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蒲松龄先世的族属有四种说法：即回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女真族说。其中回族、蒙古族二说在学术界仍有争议。

根据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上的记载来看（刘氏乃蒲松龄之妻），蒲松龄全家信佛重僧且豢养家猪，不符合山东地区回族人及其后裔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另外蒲松龄的先祖在元代担任过般阳路总管，当时朝廷对路总管人选的任用有明确的规定──《元史·世祖纪三》载：“世祖二年春，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由汉人担当各路总管是元朝定制。

蒲松龄写聊斋

蒲松龄在自撰《族谱序》也提到“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所谓“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是忽必烈“罢世侯、置牧守”以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因为在此时期，蒙廷对汉地进行间接统治，委付汉人世侯直接统治，汉人总管的任用才可能“不避桑梓嫌”，才可父子相继或祖孙相传。由此补证了蒲松龄先祖为元代汉人的说法。

《正两条史料所见蒲松龄的民族属性》

李寻花

近见《浦松龄研究》2007年第2期上有蒲泽《从两条史料看蒲松龄的民族属性》一文，欲于传统属族四说（汉族、蒙古族、女真族、回族）之外，另辟远祖为氐族之说。惟其证据与论证，并不能支持其论点成立。姑论如下：

氏引蒲松龄《族谱序》中文字：“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认为“在这段话中蒲松龄就已经把自己的民族说得很清楚了”，实则此仅仅言明蒲居仁和蒲鲁浑之后世居般阳，而于蒲居仁和蒲鲁浑之族属，并未说明。 今人所争，也正是蒲松龄族祖即蒲居仁和蒲鲁浑之族属。

氏据《淄川县志》查得“蒲居仁是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任淄川路总管”，“蒲鲁浑任淄川路总管更晚一些，是在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而据《元史·世祖纪三》记：“世祖二年春，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故得出结论：“蒲居仁和蒲鲁浑就只能是汉人而绝不可能是蒙古族或其他民族人“，“起码自元朝以来，淄川蒲氏就是汉族人。”

氏对于蒙元四等分人之制度缺乏了解，于《元史》所记官职亦只见其一，不知其二。《元史·本纪第十三》载，“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魯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此为元世祖时对官制的规定，生长汉地的女直（即女真）与契丹享受同于汉人的地位，一样可以充任总管，后世从之。所以，从官制上并不能排除蒲居仁和蒲鲁浑不是汉族人的可能性。

又，氏所引史料，前人早已论及，如《元史》甲子条，苏兴于1991年即举以为证，惟苏氏乃主蒲松龄远祖为女真族人。

氏又引蒲氏十八世孙蒲治善在宣统三年撰写的《族谱序》中说：“稽古帝舜拜蒲衣为友，是黄帝后已有蒲姓。”，“东晋时期，前秦皇帝苻坚的祖父苻洪本来就姓蒲，后因迷信谶文‘草付应王’，而改姓苻。《晋书·苻洪传》记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据此认为“在南北朝之前很可能是氐族人而不是蒙族人。在经过南北朝的一番民族大融合之后，迨到宋元时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

我实在不明白苻洪之由蒲改姓，与后世蒲居仁和蒲鲁浑之族属有何关系？氏若非先证明蒲居仁和蒲鲁浑乃苻洪之后，或者南北朝时天下蒲氏惟苻洪一支，何以能得出“在南北朝之前很可能是氐族人”之结论？

事实上，就在氏所引蒲治善《族谱序》中已有明文：“吾族自元鲁浑公以上受氏之祖，无征，柳泉公修谱以璋祖为始祖。鲁浑公以下祖讳，均不可考，论者憾焉。......蒲为中华族无疑。”氏割裂引文，为失明抑或无知？蒲氏十八世孙眼中其祖姓氏乃出自“中华族无疑”也。

综上，可见氏以此文豪称“其他等等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没有根据的”，纯属井蛙之妄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