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青史誉为“世之伟人，国之重臣”;“千古人豪，百世衡鉴”的明朝成化年间兵部尚书王竑，是中华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置自身安危于度外，赤胆忠心，报国安民，做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领域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王竑，字公度，谥庄毅，号戆庵，晚又号休庵，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明朝正统四年(1439)进士，名列二甲，观政户部。因连遭家丧，正统十一年始授户科给事中。他从小树立起很高的志向，常以西汉名臣汲黯和朱云为榜样以自励。

　　此时的大明王朝中，由于宦官王振专权，文武官员多方攀附，结党营私成风，朝政黑暗。正统十四年七月，王振逼驾亲征蒙古瓦剌部落，因仓促应战，致使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数十位重臣阵亡。土木堡兵败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人心浮动。八月二十三日，郕王朱祁钰于午门视朝。“竑率诸给事廷劾王振，历数其蛊政误国之罪”。读弹文未起，王使出待命。众皆伏地哭，请将王振满门抄斩，以安天下民心。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厉声喝叱言官，令群臣退朝。王竑想起王振及其死党平日里的所作所为，怒从心头起，揪住马顺的头发说：“你们平时助振作恶，今事已到此，竟然还敢这样放肆!”边骂边咬他的面颊。“诸给事争起助竑”。曹凯等大臣蜂涌而上，一顿拳脚将马顺当场打死。朝堂秩序顿时大乱，“文武诸大臣皆惊避”。郕王恐，遽起入宫。“竑率群臣随之”，又索振党、内使毛贵和王长随二人，“请置于法”。太监金英见事急，从门隙退出二人，顷刻间也被击杀。曳三尸陈东安门，军民犹争击不已。许臾，又捉来振侄王山跪于庭中。郕王怕将事情闹大，又欲起身入宫，赖于谦出面稳定住一度混乱的局面。随后缚王山至市凌迟处死，“振族属无少长皆斩”。籍王振家，得金银六十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珍玩不计其数。

　　这时明朝建立已七十多年，承平日久，忽逢土木之变，上下惘然不知所措，闻王竑廷击权奸，“捐其身以为天下明大义”，皆振作其气。“及事定人安，公之名由此以起”。“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杀马顺者。’竑名自是满天下”。于是，各地百姓才知道君王还存在，“朝纲始肃，法令始行”。郕王也因此特别看重王竑。“虏中闻之皆叹息，曰‘中国有人，未可轻也’。”

　　不久，瓦剌部落太师也先以送英宗皇帝回京为名，与其可汗脱脱不花攻破紫荆关，率军进犯京师，朝臣荐竑“谙军事”，“命偕太监兴安督守九门”，并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给文庙所制旗牌军法，提督各军”。“凡军前一应调度，悉令便宜处置，不用命者斩”。王竑着戎服，“鞭马赴军，号令区画，咸适机宜。部伍行政，应时整肃，将帅协谋，士卒思奋”。“部伍壁垒，精采冠九门”。“公出次宣武门外老营。是日，高梁桥兵溃，夜调王敬等三营军。而虏移营至彰义门”。竑具疏以进，“随用旨留三营在彰义门防御。专用公提督毛福寿、高礼军，策应孙镗”。“虏突入菜市口，举火烧庐舍，京城大震。公将二营余军迎战、扑火”，民众皆升屋呼号，争投砖石击敌。遂坐计筹策，“潜出奇兵击之”。“敌遥见旗帜，不敢复前”，遂败去。王竑擐甲胄入朝上疏，言“虏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为战守计，勿遂为无事。”“及虏宵遁，朝命孙镗、范广统兵五万追之”，命王竑与侍郎江渊提督其军，追至涿州，与虏战于祁沟，虏败退，京城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后，“众议虏恐复寇，推公守备居庸等关”。居庸关是京师之门户，两山巉绝，中若铁峡，控扼南北。“时虏寇未退，边兵讻讻”，人无固志。“公以大义谕之，正色率之，静以镇之”。劾将帅不职者，“军政一新”。奏“巡关御史王璧数致军妻与奸，命执鞠之狱具，充铁冶卫军”。“都指挥夏忠等获运军粮，中道闻炮声，以为寇至辄奔还。

　　竑劾奏之，一军震慑”。“由是众志帖然始定”。简士马，缮隘塞，修筑关墩，高深城堑;增南辖口坌道小关及墩台隘口多处，“壁垒一新”。“虏惮竑名，不敢近居庸”，“北门屹然”。

　　景泰元年八月，王竑以疾还朝。不久命同都督佥事徐恭督漕运，治通州至徐州运河。“督漕运而号令明肃”。“政先锄奸墨，贪吏闻风多遁去，其逮问者，无所宽假，悉置诸法”。“闾阎豪右夙肆横侵者必捕罪之。由是相戒，毋辄犯。一时吏民咸畏其威如神明然”。“两淮都转运盐使苏肆假以朝靓为名，受各场贿赂”。竑奏“宜令巡按御史执问，从之”。巡河御史王珉“数于济宁等处奸淫，微服至所淫者之家，拜其父母，所索运粮军官馈赠尤多”。竑奏劾。“珉亦以贪淫污竑，事下，巡按等官覆得实，法司特谪充开平卫军”。竑又以官多扰民，上疏减少济宁至徐州管河主事一员，奏请童善等四名佥事分督漕运，捕杀沿河盗贼，弹劾查办各类违规的人和事。“霍山民赵玉山自称宋裔，以妖术惑众为乱，竑捕获之”。奸贪畏惮，军民慕戴。王竑“督理漕运，大得江淮之心”，成为明代文臣总督漕运的第一人。

　　民本思想在王竑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一份奏疏中曾提出“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的观点。景泰二年(1451)冬，“敕竑兼巡抚淮、扬、庐三府，滁、和二州，又命兼理两淮盐课”。时徐淮大饥，死者相枕籍。竑上疏奏，未等到批文下，即开仓赈之。山东、河南饥民闻讯蜂涌而至，粮米所剩无几。只有徐州广运仓尚有余积，竑欲尽发之，但典守中官以“备京师”为托词不同意。王竑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已穷困到这个地步，要是再不发粮米，眼前这么多的灾民随时有可能因饥饿起来造反，‘且上扰朝廷，何论备京师’?如有不恻之事发生，我就要治你个招盗罪，先斩了你，然后向皇上请罪。”中官惮竑威名，不敢再加以阻拦。于是开仓。但用广运仓的粮米救灾也就支撑三个月时间，竑乃上疏自劾专擅罪，并建议释放死囚之外的所有在押人犯，让其纳米赎罪;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劝富户出米二十五万石;向邻郡借米十万石;以官价易麦四千余石。“公尽所有救荒之术，凡可以救一时之急者，莫不毕举，共用米一百六十余万石”，“近者日饲以粥，远者量发以粟，流徙者给予口粮，疾病者委医调理，死亡者与棺以葬，鬻卖者赎还其人”，“全活二百二十九万余人”。“人忘其饥，颂声大作。”民谣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抚，凶年不荒，黎民安堵。’”“有人颂公诗云：‘两行忧国泪，一片活人心。’”“巡行无暇日，除夕到淮安;漫说经邦易，深嗟济世难”;“有身当报国，无力可回天”;“为怜黎庶苦，夜夜不成眠”的诗句真实地反映出庄毅公巡行散赈时的忧国忧民情怀。遂“立生祠祀之”，或述公行事，为《救灾录》《恩济记》，世传焉。上闻而嘉之，喜曰：“贤哉都御使，活我民矣。”于是，“尚书金濂、大学士陈循等皆称竑功”，“特升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时济宁亦饥，帝遣尚书沈翼赍帑金三万两往赈。翼散给仅五千两，余以归京库。竑劾翼奉使无状，仍请易米备赈。从之”。

　　由于王竑赈灾措施得当，大大减轻了广大灾民所受的损失。

　　王竑为人刚正不阿，处理政事铁面无私，奏疏直言，“多指斥权贵，权贵遂中伤之。”景泰八年正月，正在南宫幽闭赋闲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支持下，发动夺门之变，逮捕主战派和拥立景帝的诸臣下狱，兵部尚书于谦以莫须有的“谋逆罪”，被诏令弃市。接着，石亨因不满武臣受文臣节制，言于帝，罢巡抚提督军务。正在巡抚江北的王竑首当其冲，改为浙江参政。江淮一代的百姓闻讯，赶来送行，“人心若失慈母”。不久，石亨等又追论击杀马顺之事，将王竑除名，编管江夏。半年后，帝在宫中得竑疏，见“正伦理，笃恩义”语，感悟，“顾为左右曰：‘竑所奏多为朕也。’命还河州，敕有司善视之。”

　　天顺五年，王竑复出。六月，蒙古鞑靼部落“孛来寇河西、凉州(今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附近)一带，围困城堡，日久不退”，“副总兵仇廉御之，败绩。敌渡河剽掠”，“入兰州”。官军莫敢与敌，关陇震动，河西羽书纷至。“以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为总兵官，率京营兵万七千、山东兵六万西征”。兵未发，会曹钦谋反，京都空虚。在“西师未解而京师有变，大军未可轻出”的情况下，遣都督冯宗充总兵官代之。用李贤荐，起竑故官，与兵部侍郎白圭参赞军务，分兵巡边。王竑感激思奋，誓以死报国，先后上《论边事疏》和《陕西用兵事宜疏》，其中大部被朝廷采纳。第二年正月，“竑与宗击退孛来于红崖子川”。群寇远遁，莫敢近塞，有功赍奖彩币。“仍命提督兰县(今兰州附近)以东一带边备”。

　　第二年春，王竑再次踏上总督漕运的征程。回京“入见，英庙慰劳至再。言者谓‘漕运自公去后政多废驰，今西陲无事，请命公往起其废’。从之。”“公奉命至徐淮，老稚迎拜道左如蚁，欢声动野，数日不止”“人心若得慈母”。《明史》“王竑传”所载当地百姓欢迎的场面更大：“淮人闻竑再至，欢呼迎拜，数百里不绝”。时逢大旱，“漕河涸，竑祷祀，辄大雨。即日江水涨溢，舟楫通行，人以为忠诚所感。”此次上任，整顿吏制，奏请罢黜老疾庸懦官员七十八人;荐直隶淮安府通判沈和等四人为知府;在江北沿海一带，自山阳县庙湾巡检司至海州惠泽巡检司之间，修筑墩台二十二座，每墩窝铺拨守了人夫，以备抵御倭寇。在总督漕运的过程中还多措救灾。“适岁大饥，即先发漕米数万石赈”。徐州亦饥，“竑乃开仓赈济”。后上疏劾罪。明人盛赞“有汲黯之风”。

　　在总督漕运、巡抚江南时，王竑每到一地，重视倡导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并加以具体实施，以达到“教不肃而成，政不严而治”的目的，体现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淮南有个杨孝子，名旻，“事亲而能适”。“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早世，哀毁特甚，母陆慰解之，即强颜以悦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备至。家无厚资，而甘脆无不如志”。“门户有忧戚，不以告母，常愉色左右，以安其心”。“母尝病，医祷备至，昼夜未尝寝食。母殁，哀号顿仆，水浆不入口者数日。及葬，庐于墓侧，衰绖不解。晨奉栉颒，夕奉浣濯，如生时不废。哀号之声，闻者感动”。王竑在督宪镇淮期间，“闻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门。自后以其子理贵封刑科给事中”。明进士、南安知府张弼评论说：“蒙庄有言，事亲而能适，不问所养矣。然世之立异为高，而未必能悦亲者，非真孝也。”扬州有所“养济院”，建于洪武十三年，座落“在清江浦河南岸，敖八十座，共八百间”。天顺七年，王竑巡查时“首以‘养济院’询于有司”。见“其所舍宇岁久，寖用圮坏，且狭隘，弗可容众”，乃设法修复，不劳于民。“辇石陶甓，鸠材僦工木斫而不加雕，墙污而不加饰。前此屋止十三间，今悉撤其旧而新之。凡增若干楹，广储布帛、粟米实其中。郡之鳏寡孤独、疲癃残疾、不能自全者兼收而并纳之。复以大门外书‘养济院’三字于坊，以示来者。告成之日，欢声四彻，民用以康，道路之间无复饿殍。”时人赞曰：“夫古之圣君、贤相以天下为心，则必均平天下以为爱。皇上能体文王发政施仁之心，君能体皇上爱民之心。且斯举也，举于明诏未下之前，可谓不待启之激之，而仁政自行矣。噫!安得今内而任事公卿、外而郡邑小臣，皆以仁民为心如君者也。”“至以忠义自许，以苍生为念，侃侃焉，特立不阿，不待启之而仁以行，不俟激之而仁以著，陕右王君公度一人而已。”

　　对于有担当精神的人，往往有更大的重任正在等待着他。天顺八年正月，宪宗即位。八月，朝廷“收用名贤”，都给事中张宁、给事中箫斌、御史吕洪等“共荐竑及宣府巡抚李秉堪大用”。下廷议，十三道御史也附言。“尚书王翱、大学士李贤请从其言”。“上曰：‘古之人君梦卜求贤，今独不能因舆论所与者而用之乎?王竑、李秉廷议，皆以为可大用，朕因而用之，何必梦卜耶?’”当即命李秉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马昂调户部，召王竑为兵部尚书。“命下，朝野欢传，天下想望其风采”“公亦矢心思报，条疏时政，令天下边将，各陈战守方略。简京兵、复武学，一且庶务，以次修举。时两广峒瑶大肆劫掠;北虏在黄河套，时出侵宁夏延绥境，民不聊生。四川德阳人赵铎又作乱。边报日至。竑居中调度，允合机宜，而两广功尤伟。”

　　“瑶酋侯大狗自景泰以来作乱，啸聚至万人，堕城杀吏，而修仁、荔浦、平乐、力山诸瑶应之，其势益张。天顺中，诏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级，卒莫能得。郁林、博白、新会、信宜、兴安、马平、来宾亦煽动，所至丘墟”。天顺末，“广西瑶峒流剽广东”，“诸将怯不敢战，杀平民冒功，民相率从贼”，“两广蛮寇复大起”，“雷、廉、高、肇、韶州诸府地方皆被残破”，“又越湖广江右，日益蔓延”。为稳定边疆局势，他抓住年底万寿圣节时各地官员到京朝贺的机会，问计于两广三司官员，从当地道路地貌到民情风俗再到军旅等诸项事务，都作了详细的了解，一个解决问题的总思路逐渐形成。

　　成化元年正月，朝议大发兵。“拜都督赵辅为总兵官，以太监卢永、陈瑄监其军”。王竑荐前侍郎韩雍有文武才，“宜令帅师讨蛮”。而此时，韩雍因朝中人事任免方面有关敏感流言的影响，由兵部侍郎贬为浙江参政。因此“众难之”。王竑“排群议，斥众沮”，说“峡贼称乱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抚为功，譬之骄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挞之不止也。”“韩雍才气无双，盗事非雍莫可”。“若以讨贼之计属之，可逭南顾之忧”。“天子方弃瑕录用，雍有罪不当用，竑非罪废者也?”“雍旧有过，请置无计”。“议始定”。于是朝廷乃召韩雍为佥都御史，赞理军务;命赵辅为征夷将军，和勇为游击将军，率师讨之。凡军中一切事宜，竑皆预为经略，诸将奉之而行。接着，竑上《两广剿贼安民疏》，主张采用剿抚结合、武文并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兼施的思路，平息这场民变。“会赵辅亦知雍才，军事一听雍。”于是，率十六万大兵分道进击，直抵大藤峡，“生擒大狗及其党七百八十人，斩首三千二百有奇”，“坠溺死者不可胜计”。又“分兵击余党，郁林、阳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捷上，“封赵辅武靖伯，子孙世袭;擢韩雍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李贽推崇王竑的治边策略，称“公刚勇，练于边政”。

　　宪宗皇帝和明朝诸帝一样宠信宦官，任命他们担任各项重要职务，以期达到某种平衡。“时有言密云‘古北之边事者’”，说军事重镇古北口的军队指挥权被宦官掌握，提出须改变这种局面。“命下兵部议之。竑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闻。有忤上意。越两日，犹未报，竑具疏以待。上不加罪。或有为竑虑者，私为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而不计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则已，脱遇此等事，吾亦如此处之，使利害有大于此者，吾亦不之计也。”“既而，上疏‘复在京团营军士旧额，革除诸将私役宿弊’”，不报。“兵部清理帖黄缺官，竑谐诸大臣举荐修撰岳正、都给事中张宁，为李贤所沮”。吏部尚书王翱附和。明代贴黄是文武官员得以任用、升迁的依据，因此在填写时，常有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之事发生。因此，一心致力于清理积弊的王竑刻意推荐素有清名，且敢于任事的两位大臣主持兵部所辖帖黄事宜。“朝廷觉其朋比，怒，不允”。“内批：会官推举多徇私情，不从公道，止。今侍郎王复不妨部事，同都御史林聪清黄，自今内外确官，不必会保”。“于是，贤乃假历练之说条旨，竟出二人以外，并罢会举例。时论哗然，为之不平。公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所为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可以行矣”。遂于成化元年六月上疏，引疾求退。“上不允，命医疗之”。接着，王竑又连章恳乞休致，“且曰：‘臣自誓守正不阿，尽心报国’”，“未效涓埃，苦婴旧疾，心遂图报，力已衰疲”。宪宗不许，“命医日往视之”。九月，“三上章，乞放免。上曰：“竑既久病不痊屡陈请，恳准其还家调摄，病愈复起用。”于是，回到河州。两年后“上章请得休致”。这年，他才53岁。国乱思良将，朝昏念贤臣。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丘濬不无惋惜地说：“计公平生为朝廷所用者，首尾仅十有四年。公之用虽不久，而公之功在国家，泽在生民，名在天下。”进士、四川按察使马应龙说：“其在位也，海内想见其风采，缙绅倾仰其朝著，而惟恐非竟其用。其去位也，士林慕之，苍生望之，如麟凤止郊薮，而翘首其复起。《明史》“王竑传”载，竑“既去，中外荐章百十上，并报寝”。“竑去名益重，然帝颇不悦。”

　　尽管朝臣荐章一次次“并报寝”，但人们思念王竑的功绩，举荐其复出者一批接一批，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据目前所见到的史料，王竑休致后有20多位朝臣先后上疏，请求其复出，为国效力。其中有名有姓的十八人。成化二年五月，监察御史杨琅第一个举荐。弘治元年，夏崇文最后一次举荐。这在明朝历史上特别是成化年间到弘治初的政坛上是罕见的。然而大部分朝臣因荐王竑复起而受到责罚、廷杖、论罪下狱、贬谪，甚至有些朝臣如进士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受到伤害，英年早逝。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中评论明朝政风时，用“御史姜洪、曹(汤)鼐等劾大学士万安、刘吉，而荐王恕、王竑、李秉等可大用”为例证，说“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淳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故其言虽有当否，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民”。该书卷三十三中评论洪、宣以来“大臣荐举”之风时又说：“其时荐贤者，皆采人望，核才品而后上。”

　　弘治元年王竑去世，年七十五。正德间，赠太子少保。“淮人立祠祀之”。王竑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活着时被很多大臣视为楷模，在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一面旗帜，影响着一大批朝臣的思维模式。嘉靖初年，围绕帝父兴献王的封号而发生“大礼仪”之争，修撰杨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众臣在上疏无果的情况下“遮留群臣”，率领二百二十多位大臣跪伏左顺门不起，进行哭谏，以劝帝收回成命，效法对象就是当年的王竑。此时，王竑去世已近四十年。《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传”载，“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桂萼传”载，“萼、璁(即违背古礼，上疏尊封兴献王为皇考的朝臣桂萼和张璁)赴召，廷臣欲效先朝马顺故事，于左顺门捶杀之”，被其发觉，“走武定侯郭勋家以免”。“大礼仪”之争，引发朝中一场旷日持久的党争，改变了明朝后期的历史发展轨迹。这充分说明，王竑在朝臣和各地民众及史学家心目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后来，其事绩不仅载入《明实录》《名臣录》《皇明通纪》《皇明经史文编》《国朝典汇》《杨升庵诗话》《漕运通志》《古今图书集成》《明史》《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明通鉴》《续藏书》等诸多明、清史书和一系列传记文学及大量的民间野史中，成为河州籍历史人物单独进入《二十四史·列传》的唯一一个人，而且以图文形式收进《三才图绘》和《古圣贤像传略》，乃至成为陕西秦腔戏剧《二进宫》中主角人物杨侍郎的创作原型。近年来，又入编范文澜和蔡美彪合著的《中国通史》、“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人志》、北京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监察人物志》、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清官鉴——中国历代清官》等书籍，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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