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个怎样的人？怎样评价曾国藩——正耶，邪耶
评价历史人物，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问题上，分歧显得更为突出。曾国藩的评价在他死后，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曾国藩像，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曾屠户"；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又被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不过，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又不乏赞誉之声。
"文革"结束以后，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历史及曾国藩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以及历史小说《曾国藩》、历史电视片《太平天国》问世，又推动学术界研究曾国藩的巨大兴趣，出现了思想活泼、观点纷陈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从各个不同视角衡量曾国藩。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总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活动、有军事方面的活动、有经济方面 的活动、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一位历史人物，他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有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有伦理道德方面的造诣、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造诣。人们从不同的 视角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曾国藩得出的不同观点。
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 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 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唯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 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这是从曾国藩效忠清王朝建立军队的角度进行评论的。
又有人评论曾国藩说："国藩 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于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我国近代史之 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 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 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即既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又接受西洋文化的角度，亦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衡量曾国藩，并从"救国救民"的角 度肯定曾国藩是与孙中山一样的"民族主义"者。
还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 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唯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 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从学术造诣和军事指挥能力的角度衡量曾 国藩的。
也有人对曾国藩作如下评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反满革命的角度批评曾国藩的。
更有人认为："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曾国藩及其领 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的代理人，认为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 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这种评价是从反对清廷屠杀汉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角度，批判曾 国藩"丝毫没有民族思想"。
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会得出不同的论点。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总的标准用以统率从各个不同视角的评价，即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总的标准？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总的标准就是，衡量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比他的前辈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以上述总的标准衡量曾国藩，需要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金田起义是一场危害社会的动乱，还是一场正义的事业？
这个问题是导致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意见分歧、对立的关键。清王朝自中叶以后日益腐朽。在经济上，大地主巧取豪夺，田连阡陌，贫困者无立锥之地；在政治 上，各级官吏苟且谄媚，贪污腐败；在学术上，空疏无用，脱离实际。鸦片战争前夕，思想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出当时已经是一个"衰世"。他希望清政府主动进行 改革。他说了一句十分深刻的话："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但清王朝充耳不闻，不考虑做任何改革。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进一步暴露了 清王朝的腐朽，主张并呼吁改革的人增多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主张，曾国藩也奏陈民间疾苦，建议清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以 上种种呼吁都没有促使清廷觉醒，社会依旧一步步腐败下去。正如一位广西籍官员龙启瑞所说："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草 莽之间狡焉思逞者，即无事之区，亦将乘间窃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形势逼出来的。从现象看，农民活不下去，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实质上看，则 是清王朝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社会停滞，只有自下而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腐朽王朝统治，社会才有前进的可能。太平天国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无疑，它 是正义的事业。如果将以暴力为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腐朽的政权扫除历史发展的障碍视为革命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战争无疑是一场革命。
正由于这样一种性质，太平军在早期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与拥护。李汝昭是湖南的一名普通知识分子，他在《镜山野史》一书中描述太平军在武昌、南京的情况说："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
大清王朝已沦落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使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太平军冲击清王朝统治，冲击传统文化，亦即在客观上冲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
曾国藩竭力维护清王朝统治，反对太平天国，从《讨粤匪檄》看，他倡导的是中国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维持现状——停滞不前的社会。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太平天国，从其兴起开始，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不能因为它有缺点和错误而否定其革命性。
农民军兴起以后本来有两个发展前途：（1）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将旧王朝推翻，达到扫除中国社会发展障碍的目的；（2）缺点与错误逐步扩大，在推翻旧王 朝统治以前就逐步腐败灭亡。太平天国走的正是后一条道路。太平天国到了后期，内部矛盾激化，政治紊乱，官员腐败，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李秀成总结"天朝十 误"，其中四条属军事指挥方面的，其余六条均为政治方面的失误。李秀成等都向洪秀全提出改革的建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实施。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 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 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而正是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在"洋务运动"方面，曾国藩是实践他人的创新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创新？
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派遣第一批出洋留学生、制造出第一条大轮船、设立江南制造局并翻译泰西科学书籍，有人誉之为"中国现代化之父"。
其实，这一点应予辨析。远早于曾国藩就有人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远一点的学者，如魏源、徐继畲等人且不说，就以太平天国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 一个具体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案来说，当它传到清政府统治区以后，曾国藩的贴心幕僚赵烈文看到它十分赞赏，在1861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庚申七月刻 《资政新篇》一本，贼族洪仁旰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较明白，其中所言，颇有见识。一曰风风类……二曰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诚悦 服，而于夷情最谙练，所有在沪两国教士，皆列名在上，此皆两粤人习染年深，视外邦如神明，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煞。三曰刑刑类……观此一书，则 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过了5个月，赵烈文又上书曾国藩说："历世以来，轻信妄言以启边衅多矣。始则视之为 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倏战倏和，一彼一此，覆辙之败，千古共蹈……夫夷人非异人也，术非异术也，反其所为而用之，其效必可 也……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其事亦易，非甚难为也。"
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洋务运动"的第一步，不能不说与赵烈文的建议有关，亦不能不说与《资政新篇》的思想影响有关。
曾国藩与李鸿章奏准清廷派遣出洋留学生。这一举动的思想来源则是容闳的建议，推动这一工作的人物也是容闳。可见，最初提出现代化思想并提出具体规划的人并不是曾国藩；而曾国藩的作用在于将这种先进思想付诸实践。
第三个问题是：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否超越前人？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以学术为例，曾国藩是当时的一位理学大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曾国藩有下列一段评论："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 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 以宋学相抵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点一变。"此段文字表明，曾国藩十分重视 宋学研究。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论及曾国藩时说："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唯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
这就是说，曾国藩为学重视实践即"转移风俗，陶铸人才"，强调"刚直"、"忠诚"与"器识"。钱穆又认为，曾国藩在学术上谋求汉学与宋学之会通。他说："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礼家。"
根据梁启超与钱穆的分析，曾国藩的学术成就在于破除汉学与宋学之门户，谋求两者之会通，其用力点则在于应用——转移风俗、陶铸人才。曾国藩在学术上有成就，但有多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仍值得深入研究。在道德伦理与军事理论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对在这个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的争议人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