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是明朝末年将领，熊廷弼三次经略辽东，其战功之卓著，在明末的时代背景下尤为显眼，但是之后却被“传首九边”，不得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熊廷弼为何会被身首异处、传首九边?

　　熊廷弼，湖北人，原为“楚党”，但和东林党人过从甚密。他作为辽东战局主守派的代表人物，早在万历三十六年，就已经在辽东战场上历练。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一战中大败于后金军，前任辽东经略杨镐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是，熊廷弼临危受命，出任新的辽东经略。

　　熊廷弼扛着万历皇帝御赐尚方宝剑在辽东督师，收拾残局，严明法纪，遇有临阵脱逃者斩立决。熊廷弼的想法非常现实，他觉得首都北京的命门就是辽东，辽东的命门在辽河以东的河东，河东的命门就是开原。

　　因此，熊廷弼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固城池，以守代攻，坚守在河东。与此同时，联合朝鲜一起牵制并限制后金军的活动范围。一时之间，辽东防务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天启皇帝即位之后，朝廷上的政治势力重新洗牌。熊廷弼的大红大紫，引起了朝堂上很多人的侧目，于是熊廷弼被无缘无故卷入一场毫无意义的党争。“浙党”的代表人物姚宗文，义正辞严地出面弹劾熊廷弼。

　　要说带兵打仗在一线，总有百密一疏，无论怎么小心，都躲不开朝廷的明枪暗箭，更躲不过朝廷钦差拿着放大镜到一线来玩找茬游戏。更何况，擅长带兵的熊廷弼，并不擅长传统中国官场上的虚与委蛇，折冲樽俎。

　　熊廷弼没有办法，只能让出了辽东经略之职。天启朝初期，正是东林党如日中天，于是东林党的袁应泰渔翁得利，走马上任辽东经略一职。袁应泰上任一年，熊廷弼辽河以东苦心经营的老本全丢，重镇辽阳沈阳沦陷，袁应泰慷慨自焚而死。

　　这一次，明军在辽东输的裤衩都没了，但袁应泰本人却反而凭借死前这一把火，名扬天下。袁应泰被皇帝追封为兵部尚书，全家人都跟着鸡犬升天。东林党人这个团体，也在朝堂上博得了一个精忠报国的好名声。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之一，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读书人的气节固然是好，但是幻想死节了就能杀身成仁，树碑立传，在明末的残酷环境里面几乎毫无用处。

　　可惜，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清末，一代又一代的所谓慷慨悲凉之士，一到大势已去就流行抹脖子，反正不管身后洪水滔天，遇到困难就把自己想办法弄死先，至少还能够保证名节与全家的性命安全。

　　这与其说是担当，不如说是逃避;与其说是慷慨殉国，不如说是畏罪自杀。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辽东战局乱成一锅粥，于是专门收拾烂摊子的“救火队长”熊廷弼官复原职。然而这一次，熊廷弼遇到了另外一位心比天高的东林党人——王化贞。王化贞是天启前期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此时此刻，他被任命为新的辽东巡抚。

　　然而，辽东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核心，熊廷弼和王化贞在作战方略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经抚不和”。王化贞主张放弃熊廷弼的政策，变积极防御为主动进攻。

　　虽然熊廷弼的辽东经略在军事上的定位要高于辽东巡抚，但架不住东林党出身的王化贞，此时在朝堂上正是左右逢源。在王化贞的撺掇之下，明军在辽东四面出击，紧接着就四面楚歌。

　　于是，“东林党”的袁应泰丢了河东，王化贞再接再厉又丢了河西。至此，辽东已守无可守，只能接受熊廷弼的建议，保存有生力量，退到山海关以内。

　　实权轮不到辽东经略，背锅却跑不掉熊廷弼。复盘辽东之败，熊廷弼和王世贞双双被下狱候审。据事后的很多传说，都认为在这个期间，熊廷弼曾经试图贿赂魏忠贤，但魏忠贤得到了空头支票，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实惠。

　　于是，熊廷弼被处决，并被史无前例地创造性地“传首九边”。而另外一位主角王化贞，惶惶不可终日之下，思来想去投靠了阉党。有魏忠贤的羽翼护体，变节的前东林党人王化贞又苟活了很多年。

　　熊廷弼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林党人的彻底失势。首先在辽东一线，输了个七荤八素的袁应泰和王化贞，这二位同为东林党人，这个无话可说。而对于一个党外人士熊廷弼，是保是斥，东林党人却迟迟无法达成共识。

　　于是，在辽东惨败的大背景下，在军事现实的大是大非面前，东林党人没有从业务的角度出发研究问题实质，而是在立场问题上又开始了最擅长的嘴炮。东林党人内讧，王化贞叛变，最终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东林党人自己。

　　当然，魏忠贤的阉党也不含糊，以叛徒王化贞为马前卒，以熊廷弼事件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将东林党内部那档子事，不管真的假的，反正摸了个底儿掉。阉党的卖力演出，让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迅速污名化。

　　自诩清流许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很多人认为，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是为了落井下石才整垮东林，借着“熊廷弼事件”持续发酵，将党争搞到极致才是阉党的目的。然而，从帝国政事的开展来看，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在熊廷弼之后，魏忠贤很快又启用了一位东林党人。这位新的东林党人，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概括起来大致是三个原因。一是天子更替。二是党争之害。三是为官之性格。

　　先说天子更替。

　　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特色之一，明朝也不例外。熊廷弼是在万历朝被重用的，万历皇帝，虽说长年罢朝，但是对熊廷弼仍相当信任。万历的用人原则，也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毫无疑问，在万历去世之前，熊廷弼的方针政策均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有人甚至认为，万历皇帝与熊廷弼是“军事战略上的知己之交”。正因为如此，万历皇帝特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

　　其实，在万历年间，熊廷弼被言官谤议攻击的事情，从未间断，特别是在镇守辽东的不长时间内，各种弹劾之奏疏，不绝于耳。但是，万历皇帝从来不听。他对熊廷弼的建议和主张，统统予以支持。这一点，仅从简单的《明史熊廷弼传》就可以看出来。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皇帝的上疏，记载皆为“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

　　史料记载，万历皇帝曾针对言官的弹劾，对熊廷弼批复过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话。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

　　这段话，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深切依赖”，以及对一个重要臣僚的“语重心长”。特别是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更是推心置腹、坚定决心。照现在的话语解释，意思就是你放心，让别人说去吧，一切无妨，照你的思路干去下吧，“朕支持你”哦。据说，万历临死之前，身患重病，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另眼相待，非看不可，且还要一一批复。

　　只可惜，万历皇帝的庇护很快结束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卒。明光宗继位，不到一个月，也死了。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统。明史说：“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 言官文臣立刻磨刀霍霍，群起攻击熊廷弼。

　　自泰昌元年始，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可以说，有些内容，是老调重弹，但问题是皇帝换了。明熹宗毕竟不是熊廷弼的知己，他派了一个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调查。

　　这个人，还算公允，承认了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成绩，但是因为熊廷弼曾为弹劾之事“掼纱帽”，他的结论有一句话“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功劳是有的，但是掼纱帽则有负皇恩。一个“罪浮于功”，熹宗皇帝便将其打发回家了。“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结果，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袁应泰成了辽东经略，直接导致了沈阳陷落，其本人也战败身死了。

　　第二个原因，熊廷弼不慎卷入党争。

　　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为利用。

　　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形成了直接对抗。

　　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突破门户之见，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的所谓“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理下祸根。或许，人称“九千岁”的宦官魏忠贤的思路也是简单的，政敌拥护的，咱就要坚决反对哦!

　　明史说：“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也就是说，袁应泰一死，辽东战局告急，“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满朝上下，这才想起熊廷弼来。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这个人，明史有评价：“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据说他可以调动的人马，仅有离京时带的京营五千人。而王化贞则握有实权，其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

　　明史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毕竟，今日之辽东，早已不是十年前的辽东了。应该说，熊廷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自然要下令处置败军之将。王化贞的责任是主要的。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议决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数目不小，四万两。然而，熊廷熊并不是一个贪官，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觉得机会来了，便指使人诬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

　　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文字。这个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帝怒”。

　　第三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

　　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此评价，甚为形象。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是不太好的，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不少人。当然，有些人是无意中得罪的。比如那个给事中姚宗文，仅仅是熊廷弼没有替他在补缺的时候求情，而结下了梁子。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 “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惯纱帽”。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他也从不忌讳。

　　但凡有人弹劾，熊廷弼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的。任何批评，他都不能坦然地存在肚子里。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他。换了熹宗皇帝，自然就会看着极其不爽了。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是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似乎根本看不起这个人。同下属说话，有时候也不注意分寸。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也是说得很难听，且不留余地。

　　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如“化贞见疏不悦”等等。待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看出来，他是有悔意的。这个熊廷弼却“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化贞惭”，一点不留面子。他们俩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倒是态度端正，痛哭流涕。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成熟”。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是有胸襟的。

　　明天启五年八月，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辨冤疏”也。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他至死也不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也道不白的。

　　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对其家人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珪自杀。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其墓在今武汉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那个王化贞，却苛活到崇祯五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感叹熊廷弼案，称“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读之思之甚痛。后来与熊廷弼同样下场的袁崇焕曾有《哭熊经略》诗流传于世，吟咏而泪落：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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