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佐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在国外，一方面对商纣王恭顺尊崇，报以尽忠尽力；另一方面对多数诸侯国亲善、怀柔，施德行惠，以争取多助；而对个别助纣为虐的诸侯国则乘机征伐和消灭。在国内，推行仁德政治，广施恩惠，由内及外，实行“树敛”之道。周国仁德政治惠及邻国。时当虞、芮两国发生田界不清之争，数年争讼不息，最后到周国请求裁决。虞人、芮人进入周境，所见耕田的人互让田界，民以尊老爱幼为俗，以让道让长成风，风俗大洽。虞人、芮人未见文王便惭愧而回，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于取的，去求裁决公平正是自取羞辱!诸侯听到这件事，说：西伯该是位受天命得天下的君主吧? 这一切都是姜尚“修德倾商”的结果，亦即推行“文伐”战略的结果。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没有军队就不能强大，不行德政就不能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以明于此道而兴，夏桀、商纣、秦二世以昧于此道而亡，怎么可以对此不慎重呢?《司马法》产生已经很久了，(对出于“仁本”的“杀人安人、攻其国，爱其民”及“以战止战”的道理)只有太公、孙武、吴起、王子成父能继承并有所发明，使之切合近世情况，极尽人事之变化。 所谓“非德不昌”，姜尚先佐文王“修德”，足已使周国昌盛起来了。姜尚后佐武王，在“修德”既昌的基础上，以兵求强，促成周武王“以兴”。换句话说，能最初继承黄帝、商汤所以强大、兴盛之道和更以此道实现周武王的强大和兴盛并发明此道使之切合近世实用、极尽人事之变的人就是姜尚，其功业是由灭商兴周而写成的。姜尚在《丹书》中所教告武王“不以仁义之道取天下而以仁义之道守天下”，即以武力争取天下而以仁义保持天下，便是姜尚辅佐文王、武王的基本方略，是所以灭商兴周的基本方略。《商君书·开塞》：“……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尚)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说的正是姜尚佐武王得天下与守天下之术。姜尚灭商兴周的基本方略实际是德与威、礼与兵、文与武、教与刑的辩证统一，是文伐与武伐的有机结合和兼用。而文伐与武伐的有机结合和适度兼用，正是姜尚文德、武功并崇的基础。 姜尚佐文王，首务于修德以求昌，但不排除征伐，即时兴甲兵以图强。初，姜尚使散宜生、闳夭等三子购求美女、名马、珍宝献给纣王，纣王大喜之下开释文王之囚，并授以专征伐之权。文王得掌征伐是周国在“非兵不强”的升进道路上跨越了关键性的一步。他可以在尊商崇王的号召下，随意地“兴甲兵以讨不义”，实行抑强扶弱之道。强国多指商纣的党与诸侯，作乱为祸，必加以抑制和打击；弱国多指西周的同盟国，必加以援助和扶持，以巩固和扩大亲周反商的力量。文王得释羑里之后，在姜尚辅助和谋划之下，第二年即兴兵征讨犬戎。作为西部地区的游牧部族，犬戎是畎夷、昆夷、绲夷的总称。当时，犬戎族在泾渭流域一带游牧栖居，不时接受纣王的一点恩赐而助纣做了很多坏事，故周人对其讨伐和驱逐。下一年，文王问道：我想发兵征伐不义，哪国可伐呢?密须氏疑忌我周国，可先出兵伐灭它?管叔不同意，认为密须国国君是天下的英明君主，讨伐他的国家为不义。姜尚说：先代明王兴甲兵的原则是：征伐曲逆而不伐归顺，征伐险诈而不伐平正，征伐有过失的而不伐无过的。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南，姞姓，原是商纣与国，非春秋时姬姓密国。再下一年，姜尚佐文王伐灭耆国。耆国故地在今山西黎城或说在长治西南，也称黎国。《尚书》所说的周“西伯既戡黎”，即指文王伐灭耆国而言。又一年，周人讨伐耆国(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二年之后，姜尚佐文王征讨崇国(在今河南嵩县北)，杀崇侯虎，灭其国。继此开始大规模营建丰邑，随即迁国都自岐山下至丰邑。至此，已经形成了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国亲附西周的商、周对立局面。这为武王武伐灭纣的必胜创造了条件。 姜尚佐武王所要完成的基本历史使命就是“兴甲兵以讨不义”，实行“天罚”，最后灭纣。在商周胜败早成定局的时候，商纣王虽然仍以“不有天命”而自恃无恐，为属下鼓气，又以田猎方式检阅军兵，炫耀武力，但除了他的残暴政治已经决定了他必然灭亡的命运之外，旷日持久的东夷战争也耗尽了商王朝的人力财力，更激化了国内外的仇恨与反抗，正如《孟子》所说：“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九年，东征以观察诸侯的向心归附情况。军队出发之前，作为全军的统帅，姜尚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以誓师：“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怠者斩首。”兵至盟津，不召而自动参加会盟的诸侯八百。诸侯纷纷建言：征伐商纣的时候已经到了。武王、姜尚以“时机未到”劝归。于是班师而还。姜尚佐武王写成了鼓动天下起而伐纣的誓诰--《泰誓》。 盟津观兵实是一次联合军事大演习，也是一次周武王盟主地位的大检阅。观兵或演习的成功表明周在政治上确立了盟主地位，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灭商，表明了姜尚文伐、武伐战略思想的必胜。又过二年，纣王杀死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微子逃走，少师、太师奔周。消息传报武王说：殷都大乱了，人人都怨恨纣王，却不敢说出口来；个个自危，要逃命却无处可逃。天天盼望圣人入殷都除暴君而安万民。武王闻报而问姜尚：纣可伐否? 姜尚胸有成竹地回答：谗慝胜过忠良叫做“僇”；贤臣离朝出走叫做“政崩”；百姓怨恨而不敢说话叫做“刑胜”。其乱已极! 亡国的征兆出现了，灭国的时候到来了。姜尚向武王提出：天命勿违，遇时不疑，要立即发兵伐纣。 武王听从姜尚的劝教， 遂即颁命诸侯起兵，说：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纣王“自绝于天”，周国及各国诸侯要执行上天的意旨，惩罚商纣。各诸侯国闻命而起，选兵简将，搜车厉兵，齐力响应。 武王伐纣是一次诸侯伐天子、臣伐君、下伐上的战争，因而叫做“逆取”。“逆取”即“为不顺”的这一正统观念成为周军克敌致胜的一个不利因素。武王伐纣又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战争双方在兵力、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众寡、强弱的悬殊，都是足以使周国群臣疑惧而难以排解的顾虑。这也成为周军克敌致胜的一个不利因素。 两个不利因素加在一起， 难免会产生内部的妥协和消极力量。姜尚最强调“兵贵于一”，所以，要求伐纣必胜。在正面与敌交锋之前，姜尚必先排除和战胜内部的消极妥协力量而达到意志的高度统一。而姜尚用以排除和战胜内部消极妥协力量的是他的不法古、不唯神的开塞精神。 大军出发之前，武王令占卜，龟兆显示不吉，同时风雨暴至。众公卿大臣都疑惧，唯独姜尚强劝武王出师。姜尚凭了自己深通占卜术的经验，断言龟蓍占卜无非凭空臆说。他依此力排众议地指出：既然朽甲枯草不能预知吉凶祸福，因而不可为朽甲枯草的兆示贻误军机。武王报仇心切，于是决计“遂行”。 大军行至怀地汜水时，河水泛溢。过共头山时，遇山石崩裂，武王所乘之车被损毁。 霍叔因此劝止武王和姜尚，说：兵出三日而遭遇五灾，是不是上天阻止我伐纣?姜尚说：我伐纣是为了救民。救民是行合天心民意的义举。天阻挠我伐纣，岂不是天不爱民?霍叔无言以对。(《荀子·儒效》。) 军至邢丘，武王乘坐的车的车轭折为三截，大雨三天不止。武王惊疑，召姜尚而问道：不可以伐纣吧? 姜尚答道：并非不可以伐纣。车轭折断为三，是上天示意我须兵分三路进击；大雨三日不止，是上天为我洒洗兵器。 (《太平御览》七七六引《韩诗外传》。) 武王听了姜尚的话，心宽意坚，遂不再疑。大军过隧斩岸，过水沉舟，过桥拆桥，用以向人们表示不获全胜不返回的决心。姜尚号令全军说：太子为民伐罪，为父兄报仇，义无反顾!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之路! 大军继续挺进，而暴雨雷电不止。兵至牛头山，风更急雷更疾，鼓旗被毁折，武王的驾车者被雷震惊吓而死。姜尚说：尊贤而能用贤，举事而合时宜，能这样，则不看时日的吉凶而事事顺利；不靠占卜祸福而事事吉祥；不用祈祷上天保佑而福喜跟从，遂命挥军前进。周公旦说：今年此行迎太岁，占卜龟兆示凶，星变为灾祸，上天不保佑我周国，请回军还师吧。姜尚大怒说：现在，纣王刳比干之心，禁箕子之囚，以飞廉执政，殃民祸国，举兵讨伐，有何不可?枯草朽骨，怎么能预知吉凶祸福!姜尚说完，即焚毁了龟甲，拆断了蓍草，擂鼓进军，率众领先涉渡黄河，武王随后而进，遂灭商纣。(《通典》卷一六二。) 武王、姜尚率军行进，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兄弟二人拔剑扣马挡住了去路，说：父亲死了不安葬便先急于争夺天下，不合孝道；对执贽称臣的君主而举兵征伐他，不合礼义! 武王把这话告诉了姜尚。姜尚对武王说：干大事业的，不顾及细微礼义；立大功德的，不计较身后的小过失。遂吩咐把夷、齐二人扶着走开，以便大军挺进直驱(《太平御览》五十八引《大周正乐》。)。兵到牧野，安营布阵未毕，暴风雨又到。一时间，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左右前后不能分辨。姜尚见此光景却说：太好了!雷鸣电闪齐下，是我军的行动感动了天地，天地为我助军威! 武王伐纣是一场以有德伐失德的正义战争。它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在决战前夕，武王先向联军发布《泰誓》作为誓师令，或为讨罪檄文，历数殷纣王“自绝天下”的种种罪行，宣布遵行上天的意旨惩罚商纣，叫做“共行天罚。”这一战前动员大大鼓舞了全军上下的士气，联军将士同仇敌忾，勇往直前，以“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荀子·儒效》。) 的急行军驰奔商都。武王和姜尚共率兵车300辆，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 联军集结兵车4000辆，并陈于商郊。周武王十三年二月甲子拂晓，武王、姜尚早早赶到商郊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周武王发表了作为决战誓词的《牧誓》，揭露了殷纣背弃祖宗，离异兄弟，重用坏人，残害生灵等罪恶。同时对联军将士宣布了作战纪律，勉励将士勇敢杀敌。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执定白旄，说：远路劳苦啊，西土来的将士们!接着，他对参战的各路诸侯，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各级官长，及前来助战的庸、蜀、羌、髳、微、 、彭、濮等蛮夷戎狄各部族首领宣誓。继此，武王按照姜尚的治军法令及既定的牧野决战纪律宣誓说：现在，我姬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作战，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队，齐头并进，大家要努力遵守军令! 每冲刺四五次六七次，也要停下来整队，齐头并进，大家要努力遵守军令啊! 希望人人勇猛威武，像老虎像熊罴，像豺狼像螭蛟。在这商都郊外，不要拒绝和杀害那些逃来投降的纣兵，可带他们回西土去。各位努力啊! 如果你们有不努力的，将会受到惩罚! 武王的临战宣誓和勉励使联军高涨的士气更加激昂。纣王闻知周军兵临城下，即纠集70万大军抵御周军。武王命师尚父率百名勇士出阵挑战，抢先挫伤了纣军锐气而扰乱了其军心。“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大雅·大明》。)的纣军营垒动摇了，错乱了。姜尚保护武王亲率大军向敌军主力发动猛烈攻击，联军4000辆兵车的甲士和步卒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与纣军接战，对纣王军阵展开了全面的进攻，纣王军阵大乱。纣军虽多，但兵无战心，将无斗志，本来“皆无战之心”的奴隶大军临阵纷纷倒戈，他们“心欲武士亟入”，故“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在牧野战场上，姜尚乘檀木华车，驾四匹火红色壮马，精神抖擞，威武雄壮。沉着指挥，闲暇而整齐。以正屈敌，不以奇致胜。《诗·大雅·大明》记载他的形象：牧野战场真宽广，檀木兵车闪金光，四匹赤马多强壮。太师尚父把帅挂，好像雄鹰在飞扬。是他辅佐周武王，纵兵讨伐大殷商，一朝天下变辉煌。《礼记·乐记》《史记·乐书》则都以《大武》舞表演的雄壮姿势赞美了姜尚佐武王牧野伐纣时表现出的威猛异常的武功。如《武》乐开始，舞者手执盾牌，山立不动，象征着当时武王的誓众：命部下武装整肃，只待诸侯响应，就要出征了。而《武》舞一开始则即发扬蹈厉，威猛异常，象征师尚父指挥战斗，欲一举消灭商纣的决心。 强大的军事攻势和纣军的反戈引路，使纣王的70万之众迅即土崩瓦解。继商汤、伊尹灭夏桀之后，武王、姜尚吊民伐罪、共行天罚的正义战争再获全胜。纣王见大势已去，返身回走，逃上鹿台，穿上金缕玉衣，自焚而死。周军及诸侯联军欢呼雷动。姜尚引武王入朝歌，士民夹道欢迎，“天下晏然，万民欢欣”的局面开始了。武王登上鹿台， 用黄钺砍下纣王的头，又进宫斩杀了妲己。统治中原600余年的商王朝灭亡了。第二天，师尚父、卫康叔、史佚等服侍武王立于社坛之上，向神灵祭告伐罪灭纣之事。接着，散发纣王敛聚在鹿台的金钱，发放纣王屯积在钜桥的粮米以赈饥民。此后又培筑比干的坟墓，开释箕子的囚禁，旌表商容的闾里，把象征天下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往周国，与天下共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作器于周武王十三年的《天亡 》“天亡右王”的铭刻更真实地记录下了姜尚保佑武王灭商兴周的功绩。 由姜尚谋划与指挥的牧野之战是灭商兴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周军的最后全胜，是姜尚第一个树立起了兵与德兼用、文与武并行的典范。今人就战略战术的历史意义进行评价，同样肯定和称道了这一点：“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最早战例。从这场战争的准备到进行，周武王始终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政治攻势的影响，瓦解敌人，团结友军，壮大自己，鼓舞士气，这一正确措施，在战斗中更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联军的指挥主动灵活，武王等联军首脑根据双方的兵力配置，让主力避免了与纣军正面打消耗战，采取分散敌军注意力，出奇制胜的战法，直捣敌军主力，使其措手不及，加速了它的溃败。这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军事家驾驭战争的能力已具有了一定的战略战术水平。” (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第一编第四章《西周军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