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屈原水死
屈原
内容题要：
战国晚期，相生相克的"五行"思想十分流行。"五行"者，"水火金木土"也。用这一思想来推测社会历史。有人认为周王 朝属"火"，灭火者，水也。秦始皇代周而有天下，就深信自己是属"水"的。其实，屈原也是这样。他的水死，便是一种非常自觉、非常严肃的政治抉择，表现了 他对自己祖国的殷切期望，更表现了他对长期生活在战乱中的天下百姓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火 水 统一
关于屈原水死的问题，学术界谈得够多的了。笔者不揣浅陋，也来凑一回热闹。
屈原的确是水死的
研究屈原"水死"的问题，历来多喜欢抓"彭咸"这个"人"来作文章。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篇》里说：
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曰：
师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
又"按"曰：
屈原死于顷襄之世，当怀王时作《离骚》，已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
王逸第一个为《楚辞》作注，说"彭咸"是水死的。洪兴祖为王作补注，说"从彭咸"就是跟着彭咸去水死。此说一出，可谓天下风靡，踵之者代有人在。到了宋代，《离骚集传》的作者钱杲之才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
（屈）原作《离骚》在怀王时（究竟作于何时，待考），至顷襄王迁原江南，始投汨罗，不当预言投江事也。
这个意见，明显是针对洪兴祖的，但他虽不同意洪的"先定论"，却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见。
另一个宋人陈振孙在他的《直斋书录解题》里引林应辰《龙冈楚辞说》提出了"依彭咸"、"从彭咸"为"寓言说"的主张，略谓：
《离骚》一篇，辞虽哀痛，而意则宏放，夫直情径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而语。且其寄兴高远，登昆仑，历阆风，指西海，陟升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为实，独信从彭咸，葬鱼腹以为实者，何哉？
"寓言说"影响不小。清人袁枚《随园随笔》引黄石牧说：
屈子未必沉水死也。……"从彭咸之所居"……皆愤怒之寓言。太史公因贾生一吊，遂信为真。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齐藤正谦《屈原投汨罗辨》一文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不得信其为真，而只能视为一时激愤的寓言。
《楚辞集解》的作者明人汪瑗说得更干脆："彭咸水死"之说，"皆不知屈原实未投水而曲为之解"。他甚至斥曰：
孰谓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轻身投水以死哉！
这种执意想维护屈原的"大雅明哲"的用心可谓良苦。那么，"依彭咸"、"从彭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
盖彭咸当殷之乱世，西逝流沙而隐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言已决于西逝也。
又提出了一个新说："隐去说"。
"水死说"，"先定说"，"寓言说"，"隐去说"，五花八门，言人人殊。我们相信哪一种呢？近人游国恩先生写《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离骚从彭咸确为水死辩》一文，力证"从彭咸"即"水死"为确论。
我们也认为屈原的确是"水死"的。但"彭咸"的身份迄无定说，故举"彭咸"以证屈原"水死"不足服人。正如举"彭咸"以证屈原非"水死"不足服人一样。
屈原水死，最好舍"彭咸"而另寻证据。
《史记?屈原列传》曾说：
乃作《怀沙》之赋……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传末还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司马迁到了长沙，知道屈原投汨罗而死，便前往江边"垂涕"了一番。他是一个讲究"实录"的史学家，他的行动绝不会是盲目的。
贬到长沙，不久写了《吊屈原赋》的贾谊也说：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
他明白告诉我们屈原投了汨罗，是他从乡里父老的口传中"侧闻"来的。
贾谊和司马迁都是西汉前期人，离屈原投水不过一百来年。郭沫若先生推侧："那时候曾经见过屈原的人很可能存在的。""贾谊贬长沙时，他一定有机会凭吊屈原的遗迹，连曾见过屈原的老头子他也可能遇到。"这样的资料实在是太真实了，太不应该被怀疑了。
《艺文类聚》卷四引《续齐谐记》说：
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荆楚岁时记》说：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
《太平御览》卷一四五引《襄阳风俗记》说：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
以上所引均为六朝以来的民间传说。传说不是信史，不可尽信，但它多少有点"史影"，作根据应该没有问题。
西汉文献，乡人口传，一并确指屈原自投汨罗。六朝以来的民间传说，又据"史影"，不但再一次确指屈原自投汨罗，而且还明言投江的具体时间为某年的五月五日。我们有理由肯定：屈原自投汨罗，甚至就在某年的五月五日，绝对是一宗铁案。
事实上，屈原自杀的事，在他自己一些临终前的作品里也多少有些表白：《怀沙》云："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而在《惜往日》里，更明白地表示自己要投水自杀：
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
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又说：
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这样反复地说自己要投水自杀，你说他"死志先定"，就是"死志先定"吧，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屈原为什么在汨罗投水？
屈原水死的地点在汨罗，自来众口一辞。
汨水和罗水汇合处，地名汨罗，水亦名汨罗。向西流五十华里而入"吴楚东南坼"的洞庭湖。
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屈原居住过的玉笥山即今屈子祠周围，近年来发现了大量商周陶片。这些先民是什么人呢？《湘阴县图志》卷六（1966年，湘阴分出汨罗县）说：
湖以南历古为荆州地，而后渐沦为三苗，其地广大，春秋时尽入楚。
又说：
楚故都丹阳，楚文王灭罗而徙都郢。乃从宜城徙丹，已而又南徙湘水之阴，遂为罗国。
《水经?湘水注》云：
（罗县）本罗子国也，故城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至于此。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因云：
汨罗所在地……熊绎始封，实在于此。
原来汨罗是楚先王始封之地。
《广韵?罗》下云：
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
而《史记?楚世家》云：
楚之先祖，出自颛顼帝高阳。
罗是楚的分支，原来楚与罗同宗同姓。
何光岳先生在《古罗子国》一文中追溯过这段历史：
罗子国是商代中叶芈部落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为楚所灭，将其遗民迁于枝江，后又被迁至湖南汨罗。
古国名往往随部族的迁徙而迁徙。
《史记?屈原列传》云：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离骚》亦云：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王逸注："高阳，帝颛顼有天下之号。"很明显，屈原与罗人同宗。
屈原一生热爱宗国，九死未悔。虽然说曾经想过去国离乡，"欲远逝以自疏"，可是，"忽临睨乎旧乡"，也就断然"蜷局顾而不行"了。他哀叹过："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的"故乡"在哪里？"首"又要对着哪一座"丘"呢？
《哀郢》有云：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又云：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显然，"故乡"就是"郢"。"首丘"之丘也无非就是"郢都"。但是，"顷襄王怒而迁之"，九年漂泊，叫屈原如何归去呢？
人最伤心处，莫可奈何时，他只能借着睡梦去一领故乡的情味。幸好，天随人愿，他终于辗转到了汨罗，罗子贵族与他同姓，他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郑振铎先生的《屈原传》认为：
他在汨罗江边，一住九年。……
这结论固属推测，但流放中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他也的确在汨罗投水自杀，无怪蒋骥要这样说：
屈原放逐，不敢北越大江，而归死先王故居（即罗子国），则亦"首丘"之意。
五月五日怎么会与屈原水死发生关系？
屈原水死的时间是某年的五月五日，从现有文献来看，似乎是六朝时才传开的。
对"端午"作过专门考证并取得很大成绩的要推近人闻一多先生。闻先生写有《端午考》一文，中云：
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自从东汉以来，吴越地域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对流中，端午这节日才渐渐传播到长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
越与楚同为芈姓之后。据《国语?郑语》载史伯的话说：芈姓四国：夔、越、芈、荆。他们都是祝融之后。最近考古发现：沅湘、洞庭、岳阳、汨罗一带，战国以 前原是古越人的地望。1981年12月至1982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与岳阳地区文化工作队在岳阳费家河畔发掘了商代晚期遗址与63座窑址，出土了大量的 文物。《考古》1985年第一期湖南省博物馆在《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挖掘报告》中鉴定说：这些东西所显现出来的古越文化的特色十分突出。 1983年11月，中南五省考古训练班在汨罗山屈原墓区挖掘了67座春秋至战国的墓葬。湖南省博物馆又在《湖南考古辑刊》第三期上发表了《汨罗县东周、 秦、西汉、南朝墓发掘报告》，指出"这些墓葬中，有很大部分属于楚墓"。另一方面，有些墓葬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而所谓"地方特点"，实则是指古越文化 的特点。越与楚同祖，文化可说同源，越人的端午传播到楚地来当然就十分自然了。
端午节为什么最初只能是吴越民族的风俗？闻先生引《汉书?地理志》应邵注云：
（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而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又引《说苑?奉使篇》诸发的话说：
彼越……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上两例只提到越，未提到吴。但我们知道吴与越"同俗并土"，"同气共俗"，古人言之凿凿，越人剪发文身，以象龙子，吴人必然也是剪发文身，以象龙子的。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宇）为两鲵尧，以象龙角。"证吴越俗同。图腾时代，人们 的生活能力极低。身边的许多东西，都可能随时给他们造成种种莫可言状的威胁和灾难。因此，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东西奉为图腾，顶礼膜拜。以为这样 一来，自己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某种东西的同类，并毫无问题地会得到某种东西的呵护。
闻先生于是结论说：
端午的起源……就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
闻先生的结论是否无须再讨论了？仔细研究起来，这个结论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是存在着的。
列宁说："恐惧创造神。""海垂"之人恐惧水，所以才崇拜水，才奉水为神，并定下一个礼拜"水"的节日，希望自己与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但是，水毕竟不是怎么好相处的，所以遭受水患特多的人便又慢慢地借助幻想创造了另一个能够驾驭水的神。这个神，被他们叫做"龙"。
林惠祥先生发现："上古时代，水神并不是叫做龙。"可见"龙"作为水神的确是后来的事，尽管卜辞里已有"龙"字。
水有龙则灵，龙得水则神。"龙"和"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周易》上的阳爻用"—"来表示，"—"是奇，奇是阳数。乾卦是六个"—"即六个阳爻构成，著名《易》学家金景芳先生告诉我们："乾之六爻取龙象。"这 就是说："龙"是"阳"性。"水"呢？《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告诉我们："水主阴。"这就是说："水"是"阴"性。"水"和"龙"的关系原来却是"阴" 和"阳"的关系。
阴阳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以统一的。水与龙这一对阴阳对立体又是怎样统一的呢？这一下我们可要想到"端午"了。
"午"，《说文》"啎也"。段玉裁注引《律书》曰：
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古者横直交互谓之午，义之引申也。
又引《仪礼》曰：
"度而午"，《注》云："一纵一横曰午。"
说明白点，"午"就是阴阳交会。
"端午"初作"端五"。《野客丛书》卷一云：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
《说文》云：
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五"的古文作"×"即"8"，本象束丝交午之形。
"巳午"居十二支之中，是中央之时。"五"则为中央之数。"午"与"五"都处在前后交午的时间，价值相等，故"午"与"五"字同。后"五"作数字用， "午"作干支字用，"交午"之义，以"互"为之。"互"，古音亦与"五"同，证"五"与"午"并有"交午"即"交互"之义。选择"午"或"五"作节日，用 意全在突出阴阳互相"交午"即"交互"这个意义上。
"水"与"龙"这一对阴阳对立体在"端午"这个节日里，通过"交午"，达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样，恐惧"水"的吴越民族，便可以通过"龙"的作用永享江河安流、天下太平的幸福生活了。
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先对"水"的恐惧，就不会创造出"龙"这个图腾神。因此，与其如闻先生所说："端午"是一个"龙"的节日，倒不如按我们的意思："端午"首先是一个"水"的节日。
也许正因为民间始终没有忘记"端午"是"水"的节日，所以这个节日才有可能最后被一个投水而死的爱国诗人屈原全部占有了下来。不然，一个"龙"的节日，屈原凭什么挤进去？
晋人王嘉《拾遗集?洞庭山》有言：
（屈原）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
唐人沈亚之《屈原外传》有言：
（屈原）于五月五日……赴清冷之水，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思慕，谓为水仙。
水死的屈原，成了人们心中的"水仙"（注意：不是"龙神"）。这就微妙地表达了水死的屈原与"水"的节日的关系（注意：不是与"龙"的节日的关系）。
屈原水死到底是为了什么？
屈原水死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少学者作过推测，可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是一个谜。
屈原生活在战国晚期，那时候周天子手中的大权所剩已经不多了。下面的诸侯国勾心斗角，一个个瞄准他的宝座，两眼红得出血。
不过，在先秦，做稳一个享有天下的皇帝也不是那么轻易的。因为皇帝是"天子"，一定要"受命"，即受上天派遣来统治天下的"天命"。
提到"天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颇有研究，他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一章中写道：
那时（指战国晚期——引者），已有"五行说"了，"五行说"已为最高的原理了，所以这个"命"应是五行的命，而不是上帝的命。
"五行说"滥觞于儒家的子思，大成于阴阳家的邹衍。邹衍，齐人（屈原为楚两次出使齐国，他们可能见过面）。他写了篇《主运》，说"五行"是"木、火、 土、金、水"五种东西。五种东西各代表一种"德"。某人得了五德中的一德，上天就会降下与这一德相适应的符瑞来，使他安安稳稳做皇帝。不过"德"不是长盛 不衰的，某人得的那一德衰了，另一人就会用另
E.为"恶日"，见张心勤《端午节非因屈原考》，刊《齐鲁学刊》1982年第一期。张文 据《风俗通义》、《论衡》与《后汉书?礼仪志》等"不举五月子"的古俗，断言端午起源于"恶日"。古有"不举五月子"之俗不错，因为"五"与"忤"同音， 子生五月，疑必"忤逆"，故不"举"也。这是初民以谐音为结合契机的巫术意识的表现。"端午"无"忤逆"内容，非一般"恶日"明矣。韩国径谓每月初五为 "悖日"，悖同背，有忤逆义（说见《韩国风俗民情研究》第142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F.为"寒食"、"夏至"。这属于传说的变异，不能因此而否定"端午"。前说见《周处传》，后说见《后汉书?礼仪志》等书。
G.还有说为纪念苗民保公或傣族七个姑娘的，但皆拘于一地，流传尤不广。
一德来"克"。一德"克"一德，周而复始，这就是咱们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邹衍把它叫做"五德终始"。
有了理论，还要把一个一个朝代与这种理论对上号才能证明是正确的。邹衍说：最古的黄帝得的是"土"德，据说上天曾降下黄龙地蚓的符瑞。黄帝的制度都按 "土"的要求来制定。黄帝之后是夏禹，根据"木克土"的理论，邹衍便说夏禹得了"木"德，据说上天也曾降下草木畅茂的符瑞。夏的制度都按"木"的要求来制 定。继夏而有天下的是商汤。根据"金克木"的理论，邹衍便说商汤得了"金"德。据说"银自山溢"。商的制度都按"金"的要求来制定。继商而有天下的周文， 根据"火克金"的理论，邹衍便说周文得了"火"德，上天降下了"赤鸟之符"。制度按"火"的要求来制定。这种理论最早记录在《吕氏春秋?应同》里，《史 记?封禅书》作了进一步发挥。
邹衍构拟的这个"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完全是历史宿命论，谈不上科学。但是，他把黄帝到周文的这段历史 作了如此巧妙的诠释，看起来，咱们中国的历史，倒好像真正"成了一部最有规律的历史"。于是邹衍的理论便从此一跃而成了当时政治社会中的一种不容置疑的绝 对权威的理论了，任何人都乐于承认他的理论是"法典"，都乐于"依从……他们的想象"（引语见前引顾书）。
那么，周"火"衰了，取得周"火"而有天下的是谁呢？具体的人，暂时当然说不准。但有一点却是说得准的：根据"水克火"的理论，取代周"火"而有天下的只能是得到"水"德的某一个人。
那时候，很想当皇帝，很想占有"水"德的人不在少数。条件充分一点的主要是三家：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秦国最强，齐国最富，楚国最大。 为了制服强秦，屈原曾向楚王提出"联齐抗秦"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一度被楚王采纳，效果不错。故有些政治家断言："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就是说，逐鹿中 原，最后就落在秦楚两个诸侯国之间。可惜楚王用人不专，让秦得了便宜。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急不可待地想昭告天下的便是他自己是一个得了克周"火"的"水德"的真命天子。只是上天和他开玩笑，迟迟见不着什么符瑞降下来，他觉得恼火。正在这时，有一个马屁精出来说：
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从秦文公到秦始皇中间相距数百年，这件事情的底细谁也说不清楚。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是，反正有人说了，秦始皇哪有不喜出望外的！于是他立即安排了一班人马，按照"水"的要求制定了一整套"水德"的制度。主要是：
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条分之为：
一、以十月为朔。《史记正义》说："周以建子之月为正，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贺。"
二、色尚黑。《正义》说："以水德属北方，故上黑。"
三、数以六为纪。《史记集解》引张晏曰："水北方黑，终数六。"瓒曰："水数六，故以六为名。"《补笔谈》卷二《象数》曰："六，水成数也。"
四、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五、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史记索隐》说："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
秦始皇这一套根据"水德"制定出来的主要制度，屈原是不是也曾经考虑过呢？一向热爱自己的宗国，希望自己的宗国取代周"火"而有天下的政治家屈原当然曾经考虑过。
屈原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惜往日"。从这首诗看，屈原的思想与秦始皇就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一、色尚黑。《惜往日》说："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投的分明是汨罗江，却有意称它作"玄渊"。玄者黑也。这不是尚黑是什么？汨罗是湘江的支流，湘江是长江的支流。始皇"更名河曰德水"，屈原是不是也希望"更名江曰德江"呢？
二、数以六为纪。《惜往日》用的基本上是"六字句"。这不是"数以六为纪"的观念又是什么？屈原尊六，《楚辞》名家郭沫若先生也曾指出。他说："秦代尊六，《离骚》大都每句六字。"
三、事皆决于法。《惜往日》说："奉先公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又批评楚王说："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 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离骚》也说过："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规 矩"、"绳墨"，指的也是法令。《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得意的时候曾经为楚国"造为宪令"，即草拟法制，无疑都是事实。
屈原与秦始皇这种巧合决非偶然，而是他们在"水德"占有问题上的认识高度一致的结果。
清代著名楚辞学家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告诉我们：
《惜往日》盖灵均绝笔与？悟其君不得，卒以死悟之……
在《惜往日》里，屈原承认自己是楚王的"贞臣"，斥责顷襄王是楚国的"壅君"。因为君"壅"，"生悟其君不得"，为"贞臣"，最后只好"以死悟之"了。
问题很明白，屈原水死，表现了屈原对自己祖国的殷切期望，更表现了屈原对长期生活在战乱中的天下百姓的人文关怀。这是屈原的一次最自觉、最严肃、也最有政治内涵的生死抉择。
一九九年五月初稿
二零零三年五月改定
收入《宝庆风情?百期选萃》
二零零六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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