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崇拜” 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基于当时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真实关羽的良好德行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有“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之称，“并有国士之风”。他一生有众多事迹表现出很高的德行。《三国志·关羽传》中说：“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足见关羽对刘备的一片赤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其忠义之气，浩然天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表现了关羽知恩图报，信实至诚；“杀颜良”、“收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他勇冠三军，英武神威；“尽封其赐，拜书告辞”，可见他淡泊名利，磊落光明；“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说明他明辨事理，刚直不阿，不结私情；“羽尝为流矢所中……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侠情豪气、毅壮意坚之态震撼人心。

《三国志》中也有大段文字刻画了关羽刚而自矜之态：“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与书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正是因为关羽“刚而自矜”，使糜芳、傅士仁等“素皆嫌羽轻己”，“咸怀惧不安”，终于导致他们的背叛而关羽自己也遭斩身亡，似乎这是关羽的性格弱点。但在一般民众眼里，关羽出生布衣而能“骄于士大夫”，其自重不卑反而是值得钦佩的人格。

关羽庙

历史上关羽的真实事迹和德行，是关公形象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歌功传颂、百世不衰的根基之所在。

第二，关羽在世时与将士和民众的特殊关系。

关羽一生，有雄威、有功绩、也有德行，但他曾投降曹操，这是君子立身成仁之大忌。

关羽变节一事，《三国志》多处记载：《魏书·武帝纪》“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蜀书·先主传》“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蜀书·关羽传》“曹公禽羽以归”。可见关羽投降曹操确实。再者，关羽采用“降”的方式以自全，还不只这一次。

《三国志·吴主传》载，关羽在麦城被围，“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后终因被擒而斩。假想，关羽如有“玉碎”之志，孙权何以“诱之”；如无“瓦全”之意，以其神威怎能被“擒”；无“降”又“遁”的前因，岂有“擒”而“斩”的后果。

但是，关羽虽失节，而人民群众并不因此而唾弃他，反而为粉饰“降曹”而做出了“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许多文章。这种“偏爱”的特殊原因何在？有限史料能提供线索。《三国志》记有“羽善待卒伍”、“请诸将饮食相对”。试分析，关羽虽“骄于士大夫”，而对下属将士和民众能善待、有仁爱之心；虽刮骨疗毒也不耽误与诸将饮酒，说明关羽与将士卒伍及下层民众的交往和情感是非常融洽的。攻樊城时，“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这里的“群盗”必为社会底层民众，从中也可窥见关羽在荆襄乃至中原人民中的影响号召力很大。“羽威震华夏”，形成迫使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之势，这里的“其锐”恐怕不能单纯理解是关羽的军事锋芒，更重要的是民心背向的政治声势。

正是关羽在世之时，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关羽有广泛而深刻的民间基础，人民群众臣服其德行，仰慕其神威，珍视其情谊，所以能漠视或原谅他的过失，能祭拜他和颂扬他，才得以使关羽故事口头传诵百世不断、千年流传下来。

第三，关羽死后人们特殊的“自责”心理使然。

关羽是蜀汉名将，镇守荆土而攻曹魏樊城反被东吴斩杀。由于关羽忠诚蜀汉、善待百姓、武功神威和良好的德行，同时也因民众对关羽父子不幸遭遇的同情，人们怀念他、祭祀他、供奉他，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中国古代民间本有在仲夏祠祀于民有功德者的礼俗，所以人们祭关羽也应是必然的事情。

人们在关羽死后祭祀他，应该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即人们“自责”心理使然：关羽走麦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部属士卒在江陵被吕蒙占领后投降孙吴，这直接导致关羽失败被擒杀，这些叛离的士卒及家人受良心的责备反而要格外敬奉关羽。

《三国志·关羽传》记：“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陈寿在《吴书·吕蒙传》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使关羽失败的这一原因：“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

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这段话反映了吕蒙深知人们拥戴关羽，才下工夫施“攻心术”，不惜垂涕斩同乡而取信于江陵百姓，以情动人，还使用“反间计”以动摇羽军，终于促使“众皆委羽而降”。关羽父子被斩后果出现，这些“委羽”的“士众”及其家人百姓心里如何能安稳！回想关羽一世忠义厚恩，他们自谴自责，于是以祭祀关羽的形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也是寻找心灵解脱和安慰、祭告关羽的英灵以避报应。

如果认同以上情节和分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有“玉泉山关公显圣”这一章节。关公英灵不散，“还我头来！”被普净点破：“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

于是关羽顿悟而去，后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这正是当时有愧于关羽的人们心理活动的写照。

恐怕这也是人们何以漠视和粉饰关羽降曹变节的另一内在原因。

当然，对关羽的祭祀和崇拜活动首先只可能产生在三国之际的荆州，亦即荆楚一带。但关羽的威名在当时中原和东吴的影响也很广泛和深刻，由于曹魏和孙吴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促使荆楚区域性的关羽祭祀崇拜活动逐渐向东西南北传播扩散，从而使关羽的故事流传更广。关羽的故事最终能百世不衰、世代相传、不断繁衍，关羽形象不断提升和美化，应该说，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选择。

有人说，关公崇拜是封建统治阶级精神奴役人民的政治工具。

不容否认，封建王朝推崇关公和看重《三国演义》，是因为其宣扬“正统”和“忠君”思想，正好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不过，我们更要看到，无论是关公崇拜还是《三国演义》，它们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物，是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敷演物，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可以说，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树立的一个当时社会的道德楷模。“设神礼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关公造神运动的社会效果如此久远和显著，它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是其根本原因之所在，从中体现的中华民族追求社会道德规范性的愿望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