筒”，封固、签字、插花、披花，自小孔悬挂而出，这就是供赌客猜押的“号筒”。第一次开筒之后，再选一门装入彩筒。每日开筒的时间是早上四点和晚上十点。  

能在“大筒”直接押注并参与“开筒”的人只是那些富商大贾和社会上各种“有身份”的人物。大量中下层的参赌人员只能在遍布上海各个角落的几十处“听筒”押注。“听筒”是“大筒”的“分筒”之意，它自己不能决定开彩，专听大筒所开彩以定输赢，所以叫做“听筒”。  

为了招徕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那些不便或者无法分身到“大筒”或各处“听筒”押注的妇女参赌，花会赌局利用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充当中间牵线人或说客，他们挨家挨户收取赌注，并在开彩后将胜者的赌彩送到本人手中，这种人称为“航船”或“跑风”。“航船”有男女之别，“男航船”专跑商号、铺子，拉那些伙计、小商小贩及小手艺人参赌。“女航船”则专门出入一般人家的内宅，花言巧语引诱宅中女眷、女佣、女厨、丫头等人出资入赌。“航船”没有固定工资，他们的报酬是每拉一个赌客，可得到该赌客所下赌注的十分之一，叫做“九扣入筒”。如果赌客中彩，则可在所得的赌彩中分得三十分之一。花会赌资不限，小至一分，多到几百上千银元均可参赌，而且押中后赔率特别高，加上航船们的“服务上门”，足不出户便可参赌，对妇女们有特别的吸引力。故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儿童妇媪，许多人都被吸引其中。花会在当时被称为“家常赌”或“抄家赌”，其意也就是它的参赌人员非常广泛，吸引力非常大，使人倾家荡产也不思悔改。事实上，在上海赌花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跑马、跑狗和其他赌博的人数。其为害之烈可以想见。  

参加花会赌博的主要是中下层百姓，其中尤以妇女居多，占半数以上。当时的妇女一般不出家门，而又不甘闺中寂寞，押注一赌既可给其单调的生活增添色彩，如能侥幸中彩更是乐趣倍增。而爱贪小便宜又是这些小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奶妈、女佣以至小丫头的通病，加上有人入宅服务，所以多半踊跃参赌。在中国古往今来为数众多的赌博形式之中，以妇女赌客为主的仅有此类，花会可以说是妇女的赌博。  

押花会中彩，本来纯粹是“撞运气”的事，偶然性非常大。旧社会那些狂热而又愚昧的赌徒便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的启示上。做梦是所谓神灵启迪的最常见表现，因而当时许多赌徒常常将梦中见的事物加以牵强附会，如梦见动物，则该物所代表的相应古人（如绵羊代表陈吉品、喜鹊代表陈逢春等），便是第二天应押注的花名。有时梦见自己的亲友，则亲友的生肖亦可附会对应的古人，凡此种种，都成了神灵启示。为了祈求这些启示，当时那些沉溺于打花会的愚昧妇女之中流行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开始是到荒郊野外向古墓前的石人石兽跪拜，后来竟然演化为在旷地野冢、乱葬坟冈中通宵野宿，而且不能有家人陪伴，以示心诚而祈求神灵托梦，称为“祈梦”。因此，常常发生被恶徒奸污甚至杀身的事件。这种荒唐的现象，说明迷信和赌博相结合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也说明了愚昧和贪婪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