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尊贤尚功而富民强国，是太公的政治路线。《说苑·政理》：“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 ’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 《汉书·地理志》：“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 ’太公曰：‘举贤而上功。’” 《说苑·君道》：“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其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 ’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 《淮南子·齐俗训》：“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 ’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 《吕氏春秋·长见》：“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 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人的天下、国家是万民的国家而不是一姓的国家这一“官天下”的根本认识，太公认为，必须调动天下人的智慧力量以治理天下，必须发挥全国人的智慧力量以富强国家，于是产生了尊贤尚功的这一官天下的思想，确立了尊贤尚功而求富民强国的政治路线。 “尊贤智，赏有功”“举贤而上功”和“尊贤上功”的意思都一样，就是尊重贤能、崇尚有功，任人唯贤“尊重贤智”“尊重人才”。所谓“尊贤智，赏有功”的本义则是非贤非智者不尊，无功无劳者不赏。 与太公相反，周公治鲁的政治路线是“亲亲上恩”或“尊尊亲亲”。“亲亲上恩”和“尊尊亲亲”一样，都是“家天下”的世袭制度，与太公“官天下”的尊贤制度相对立。《史记·梁孝王世家》引袁盎等人的话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无论立弟立子，都是政权家传，是一种久传而不易废除的任人唯亲制度。盖宽饶把两种制度分辨得很明白：“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见《汉书》本传。)。由此可见，太公的尊贤尚功思想实出于“五帝官天下”之道。太公叹惜周公治鲁“鲁从此弱矣”或“鲁自此削矣”，就是因为鲁国实行的是传子而不传贤的封闭的世袭制度。“亲亲者，以私为道也。”(《商君书·开塞》。)指出了“亲亲”之道的大失。 太公尊贤尚功的基本原则是“先疏后亲，先义后仁”。先疏后亲是说尊重崇尚的贤能人才可先从疏远者而后及于亲近者，即打破血缘、宗族、贫富、贵贱、少长以及国别之限界，实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针。所谓先义后仁，义为合理，仁即亲亲，《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亲是亲其所亲，杀和等同义，都是等次、差别的意思。就血统关系讲，亲其所亲不是同等一律，而是有远近差别的。按照血统关系，实行亲其所亲，为首件大事。尊贤为义。但尊贤也不是同等一律，而有高下大小的差别。按照高下大小的差别实行尊贤也是大事，但却是次于亲亲的一件大事。按照血统关系的远近差别实行亲亲，按照贤人高下大小的差别实行尊贤，就是礼。孔子称述的是鲁礼，即周公之礼。礼即制度。可见周公之制是先亲亲而后尊贤，太公“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之道，正好与之相反，所以国家治理的效果也必然相反。 在“先疏后亲，先义后仁”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太公强调举贤必务实效，即举贤必得真贤，举贤必须用贤，举贤必须排除世俗的毁誉、排除结党营私竞进和蔽贤，并要做到将相分职而确“得举贤之道”。否则便会空“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不能达到富民强国的实效，甚至会招致社会更加混乱、国家危亡的后果。《六韬·文韬·举贤》篇记述太公答文王关于举贤之问，同《说苑·君道》所载太公答武王关于举贤之问一样，都体现了太公尊贤尚功务实的思想：文王问太公：国君致力于举贤任能， 但却不能收到实效，反而社会越来越混乱，以致国家濒临危亡，这是什么道理?太公答道：举得的贤能不加以任用，这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无用贤的实质。文王问：导致这种失误的原因何在? 太公说：原因在于君主喜欢任用社会上通常所称赞的人，因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贤能之士。……君主以社会上通常所称赞的人为贤能，以社会上通常所诋毁的人为不肖之徒，那样党羽多的人就会被进用，党羽少的人就会被排斥。因此，邪恶的人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邪臣无功而凭借虚名得高官厚禄，所以社会益愈混乱，国家也难免危亡了。文王问：究竟该怎样举用贤能呢? 太公答道：将相分工，各自根据各级官吏应该具备的条件推举人才，根据官吏的职责考核其工作实绩。选拔各类人才，考查其能力的强弱，使之德才与官职相称，官职与德才相称。这就是举用贤能的原则和方法。 国君举贤必得真贤，除上述基本原则和方法外，还须掌握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即要依法上贤、依法下不肖，以杜绝“六贼”和“七害”。《六韬·文韬·上贤》篇记述太公答文王之问中，说明了上贤、下不肖的具体方法与措施。 文王问太公：国君应尊崇什么样的人，抑制什么样的人，任用什么样的人，除去什么样的人?应该严禁什么样的事，制止什么样的事?太公回答：国君应该尊崇德才兼备之人，抑制无德无才之辈，任用忠诚信实之人，除去奸诈虚伪之徒。严禁暴乱行为，制止奢侈风气。君主要警惕六贼、七害。……所谓六贼：一是官吏中有人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池亭榭，以供游览观赏的，就会败坏君主的声誉；二是吏民中有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任性使气，爱好游侠，违犯法令，不服从管教的，就会败坏国君的教化；三是官吏中有结党营私，排挤贤能智谋之士，蒙蔽君主视听的，就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四是士人中有心志高傲，标榜操节，气焰嚣张，且外交诸侯，轻视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的威严；五是臣僚中有轻视爵位，藐视上级，不肯为国君冒险犯难的，就会挫伤功臣的积极性；六是强宗大族争相掠夺，欺压贫弱百姓的，就会损害民众的生业。 所谓七害：一是无智略权谋，为了获得高官厚禄，而恃勇强横，轻率赴战，以图侥幸立功的，君主不可举任；二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才，言语不一，掩盖别人的长处，宣扬别人的过错，到处钻营取巧的，君主慎不可与议大事；三是外表朴实，自称无所作为，实则沽名钓誉，自称没有欲望，实则牟取私利的虚伪之人，君主切勿亲近；四是衣着奇特华丽，博闻善辩，高谈空论，以此装点门面，身居僻处，专门诽谤时政的奸诈之人，君主切不可宠信；五是谗言谄媚，不择手段以求官职爵位，为图俸禄，不惜性命，不顾大局，见利妄动，高谈阔论以取悦君主的人，国君切勿任用；六是专事雕文刻镂，倡导华饰奢侈之风而不务正业的，君主必加以禁止；七是用骗人的方术，奇特的技艺，巫蛊左道，符咒妖言来迷惑欺骗善良民众的人，君主必加以禁止。……大臣不敢直言进谏的就不是好大臣；官吏不正直公平廉洁爱护民众的就不是好官吏；宰相不能富民强国，调和种种矛盾，处理各项问题，确保君主地位稳固，整饬纲纪，核查名实，严明赏罚，使万民安居乐业的，就不是好宰相。……因此，国君当怒时而不怒，邪臣就会兴风作浪；当杀时而不杀，大乱就会发生；当出兵讨伐而不讨伐，敌国就会强大起来。 太公又教文王以有效的守国保民之道，是所谓人君的“六守”，即仁、义、忠、信、勇、谋选取人才的六条标准。以此标准选人的方法是：使他富裕，以考验他是否逾越礼法；让他尊贵，以考验他是否骄横不驯；使他担任重任，以考验他是否坚定不移地去完成使命；让他处理问题，以考验他是否隐瞒欺骗；使他身临危难，以考验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变，以考验他是否应付裕如。富裕而不逾越礼法的，是仁爱之人；尊贵而不骄横的，是正义之人；身负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去完成的，是忠诚之人；处理问题而不隐瞒欺骗的，是信用之人；身临危难而无所畏惧的，是勇敢之人；面对突发事变而应付裕如的，是有智谋的人。 除此以外，太公又有“八征”“五材十过”等举贤取士标准和方法，将在治军与用兵章中略予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