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3.危难之时，慷慨向前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定，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
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当时，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腹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易仓促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仅绝无办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下身败名裂， 万人唾骂的下场。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的老百姓激于义愤， 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失败是悲惨的，尤其是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笑骂这样的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有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
曾国藩幼读儒家经典，立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如通常儒者一样，幻想着"三代"之世的出现。做上京官以后，知道"三代"的想法太空洞了，又想着进行一番努 力，可望恢复清代前期康乾的"太平盛世"。但他没有料到，"盛世"未再现，却因政治腐败，引发了历史上罕见的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不寻常的历史把 他推向镇压起义的统帅地位，仗一打就是十几年，使他幼年立下的理想和"太平盛世"的幻想，完全成了泡影。
同治七年（1868），曾国 藩调任直隶总督。一路上，他目睹大江南北及京畿之地，全是苍夷一片，大清朝己是风雨飘摇的一只朽船了。前途暗淡，国运衰微，"中兴"之望破灭，使这位"中 兴"名臣的身心一下子颓萎了。长期与太平军作战，"剿捻"无功已弄得他心力交瘁。但那时似乎还有一种潜在的希望和力量支撑着，使他尚能勉为其难。但是，自 从北京之行，朝见慈禧、奕忻等清廷最高人物、回到保定后，似乎他自己也如一枚腐心的萝卜，"根本颠扑"了。先是眼睛昏暗，视物如隔迷雾，接着是疼痛难忍， 吃药针灸全无效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仅余微光。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涨，日夜惶惶，无法办公，只得具疏请假，皇帝准假，下旨问疾，让他好好治病。 然而天津突然发生教案，又把他推进风浪的漩涡中。
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他自觉日 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 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挟病登程。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定能对此案作出公正裁决，为天津士民主持正义。大家都还记得，他于咸丰四 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 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又叙述一遍。这些情 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多已了解。还有人跪拜轿前，称颂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痛斥洋教，捍卫中国儒道的英明，说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动便是遵循檄文之大义， 以旁挟之举人圣人之道的体现，求曾国藩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更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 腐烂时从外向里烂，而不是通常的由里向外烂。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他对洋教无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传入，康熙年间兴盛。但因该教与中 国的祭祀习俗发生冲突，后又参与雍正、乾隆的宫廷斗争，便被严禁。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 敬祖宗，不分男女，与自己心目中的礼仪伦常大相径庭，这是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洪秀全就是拿了这一套组织民众，造成天下大乱的。所以，他 在讨伐"长毛"时，便是以捍卫中国纲常名教相号召，反对异教进入中国的。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不是洪秀全，而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 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 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市民交 代，这就更加困难了。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清人攻击崇厚卖国媚外，醇亲王奕忻、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 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广大群众的义愤 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 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如果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 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或者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心里讨厌崇厚这样的人。但是，崇厚对洋教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某些愚昧群众的认识却很正确。挖眼珠，吃人心的说法本来他就不信，国人每以此说煽动群众情绪，全国的教案里！并无一例可以证实外国洋教会有此残暴行为。
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态度，天津人也下定会如对崇厚一般痛骂自己为卖国、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 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他难道就不能马上给太后、皇帝上书，历数洋人罪恶，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吗？但是，如 今不是道光朝了，他也不是林则徐，主战派给太后、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训，他们不会支持他在天津与洋人开战的，他真的想做被罢官的林则徐都没机会。举步艰 难，进退维谷，曾国藩后悔当初不该来天津，后悔没有请求朝廷另简大员，走上了这个四面悬崖的绝途之上。
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 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燃，"卖国贼"的骂 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 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他惶恐而又痛苦地写道：庇护天主教本属正理，而引起"物论沸腾，致使人不 忍闻"。"诟骂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吾身。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 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只 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 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 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 人。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
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 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 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 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 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 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 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曾纪泽在 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权利，他的外交手腕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有真正的后 人。
曾国藩语录精粹：
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咸丰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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