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4.为德为才，交一己难
与太平军相反，曾国藩起事于湖南时，不断受到湖南巡抚以下官员的嘲讽、排挤与 打击，好友刘蓉在办团练一事上与他若即若离，好友郭嵩焘兄弟并不应召，后来在江西，当地的军政大吏也很有些与他过不去，使曾国藩常常有形孤影单之感。但 是，发展到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符篆， 威震一方。虽然他们与曾国藩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军这一点上，曾国藩基本上能号令如一。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失人才"，一个 "得人才"，太平军与湘军在同治元年前后已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实是入木三分之论。
在聚集人 才上，曾国藩的确有一些不同凡人的招术，使得士多愿被他所用。曾国藩事业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百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 "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 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 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漏漏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 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 等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 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 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 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 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 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 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 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 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 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 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赴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
曾国藩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另外由于曾国藩的保举，使许多幕僚都成了朝廷中的重 臣，故一时间各方英杰们无不以入曾幕为荣、为晋身之阶。李鼎芳表列的八十九名幕僚中，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尚书、侍郎的，即达30人，成为左 右政局的重臣。
曾国藩始终坚持"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慎用、勤教、严绝。"
曾国 藩出办团练，可说是百事待举，白手起家，后来湘军发展，事变至殷，尤需人才支撑。他深刻地认识到，"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 共明，虽金石可穿，夫何艰之不济？"又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者自己是否有容纳人才、折服人才的本领。 "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求贤若渴，嘤其鸣矣。在这方面，他是颇下了一番工夫 的。王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诘责；有异等者，虽卑 贱，与之抗礼。"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常以求才为急，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当时，亲朋好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 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 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 强调人的德行。
但是经过多年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番感慨："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 不数觏。"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 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曾国藩语录精粹：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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