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籍记载，国内建立太公庙多处。但建造历史较长莫过于已毁的日照太公庙，保护最完好的莫过于宝鸡磻溪太公庙。故选录磻溪太公庙修筑始末于此，以为史例。 最早的姜太公祠 磻溪钓鱼台兴建最早的庙祠要算姜太公石室。《水经注》云：“磻溪水出南山兹谷……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撰著。郦道元是当时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他为《水经》作注时， 曾不遗余力搜集资料，博引群书达437种之多，而且抄录了汉魏时的不少碑刻，又亲自跋涉郊野，寻访古迹，追其源而溯其流。因此，《水经注》一书中关于磻溪的这条记载，是他深入当地，具体考察之后所书。书中记有“东南隅有石室”语，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自目睹之实物后所写。且《水经注》一书采录了汉魏时的不少碑刻，可见石室并非北魏时所建，应上溯至汉魏时期。 石室建于“东南隅”，距兹泉五里之遥，当地人称之为“静室”，谓当年姜太公垂钓时栖居之地。静室位于凡谷东南角玄瓦山半腰，辟一平台，背有大山相依，松柏为荫，面对磻溪流水，曲径相绕。其处清静幽雅，又无山洪袭扰之患。垂钓之余，太公于斯地静养其心，苦研韬略之道，当是最为理想的处所。 据说当年的石室是一个仅可容身的山岩石洞，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在这里建起了非常古雅的庙祠，太公祠才移至北端山岩之上。 太公庙的兴修 太公庙最早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新唐书·礼乐志》云：“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 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要在磻溪立姜太公庙?这也是事出有因。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国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动乱局面，一是隋末动乱造成了州县萧条的景象，正象《隋书·杨玄感传》中所云：“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全唐文》亦云：“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成费，凋弊之后，饥寒重切。”二是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整个时局，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为此，他又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这四项措施要推行开来，即要实行“贞观大治” ， 选用人才就成了当务之急。正像魏征所说：“贞观之初、求贤若渴。”(《贞观政要·慎终篇》。)《资治通鉴》载曰：唐太宗初即位，就令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贤荐才， 但封迟迟不动。 唐太宗非常恼火，就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却辩解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义正辞严驳斥说：“古之统治者，岂借人才于异代乎? 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他一方面在官员中进行考察，一方面便向社会广泛宣传。在磻溪建太公庙，等于他在向全社会声明：他将要像周文王访贤重用姜太公一样重用理国治世的贤臣良将。 唐太宗李世民如此重视磻溪钓鱼台和姜太公，继太宗之后的唐代帝王便对姜太公的称誉层层加高，其庙也便随着太公身价百倍而更加富丽堂皇。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 ，太公庙初步升级，庙中奉祀的太公塑像，“以留侯张良配”。太公庙的规模又向前跨了一步。 唐肃宗即位的上元元年，便把姜太公追封为武成王。《唐会要》云：“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敕：‘文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救生灵，凉在于师贞。昔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是时，太公名号升至顶点，其庙宇建筑也就更加堂皇。庙内，武成王姜太公位居中上，侍坐的就有历代十员良将，称为十哲。这十哲是：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勣。此五人列于左首；汉太子少傅张良，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此五人列于右首。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 ，太公庙又升了一级，其规模无疑更要扩大。据《新唐书·礼乐志》载：是年，“礼仪使颜真卿奏：‘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诏使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越相国范蠡，齐将孙膑，赵信平君廉颇，秦将王翦，汉相国平阳侯曹参，右丞相绛侯周勃，前将军北平太守李广，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后汉太傅高密侯邓禹，左将军胶东侯贾复，执金吾雍奴侯寇恂，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太尉槐里侯皇甫嵩，魏征东将军晋阳侯张辽，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吴偏将军南郡太守周瑜，丞相娄侯陆逊，晋征南大将军南城侯羊祜，抚军大将军襄阳侯王浚，东晋车骑将军康乐公谢玄，前燕太宰录尚书太原王慕容恪，宋司空武陵公檀道济，梁太尉永宁郡公王僧辩，北齐尚书右仆射燕郡公慕容绍宗，周大冢宰齐王宇文觉，隋上柱国新义公韩擒虎，上柱国太平公史万岁，唐右武侯大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左骁卫大将军刑国公苏定方，左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国公张仁愿，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山公王晙，夏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朔方大总管王孝杰，齐相管仲，安平君田单，赵马服君赵奢，将军武安君李牧，汉梁王彭越，太尉条侯周亚夫，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后汉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建威大将军好畴侯耿龠，太尉新丰侯段颖，魏太尉邓艾，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吴武威将军南郡太守孱陵侯吕蒙，太司马荆州牧陶侃，关秦丞相王猛，后魏太尉北平王长松蒿，宋征虏将军王镇恶，陈司空南平公吴明彻，北齐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北周太傅大宗伯燕国公于谨，周右仆射郧国公韦孝宽，隋司空尚书越国公杨素，右武倏大将军宋国公贺若弼，唐司空河间郡王李孝恭，礼部尚书闻喜公裴行俭，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朔方节度使兼御使大夫张齐丘，太尉中书令尚父汾阳郡王郭子仪。”对此，后来朝廷多有争议，但因“兵革未靖，宜右武双起忠烈”。姜太公仍为武成王，以便“文、武并宗”。 姜太公既被追封为王，其庙祠建制就应取诸侯之数。《新唐书·礼乐志》对当时的庙制记载较为详细：“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一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姜太公无论在做周师尚父时，还是被追封为武成王后，官位都在三品以上，其庙无疑是按照上述规定建筑的。庙建于磻溪水之西山根，文王庙之下，座西向东，高墙环围，东门拱开。庙共5间，正殿3间，太公塑像居中。十大哲人塑像分列左右，64人图形绘于壁上。其势颇为壮观。 明时翻修太公庙 宋元时代由于战争频起，京都远离，磻溪太公庙受到冷遇。庙宇虽然存在，配享祭祀大同小异，但战争频仍，未成规模，后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剥蚀，木朽色衰，塑象斑驳，屋架残败，摇摇欲倾。这一颓败景象一直持续到明代嘉靖年间 (1522-1566年)，来了位名叫方新的监察御史，情况才得以改?观。? 方新，明代清阳(今河北威县以下的清河以南)人，字德新，号定溪。嘉靖进士，累官监察御史。因为他经常分赴各省巡视，考核吏治，了解民情，很有一腔抱负。但他生不逢时，偏偏与嘉靖皇帝相处一朝，难展其才。 嘉靖皇帝是明代第十二任帝王，即世宗朱厚熜。世宗帝大祀鬼神，尤事天度为奉道，因而重用方士，怠政养奸，以青词任用宰相，委政顺旨之邪佞，先有奸相严嵩，独专国政14年，正人受祸不知凡几。后又用道士邵元节作礼部尚书，大加庞信，俾专司祷祠，总领道教，班二品。由此以来，明世宗日事醮斋，久不视朝，国难民苦皆不过问。加上那些年旱祸频降，民怨鼎沸，国事日非。忧国忧民的忠良之士犯颜谏上，然屡屡得罪。太仆卿杨撮上疏，几近杖杀。御史杨爵力谏，世宗震怒，立下诏入狱榜掠，血肉狼藉，又关以五木。自此朝廷内外，再也无人敢谏。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疏指责弊端，世宗大怒，掷书于地，对左右说：“立即捉拿治罪，不要让逃掉。”宦官黄锦对帝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海瑞已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当然不会逃走。世宗听后默然，少倾，拾上疏来又读，被感动得连连叹息，说： “此人可方比干， 但朕非纣耳。”世宗皇帝自己都觉得不像话了，朝廷里既有“比干”，岂无纣王! 他说自己不是纣王，是极力掩盖自己昏庸的面目，但实际上他确是明朝的纣王了。 方新正是在这一时期做的监察御史。他面对这样一位昏王，郁郁不得志，愤恨满胸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到陕西巡视，顺便前往磻溪一游，眼观钓台遗迹，心潮难平，禁不住赋诗一首： 路入磻溪一径开，空树古庙锁苍苔。 浮云冉冉连崖窦，流水淙淙戏钓台。 世远山川仍旧迹，功高今古自雄才。 焚香醮罢神如在，日落西峰梦鹤回。 方新身处钓台，凭吊古代的英雄姜太公盼望姜太公驾鹤归来，能和他在梦中相见。见到姜太公又怎样呢? 当然他有一腔委屈和壮志，要对这位曾在此地垂钓，被周文王访得，委以重任，后辅佐武王灭纣兴周的贤良之士倾诉心扉，或许还要讨教惩治昏王，为国为民的主意吧? 是夜，方新便宿磻溪。面对夜景，又心潮翻滚，即兴赋诗曰： 一径回峦带石渠，宫门深闭树扶疏。 岐山日落无鸣凤，渭水波寒罢钓鱼。 玉兔捣残纤月冷，洞萧吹散彩云舒。 叹于老愧飞熊兆，努力犹堪载后车。 方新既对姜太公这样崇敬， 又欲引为莫逆知音。 当他看到被“空树”掩映，被“苍苔”紧锁的太公庙的残败景象，焉能无动于衷? 于是，他就慷慨解囊，捐银翻修太公庙。 方新捐修后的太公庙，规模如何，目前还无据可考。但可以推断，因当时这一举动，非朝廷所为，财力有限，绝对恢复不到唐上元、建中年间那般富丽堂皇。 对此，《陕西通志》载《本庙碑记》云：“磻溪东北流入渭。庙居其右，庙左有钓台……双膝遗迹显然，盖当时坐而持竿之所也。明嘉靖间监察御史方新建。” 《宝鸡县志》云：“太公庙，在治东南六十里的钓鱼台，嘉靖监察御史方新捐修。” 清代盛建太公诸庙 如果说唐代中期是太公庙建设规模最大而又富丽堂皇的话，那么，清代中期就是磻溪钓鱼台太公诸庙形成气势宏大的古建群的完善时间。 据龙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岁次辛巳相月谷旦所立的《重修太公钓鱼台碑记》载云：“……一乡父老同发虔心，建立山门，补修三公祠，太公殿丹垩涂饰焕然，重新剪除荒芜，山径通幽……” 嘉庆十五年岁次庚午孟××所立的《重修龙王、山神庙碑记》载云：“……如古磻溪，乃周师尚父钓鱼处也。伐鱼里前辈父老立庙于溪边以祀焉。公庙之西又修姜嫄洞、文王庙，溪之上流更建周公与太公庙并武吉洞，非为明良聚……溪中盘石之上建龙王宫，溪之东又建三清庙、三法洞、三官洞、王母宫，溪西山口更修灵官楼阁三间，是又以有益于生民者皆可塑妙相而供奉也……。集本堡资财、邻村布施，建修整饬……” 以上述两侧庙碑记载中，可以准确地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清代大规模地在磻溪钓鱼台修建诸多庙宇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这50年之间。 清代自开国以来，雍正帝定西藏，取准噶尔，乾隆帝又取回疆。收复四夷，天下太平。是为清代两个极盛之时期。特别是乾隆帝高宗平定新疆，武功盛于前代，也享尽了太平之荣。至于嘉庆一朝正处于太平盛世。这一时期，朝廷极度尊孔崇儒，大兴祭祀之风。正如《明清史讲义》所云：“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历乾隆和嘉庆朝不改，于从祀不生异义。”上之有好，下必有甚。这是这一时期修建诸庙的政治原因。 第二，太公庙自宋以后，朝廷不再直接举行祭祀活动，其庙宇建筑维修自然不再过问。那么，这么大规模的建设所需资金从何而来呢?从“碑记”上可以看出，其一，是地方上进行集资；其二，收集布施。这两方面的经济来源，仅从清代所立太公钓鱼台碑记上所知，其数字就有上万两银钱之多。 第三，庙祠维修、修建情况。这一时期补修了三公祠，维修了太公殿，将太公殿墙画了壁画，进行了粉刷，使其焕然一新。并剪除了庙殿四周的荒草，很是幽雅。 此一时期修建的庙祠有：姜嫄洞、文王庙、周公与太公庙、武吉洞，这些庙祠都在溪水之西；溪水之东修建了三清庙，三法洞，三官洞，王母宫；溪水之中盘石之上建起了龙王庙，太公庙之北建起了山神庙。山口建起山门和灵官楼阁三间。 又据《宝鸡县志》载，清代末年，废三官洞和三法洞，建起三官庙和三法庙。 民国年间完善太公诸庙 民国初年至建国前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算是个战乱的年代。但太公钓鱼台地处关中西部，四塞围固，战火不烈，这里还没有受到战争的重创和人为的破坏，所以陆续增建了一批庙宇。据当地一些老年人所谈，这一时期新建的庙宇有：灵官楼阁 (当地称汤房) ，后崖根建起吕祖洞和救苦沿；文王庙南建起九天圣母庙；文王庙北建起五圣庙；三清殿北建起三圣母庙；三清殿西南角建起武吉亭；在钓台之南五华里处东山腰，即当年太公结草为芦所居之处的平台上，建起山门为屏、左右僧房对峙、围墙相护、庙居中心的老君庙；老君庙南依地而建三清殿和洪源老祖洞。为了便于祭祀，还在太公庙左右，建起钟楼和鼓楼各一座；太公庙北，又新建戏楼一处。这些新增庙祠，连同明清两代所建庙宇算在一起，就有18处，90多间。至此，太公钓鱼台的庙祠建筑群方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