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传说中，解缙故事迭出，为众人津津乐道，褒奖有加。邹元标在《解春雨学士墓志》中称解缙“义节千秋壮，文章百代尊”，《明史·解缙列传》记载：“(解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这些都充分表达了后人对解缙的尊重和崇敬之意。那么，解缙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起伏波折?他的命运为什么如此坎坷，生命又如此短暂呢?

　　洪武二年(1369年)，解缙出生在吉水县城东门的一个书香人家。吉水自隋末建县以来，文风蔚然，俊杰代挺，曾出现过“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和“一门三鼎甲”的人文盛况，被誉为“人文渊源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解缙的高祖解昭子于南宋成淳年间人太学，被誉为“江右八龙”之一;父亲解开为元朝末年国子监生，明灭元后，朱元璋安排他当官，被他推辞，后来回到吉水当教师;母亲高妙莹出身书香门第，不仅经史、传记、天文、地理、医学之书皆能论析，而且善小楷、晓音律。可以说，解缙一出生就在一个祥和的家庭中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

　　解缙“幼颖敏”，五岁就会吟诗作对。一日早晨，母亲要他扫地，然后把鸡放出来。他一边学着做事，一边随口吟道：“打扫庭前地，放出笼中鸡。”母亲说：“做事就做事，不要去念诗。”小解缙回答说：“明明是说话，怎道我吟诗?”出口成章，让解母听了又欢又喜。

　　洪武二十年(1387年)，时年18岁的解缙来到洪都(即现在的南昌)参加乡试。他蘸墨挥毫，三下五除二就答完试卷，只等发了黄榜，圆了宿愿，再打道回府。谁料想偏偏祸从天降，就在放榜的前一天，解缙被押入大牢。

　　解缙很莫名其妙，不知祸从何来。主考来探监时告诉他：“你在考卷上诽谤皇上，按大明律法理应是死罪，我念你年轻，明天放你回家。”听了主考官的话，解缙如坠入雾里般摸不着头脑。

　　原来，此次科考，兵部尚书沈溍出面向主考官打了招呼，要让他的外甥中头名举人。试卷改完之后，第一名非解缙不可，但兵部尚书又得罪不起。主考官左右为难之时，有一位考官硬是在解缙的试卷里鸡蛋里挑骨头，于是解缙便莫名其妙地入了狱。

　　解缙自持有理，大胆地问道：“各位大人、主考官，你们说我在考卷里诽谤皇上，请问是哪里诽谤?”

　　主考官故作镇静，装腔作势地说：“考题是《颂君》，可你却写‘大明灭，元国立，邦兴刑，治顽弊，德法并，施取信，万民苦，役免行……’这哪里是颂君，分明是诽谤。”

　　解缙一听，觉得可笑，说：“现在听我读给你听：‘大明灭元，国立邦兴，刑治顽弊，德法并施，取信万民，苦役免行。’这句句是颂君，怎么是诽谤呢?”

　　古人作文，文不加点，断句断错，句意就变。解缙写的是四字句，主考却念成三字句，词意当然迥然不同。

　　听罢缙缙的吟诵，众人一致称赞他不愧为江南第一才子。

　　洪武二十一年解缙才19岁，这一年对解家来说是喜事连绵，会考时解家“一门三进士”(解缙、解缙的哥哥解伦、解缙的妹夫黄金华三人同科考取进士)。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把解缙召到御花园，刚见面就以《垂柳》、《春风》为题要解缙赋诗二首。解缙吟道：“御柳青青近绿池，近来攫秀不违时。皇恩天地同生育，雨露无私亦共知。”

　　“慢慢春风入舜韶，绿柳舒叶乱莺调。君王不肯误声色，何用辛勤学舞腰。”

　　这两首诗迎合了朱元璋极力推崇的诗文风格：明白好懂、通道术、达时务。解缙诗中借柳说风雨，既歌颂了当今的“舜韶”盛世，又赞美了“不肯娱声色”的“君王”。朱元璋听罢自然是满心喜欢，当即让解缙把这两首诗写在白绢上。因解缙又写得一手好字，朱元璋对他更是爱惜。

　　《明史》记载，朱元璋对解缙“甚见爱重”，见他年纪还小，尚须慢慢历练，便授予解缙中书庶吉士，在皇帝身边做秘书。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是给新科进士练习办事的一种称呼，因“常侍帝前”，身份显要，其权力有多大就不言而喻。更有甚者，朱元璋曾对解缙说：“朕与尔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恩犹父予”是多么高的褒奖，历史上能够和皇帝以父子相称的大臣恐怕只有解缙一个了。从此，解缙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当天，解缙就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万言书》，也称《大庖西室封事》。

　　《万言书》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战斗檄文，全篇以“封事”的形式出现，用一代政治家独特的眼光，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新理念，实际上字字句句直指朱元璋。

　　《万言书》的主要内容有：

　　1、批评朱元璋法令多变，刑罚严苛。“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提出应加强正面教育，“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身，终始如一”。

　　2、提出“禁绝倡优，易置寺阉”，要彻底禁止歌舞杂技艺人，另行安置和尚与宦官。同时又提出：“绝鬼巫，破淫祀，省冗官，减细县，痛惩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为明朝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3、批评朱元璋“台纲不肃”，用人不当，相信“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

　　4、批评朱元璋滥征税收。“土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

　　朱元璋是出了名的暴君，杀人如麻，仅胡惟庸一案就杀了10万余人，而对那些拐弯抹角讥笑他的人及劝谏之人处置甚重，比如司寇钱塘抗疏入谏，被箭射死;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将已许配少女作宫女，被碎肉而死。解缙这般赤裸裸地批判朱元璋不是送肉上砧吗?

　　可解缙并没有因为《万言书》而获罪，《明史·解缙列传》记载：“奏后，帝称其才。”日后更加重用他。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胆大心直的解缙尔后做了三件事，让朱元璋对他大为不满。

　　第一件事是语嫚兵部官员。

　　解缙的矮在朝中是出了名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解缙矮子”。解缙刚到朝廷不久，有一次到兵部去要几个羞役，兵部的官员见解缙矮小，便口出污间说：“你个子那么矮还用得着保镖吗?”解缙听了很不高兴，双方遂对骂起来。解缙的“世人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着衣多，倒吊起来有点墨，身高一丈又如何”一诗应是这时的作品。

　　兵部尚书沈溍知道这件事后，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地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朱元璋。朱元璋听了沈溍的告状，觉得解缙确实有点“冗散自恣”(性格散漫、狂傲)，因为一点小事竟和同僚争吵，不仅有失体统，也不懂官场潜规则。于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调解缙到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

　　第二件事是为李善氏白冤。

　　李善长为明朝开国大臣、朱元璋的亲家，官爵封为韩国公，享受自免二死、子免一死的特殊待遇。李善长的侄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胡惟庸做宰相又是李善长推荐。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谋反案事发，5年后有人告李善长为同党，李被罢官，10年后有人再告，77岁的李善长被诛。

　　当时很多大臣想为李善长鸣冤，但又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敢出头。这时，虞部郎中王国用想到了解缙。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李善长死后一年，王国用找到解缙，请他代写为李善长平反的奏疏。解缙血气方刚，原本就认为李善长是冤死，于是应邀疾笔写下《论韩国公冤事状》，状中阐述了几条理由，如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已没有谋反的功利动机;李善长年事已高，没有去冒这个险的必要;李善长的儿子李祺是皇上的驸马，谋反没有外在动力等。

　　朱元璋看了《论韩国公冤死状》后，大发雷霆，大骂解缙多事。

　　第三件事是弹劾御史袁泰。

　　解缙在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时尽职尽责。监察御史是个九品官，官衔不高，但权力很大，有权对地方官员的行政、品行进行监视纠察，而且“御史纠弹，皆承密旨”，可将各级官员的情况直接面呈皇上。

　　解缙的上司、督察院左都御史袁泰是个奸黠小人，经常窃听、告密、诬害与他意见相左的官吏。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御史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得将昨晚与妻子发生口角，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告。朱元璋见他说的与告密的画像相符，才未加罪。

　　御史夏长文将这件被袁泰陷害的事告知解缙后，解缙甚是生气，对袁泰深恶痛绝，于是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弹劾袁泰。朱元璋见奏疏激昂，令有司核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从此，袁泰对解缙怀恨在心。

　　朱元璋后来得知弹劾奏疏是解缙所为，觉得解缙过于锋芒毕露，城府不深，容易被人利用，于是想让他经受些挫折，让他反思一下。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朝中办了个千叟宴，解缙的父亲解开也在邀请之列。谈到解缙时，朱元璋对解开说：“解缙才学虽好，可性格太直，容易吃亏。不如你带他回去，带职进修。这孩子大器早成，十年后再来朝廷大用未晚。”

　　就这样，一个朝气勃勃的解缙，一个血气方刚的解缙，一个充满政治幻想的解缙，一个刚正不阿的解缙，一个敢想敢说敢做的解缙，随老父回到了吉水老家。

　　十年后的解缙会是怎么样呢?

　　解缙带薪离职进修，心中虽有不平，但远离朝廷，能静下心来读书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在寄给友人孟链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微凉正好课书篇，熟读千回见昔贤。七略五车都阅遍，此心高解欲无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这一消息对于解缙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政治上讲，朱元璋许下解缙带薪进修十年后必有重用的诺言怎么兑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还会重用解缙这位前朝宠臣吗?从礼数上讲，这个时候，解缙的母亲去世才一年，服孝期未满，遵礼不能离开。

　　解缙为这事左右为难，但他还是决定赴京奔国丧，其原因为：一来朱元璋的遗诏中有令，“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自己应该出来工作，辅佐新天子;二来朱元璋在世时曾经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夫子”之语，世上哪里有父亲去世，儿子不去吊孝之理?因此，阔别朝廷8年的解缙匆忙赶赴南京。

　　袁泰被解缙弹劾时只受到调离督察院工作的降职处分，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当皇帝后，他又官复原职，深得建文帝的信任。此时袁泰得知解缙回到京都，深感不安，忙上书说：“解缙母亲新丧未厝，服丧未满就离家远行，这是不孝;太祖在世，曾令解缙回乡攻读，十年后才能进京，现今只在家八年就上京，违了诏旨，这是不忠。”其实，他是想利用手中职权对解缙打击报复，更要置其于死地。

　　这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董伦出来为解缙辩解说：“太祖驾崩，解缙能置家事于不顾，来京祭奠，遵旨进京辅政，实属难能可贵，不能杀。”

　　迫于压力，建文帝下令将解缙派到河州去做了个卫吏。解缙就这样泪流满面、步履匆匆地来到了河州。可怜解缙一个南方人哪里抵得住北方的寒冷，不久便水土不服，高烧不退，一病不起。后来得知董伦曾在皇帝面前力保自己，如梦初醒的解缙就像在大海中捡到一根稻草，不管有用没用，都得把它拼命抓到手。他奋笔疾书写了封长信，派人转交给董伦。

　　董伦收到解缙的书信后甚是同情，把书信拿给朱允蚊看。朱允蚊此时正在为他的叔叔们伤脑筋，看到解缙写的“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昊濞之虞”之句蓦然想起，当年解缙在《太平十策》里也曾写道：“帝王的封国太大，甲兵卫士太多，军权过重，恐怕数年以后酿成大祸。”这些都正合自己全力削藩的意图，于是皇帝立即把解缙召为翰林待诏。

　　1403年，朱棣攻破南京，希望文臣之首方孝孺能够为他起草诏书，遭到拒绝后朱棣大开杀戒，灭了方孝孺十族。最后，解缙接下了“开国诏书”这门子生意，招来了一片非议。

　　其实，方孝孺与解缙有着本质的区别，方孝孺是建文帝削藩的始作俑者，若他起草了这个诏书，那才是真正的叛臣反贼;而解缙不同，他是洪武时的大臣，朱元璋的宠臣，他没有必要至死忠于建文帝。

　　拟完诏书后，解缙被封为侍读，官阶七品。

　　永乐元年(1403年)至永乐五年(1407年)，即34岁到38岁这段时间，是解缙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为大明王朝、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朱棣赞扬他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

　　解缙在永乐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纂《太祖实录》。《太祖实录》在建文二年由方孝儒、王艮修编过一次。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建文帝把朱棣的生身母亲定为原来元朝皇帝的妃子。解缙在修编《太祖实录》时更正了这一明显错误，据实记载朱棣为马皇后所生，是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这一重要更正在当时当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太平时代皇帝的继承人更讲究血统和长幼，朱棣被澄清为马皇后所生，他当皇帝就顺理成章，符合当时的法则，而不是所谓的反贼了。解缙也因此得以入值文渊阁。

　　文渊阁是宫廷内的一个藏书楼，后来成了知识和权利的象征，能够去藏书楼当值的人当然是最有知识、最有水平的人。朱棣赋予了在这栋楼当班的人很大的权力——“预机务”，《明史》记载：“内阁预机务自此始。”

　　明朝自胡惟庸案后，就不设丞相一职，文渊阁实际代替了丞相的职务，这在明朝后期更为明显。朱棣不仅给了解缙很高的待遇，赐五品服、金绮衣，“与尚书埒”(和尚书享受同等待遇)，还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意思是说，讨论国家大事、起草诏文是一项绝密性工作，你们天天和我在一起工作，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尚书。

　　永乐元年，朱棣来到文渊阁视察工作，问及文渊阁藏书情况，解缙回答：“尚多有阙略。”朱棣说：“士庶家倘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便要解缙开出书单送礼部购买。解缙回答：“有些经典早已在战乱中散失，皆难以寻觅。不如编纂一部文献大成，以惠百世。”朱棣一听解缙的建言，大呼道：“好啊!这个工作就交给你去完成。”

　　解缙受命监修《永乐大典》后，深知要完成这样一部典籍，绝非少数人力所能办到，于是他汇集全国英华，组成一支2169人的编纂队伍，历时5年，终于在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名为《文献大成》，后用了朱棣的年号，更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共计11095册，22877卷，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收录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余种，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

　　作为这部巨著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解缙提出的“刊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罗隐括，纠悉靡遗”的指导思想，对《永乐大典》的修纂起了明确的指导作用。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永乐大典》的庆功会上，却没有才高八斗、功勋卓著的解缙的身影。因为就在9个月前，解缙被贬到了广西做布政司参议。

　　一向颇受恩宠的解缙为什么在《永乐大典》大功告成之前被贬谪呢?

　　永乐年间，太子之争异常激烈，时间长达20年之久。在这政治漩涡中，不少高官遭受牵连，被囚或被杀，解缙就是这场斗争的殉职者和牺牲品。

　　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这三个儿子各有其特点，朱高炽仁慈，朱高煦暴戾，朱高燧骄横，三人背后都有一批王公贵族、文臣武将支持他们。但在朱棣的天平上权衡的主要是：长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

　　朱高炽有四张王牌：第一，他是长子，在封建社会“立子为长”的年代，他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有一批像解缙一样的正统文官支持他，应该说，文渊阁的七人领导小组都投了他的赞成票。第三，他生了一个好儿子朱瞻基，朱棣认为孙子朱瞻基像他。第四，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朱棣梦见朱元璋将一块宝玉传给他，宝玉上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字。

　　朱高煦也有四张王牌：第一，他长得帅气。朱高炽肥胖，眼睛也不好，没有做皇帝的样子，朱高煦却身体强壮、一表人才。第二，有一批像丘福、王宁这样的王公贵族以及武将支持他。第三，在靖难之役中他屡立奇功。第四，朱棣曾对他说：“勉力，世子多疾。”等于说，“你努力吧，你哥多病，活不长，将来太子之位是你的。”

　　永乐二年，朱棣征求群臣的意见，为立王储作准备。他先问手下的武将以及驸马王宁、淇国公丘福等人，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立朱高煦。朱棣再问手下的文臣，得到的答案也很统一——立长子朱高炽。

　　犹豫不决的朱棣，最后想到了内阁参谋部的一把手——文渊阁首辅解缙。朱棣把解缙独自叫到了书房，推心置腹说出了心里话，慎重征求意见。解缙阐述了四点意见：第一，朱高炽仁厚，天下归心。在燕京保卫战中，妇女、儿童都能为他而战，保住了朱棣的根据地北平，使他安心在外征战而无后顾之忧。第二，自古立子为长，若弃长立次，必兴争端，天下不得太平。第三，朱元璋说过“得天下靠武将，治国平天下却不能单凭勇武”。第四，皇长子且不计，难道不顾及好皇孙吗?这可是朱棣的软肋，这可是代代后继有人的大问题啊!

　　解缙说的四点意见句句在理，字字打到朱棣的心坎上。于是朱棣作出决定，立朱高炽为太子，同时任命解缙为右春坊大学士(太子办公室副主任)。但朱高煦的支持者对解缙却非常不满，甚至充满仇恨，千方百计想着陷害他。如汉王朱高煦因立太子之事，对解缙恨之入骨，常给解缙小鞋穿;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刺廷臣阴事，以希上指，帝以为忠，被残杀者不可胜数”，解缙多次弹劾他贪得无厌，专告阴状，因此颇受纪纲忌恨;左都御史陈瑛“天性残忍，以讦发为能，受帝宠任”，解缙对陈瑛“奸险、苛刻”十分不满，亦多次向朱棣弹劾他，引起陈瑛的极度不满。

　　由于有这么一群人联合起来处处针对解缙，解缙不但工作难以施展，性命也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永乐五年二月，在讨论是否在安南设郡县的会议上，解缙的意见和朱棣相左，奸臣抓住时机群起而攻之，把解缙赶出了朝廷，将他贬到西部的广西当布政司参议。

　　被贬广西后，解缙的心凉到了极点。广西当地的百姓、官员对他分外尊敬，在百姓的热情中，解缙终于抛弃了不快，接受了现实，不仅在广西认真工作，还畅游了当地的名胜古迹。

　　解缙在西部辛辛苦苦工作，而无事生非的在朝小人却落井下石，又向朱棣奏上一本，说解缙在广西游山玩水，作诗题词不算，还经常发牢骚说自己冤枉。朱棣信以为真，解缙于是又被改贬为交趾布政司右参议，督饷化州(今越南凉州)。

　　永乐八年一月，朱棣要解缙进京汇报在交趾的工作情况。让一个布政司右参议进京汇报工作，确实让人匪夷所思，难道是朱棣想重新启用解缙?

　　二月，解缙从遥远的南方一路劳顿回到南京，不巧的是，朱棣却在前几天亲率50万大军前往北方打仗去了。朱棣这一战就是近一年时间，解缙这一等就是十个多月。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朱棣早些回朝;如果解缙再多等一下，不去见太子，那么，他的人生命运将会出现奇迹般的改变。

　　解缙没有见到朱棣，等了近一年，等到觉得不能再等的情况下，他决定向监国太子朱高炽作工作汇报，随后便返回交趾。

　　不知他是否想过这么做是大忌，或者他觉得自己行得正，不怕影子歪?孰不知，他这一行为给了日夜忌恨他的人又一个报复的机会。

　　朱高煦无时无刻不在盯着太子朱高炽，现在纪纲差人来报，说解缙去向太子汇报工作。这一消息让他欣喜若狂，这个机会他哪舍得放弃，于是一场大的阴谋开始了。

　　朱棣回京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说解缙私见东宫太子。

　　北归的朱棣此时心情很坏。虽然这次亲征打了胜仗，可宠幸的爱妃却在归途中死去了，这股怨气正无处发泄，听得朱高煦状告解缙私结太子，图谋不轨，便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立即诏令逮捕解缙入狱，此为永乐九年六月。

　　解缙被捕入狱后，在天牢里一坐就是五年多。

　　永乐十三年(1415年)冬，锦衣卫的一把手纪纲照例向朱棣呈上囚在天牢中的罪犯花名册，朱棣无意中翻看时，“解缙”两个字映入他的眼帘，朱棣不禁说了句：“缙犹在耶?”

　　朱棣这句摸不着头脑的话，是希望解缙死，还是希望解缙活呢?

　　此时，朱高煦已被朱棣强迫去封地青州，太子朱高炽的危情已趋于平稳，太子党已开始复苏，在这种情况下，朱棣没有杀解缙的必要。但纪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把朱棣的“缙犹在耶”当成了杀无赦的金口玉言。汉王朱高煦密嘱他见机行事，更坚定了纪纲要害死解缙的决心。但怎样才能让解缙死掉?纪纲怔怔地望着窗外下着的大雪，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关于解缙的死，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解缙是被纪纲用毒酒毒死的;也有的学者认为，解缙是被纪纲用酒灌醉后，掩埋在积雪中而死，因为《明史》中载：“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

　　我们宁愿相信，解缙捧着酒坛立在狱中门外，任由寒风刀刮似的吹过，心血却澎湃如潮，沸腾不已。他迎着风雪，喝着酒，思绪万千，他也想到了酒里可能会有毒，但他更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死何所惧哉?!

　　于是，解缙“醉”了，“醉”倒在雪地中。

　　大雪虽掩埋了解缙的身躯，却掩埋不了他的勇气和才气，那激扬的《万言书》，那浩瀚的《永乐大典》，将如日月彪炳千古，如琼花荡涤着世间的污垢和奸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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