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金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八年抗金能够取得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主要是：
一、有一个坚强的、稳定的领导核心
与过去两次北伐的领导不同，以史弥远为代表的这批南宋领导人，既不是冒险主义者，也不是投降主义者，而是一批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对金作战的国家战 略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反观历史上的两次北伐，隆兴元年的张浚北伐，当时朝中的核心要员左丞相陈康伯、右丞相史浩都是不同意立即出兵伐金的，认为北伐恢复 中原的时机尚未成熟。张浚是在只取得孝宗个人同意，抛开左、右相的情况下出兵的。领导核心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决策存在极大的分歧。开禧二年，韩侂胄的北伐 也是这样。战前领导核心成员对出兵北伐意见分歧很大。一大批不同意出兵的"副总理"级和"部级"干部被撤职。新拼凑起来的领导核心各有各的打算，所以北伐 一战就败，一败就罢战求和，分崩离析。韩侂胄首先把三个支持他北伐的"总理"与"副总理"抛出去作替罪羊，这暴露出他在"和"与"战"的国家战略问题上摇 摆不定，没有主见。
与过去两次北伐的领导不同，以史弥远为代表的这个领导核心成员组织上非常稳定。从战争准备到战争进行、战争结束， 核心领导成员基本不动。除了自然新陈代谢，没有因政治分歧而更换。史弥远任相二十六年，是南宋朝廷宰执成员变动最少的二十六年，核心组织高度稳定。这固然 有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形成特权与较易滋生腐败的一面，但亦有保持战略大政方针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有利于抗金的一面。这为抗金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领导组织 保证。
二、抗金前的战备工作比较充分
首先，表现在时间上。当年张浚伐金从高宗请他主管军事这天（绍兴三十二年五 月甲寅，命张浚专一措置军务兼节制淮东、西、沿江州郡军马）起算，至孝宗隆兴元年五月出兵伐金，准备时间仅有一年（1162.5-1163.5）。韩侂胄 的开禧北伐，其备战时间，从宁宗嘉泰三年十二月侂胄"意在开边"开始，至开禧二年五月下诏伐金，仅有（1202.12-1206.5）三年半的时间。而嘉 定伐金的准备时间从嘉定元年开始恢复战争创伤，至嘉定十年五月出兵伐金（1208-1218.5），几乎准备了十年！
其次，表现在思想准备上。以史弥远为代表的这批臣僚，无论年老年少，在战备思想问题上取得高度统一。不是以"和"为安，而是积极搞好战备，警钟长鸣，常备不懈。
史弥远在嘉定和议将要签订之时就提出："今两淮、襄阳沿边之地，疮痍未瘳，军实未充。当勉励将帅，尽吾委托之诚，简阅（训练）士卒，核其尺籍之关。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
年逾七十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同知、进参知政事的娄机进言："和议甫成，先务安静。葺罅漏以成纪纲，节财用以固邦本，练士卒以壮国威。"
知镇江府的傅伯成提出"和"不过是暂缓一时之计，必须抓紧时间搞好战备。他说："今之策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
湖北道转运使史安之守庐陵上殿奏札言：
金乃我之深仇，今日好战而不达于可否之势，与恃和而不严于守御之略，皆非谋国之长算也。臣愿陛下明诏大臣专意守御，分遣使臣经略措置边面，出内府之金 缯，修城池，备粮糗，极边守以武臣，敌至婴城以守，敌去勿事追逐。次边则用文士，集流民，复故业，招募丁壮，以备义勇，俾官民相资，人自为守。择忠义劲卒 六万，分屯于两淮襄汉间，以重掎角之势。其沿江出戍者，使尽复旧垒以控江面，则繇费大省。夫兵精则易以立，而费省则可以持久。
太学博士真德秀言："臣愿陛下以通和讲好为权宜，以修德行政为实务，君臣之间朝夕儆戒于敌情之难保，祸乱之无日，蒐讨军实，申儆边防，凛然若敌师之将至"。
史弥远的老师杨简言：治务最急者有五个方面，其一是"治伍法，修诸葛武侯之正兵，以备不虞"。次急者有八个方面，其一是"募兵屯田，以有养兵之费"。
官至参知政事的曾从龙在进对中言，当前的要务是："修德政，蓄人才，饬边备。"
这些言论，充分表现出这批臣僚在思想上备战比较充分。尽管在嘉定七年时，在要不要断绝对金岁币问题上有过一番争论，乔行简主张继续对金进贡岁币，利用金 国抗击蒙古，削弱蒙古的力量。他预见到蒙古灭金之后一定会侵宋。而真德秀则主张利用蒙古攻金的机会断绝对金岁币，乘机攻金，以雪百年之耻。当时史弥远认为 乔行简考虑问题很深长。但最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断绝对金岁币。这一举措，一方面为金国南侵提供了一个"宋国破坏和议"出兵攻宋的借口；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南 宋的战备意识，在要准备打仗这点上大家高度一致。
第三，表现在将帅选拔问题上。史弥远等吸取了历史上两次伐金的经验教训，将帅无能，互不团结，是宋军的致命伤，所以这次备战特别注意将帅的选拔。
据历史统计，秦桧任宰相期间没有在全国公开选拔过一次将帅。张浚伐金时由他自己当统帅，也没有在全国公开选拔过将帅。开禧北伐前，韩侂胄有三次公开选拔 将帅，但选上去的人有的根本没上过战阵，有的甚至最起码的军事术语都不懂。宋孝宗是史学家认为的南宋诸皇帝中最有作为、一直想恢复中原的明君，但他在位二 十七年中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将帅也只有七次，而史弥远任相的二十六年中，公开选拔将帅的次数比孝宗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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