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丹书》，宋代以前的文献很少提及。宋人黄庭坚据《礼记》所载的太公铭文而提到《丹书》，洪迈较详细地介绍了此书。《太平御览》卷五九○称引自《大戴礼》。 太公佐武王即位，武王问以长治久安之方，也就是：“藏之约，行之万世可以为子孙常有”(国家)之道。诸大夫对以“未得闻”；而太公回答“在《丹书》”。《大戴礼记》记载的太公授武王的《丹书》，实即太公戒以“先王之道”的铭文，故《御览》归于铭类。 黄庭坚依《礼记》 提到《太公丹书》 ，他的同代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称：“《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铭而书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王践阼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以遗为好古君子云。”明朝诗人冯裕《表海亭》诗有“鹰扬事业浮云过，留得丹书与世传”之句，表明诗人也认为太公有《丹书》传世。清人汪宗沂同样称《武王践阼》一段文字为《丹书》之言，并收进了他的《太公兵法逸文》中。 《太公丹书》作为起居戒箴铭文，文字不长，寓意深远，虽非太公所作，但与太公不无联系，故托太公之名，因而又可视为太公及古代圣贤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