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固疆土千古第一帝
"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年），秦王嬴政称帝，并指令群臣上尊号。他历数自己横扫六合的功勋，指令丞相、御史等人 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 斯等召集公卿百官商议，他们提出了一个供君王裁决的提案："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 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 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嬴政的裁定是："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曰‘皇帝’。他如议。 "同时"追尊庄襄王为 太上皇"，不久又"更名民日‘黔首’"。秦始皇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皇帝"一词，古即有之。《尚书 ·吕刑》有"皇帝哀衿 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等。这是现存文献中"皇帝"称谓的最早实例。对于《吕刑》所说的"皇帝"，古代学者大多认为是对尧、舜等前代帝王的尊称。 在功盖三皇五帝的意义上使用"皇帝"一词，并把这顶桂冠加在当代君主的头上，显然是开始于秦始皇。
"皇帝"是一种名号、一种君主称 谓。统治者设置名号的根本目的是利用社会大众对君主制度和王权的普遍信仰来统治、束缚社会大众。在秦始皇之前，最高统治者也有过一系列的高贵名号。如夏朝 的"后"、商朝的"王"、周朝的"天子"等。秦始皇认为这些称号还不足以概括其权势，显示其功德。于是指令群臣另上尊号。群臣引经据典，认为人类之中"泰 皇最贵"，建议以"泰皇"为号。而秦始皇意犹未尽，他干脆将概括天皇、地皇、泰皇之"皇"与上古最高统治者的"帝"号连缀在一起，创造了"皇帝"称谓。
秦始皇所谓的"皇帝"是对王权的新的概括，有权势与功德都超越"三皇五帝"的意味。"皇帝"称谓是在一系列君主称谓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可以与"皇"、 "帝"、"王"、"天子"、"陛下"等其他君主称谓一起用，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尊号而凌驾于一切君主称谓之上。上面引用《史记》的这段材料就是一个 实例。
皇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政治制度，又是与一系列名与器相联系的。秦汉采六国之礼，确立了尊君卑臣的礼仪制度。蔡邕《独断》 说："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曰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车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 曰幸，所进曰御。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还有一系列极为繁琐的礼仪规范，就连皇帝的衣食住行都打上了皇权至上的烙印。这就从名号、制度、礼仪、法律等各方 面，确保皇帝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在制度与观念的互动中，"皇帝"不仅是单纯的文化符号，而是统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最高概括。
皇帝 称谓确定之后，中国帝王的正式尊号再也没有改变。原因很简单：在汉语中已无法找到更尊贵、更贴切的词汇。正如朱熹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 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乍然看来，"皇帝"名号的创造纯粹是秦始皇 的个人行为，其实不然。皇帝名号是建立在一系列君主称谓的基础上，经过意义的不断叠加而形成的。与"皇帝"名号相关的君权观念，既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还有 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皇帝"及相应的皇帝观念与皇帝制度既是社会大众对君主制度普遍信仰的产物，又是君主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产物， 即在君权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群体性政治观念与秦始皇个性化的选择相结合的结果。"皇帝"囊括着一切君主称谓的文化意义。如果要解读秦始皇的帝 王意识就必须了解"皇帝"一词的政治文化意义，而如果要了解"皇帝"一词的政治文化意义，就必须追寻君权观念及相应的君主称谓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逐 一分析各种君主称谓所负载的君权观念。
皇帝与黔首、君主与臣民都属于政治性人际称谓。称谓是需要通过语言文字表达的。语言是文化的载 体，文化是语言的重要属性。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对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之间的关系约定俗成的规定，是一种集体的文化模式和社会惯例。汉字注重形体的象征性和 表意性，其文化符号作用更为鲜明、形象。所以文字形式表达的人际称谓，就是把个体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符号。政治性人际称谓体系是角色、地位、规范、价 值和利益的网络，每一种称谓都是某种社会政治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化体系的网结和概括。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载体，政治性人际称谓以最简单的社会化方式，向人们灌 输关于社会政治构成的自我意识，使人们习得和接受既成的社会规范，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互动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并以相应的角色规范来指导言和行。称谓是 一种制度化、道德化、文化化的规定。它纵向地一代一代相传而经历漫长的岁月，横向地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而遍布整个社会。政治称谓规范、塑造着人们的政治 心理和政治行为，又通过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承继、维系、完善和延续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体系。政治性人际称谓是认识和理解政治文化的一把钥 匙。
什么是帝王（皇帝）？帝王（皇帝）拥有怎样的地位与权力？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称谓、名号、器物、制度及相关的政治 理论回答这些问题的。其中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种君主称谓最具概括性、形象性，是有关帝王及相应的社会政治体系的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们全都是整个社会群 体给"君主"下的定义。这些君主称谓大多数转化为政治概念或由政治概念转化而成。它们全方位、多角度地界定着帝王，其中政治功能把人们引向对帝王崇拜。
重视名分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自孔子提出正名论以后，人们对此谆谆不已。古代人大多认同这样一个道理：名位不同，礼数亦异。称谓、名号，上以 别贵贱，下以别异同。乱名即非圣、无法、违礼。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构架着一种可以贴上"名分主义"标签的政治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君主制度的 基础、主干和核心。在君尊臣卑、君主臣从的等级制度下，帝王称谓的名目尤为繁多，字眼最为尊贵。成书于先秦的《尔雅》，是中国最早按照词义和事物分类编纂 的词典，其中就列举了九种不同的君主称谓："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经过长期的繁衍变化，古代帝王称谓有数十成百之多。人们将这些君主 称谓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如《老子》使用过圣人、天子、王、侯王、王公、万乘之主 （王）、君、人主、正、长、君子、官长等治者的称谓。《商君书》使 用过圣王、天子、王、帝王、君人者、主、人主、臣主、上、万乘等君主称谓。这就把各种君主称谓的文化意义综合在一起。
皇帝制度的确 立，不仅以"皇帝"名号概括了各种君主称谓的文化意义，囊括了各种君权观念，而且使相应的政治性人际称谓体系制度化和社会意识化。这些称谓及其基本内涵， 要是放在普通臣民那里，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规范；在一般政论和奏章中，是不言而喻的基础和前提；哪怕是在经典文献及层次较高的理论著作中，通常也 只是稍加注释、阐明，很少进行逻辑推理式的证明。这些称谓及其基本内涵，被人们普遍视为无须深思熟虑、详加论证的定理乃至公理。
中国 古代的君主称谓，大体可以分为五类：宗法称谓、权势称谓、神化称谓、圣化称谓和礼仪称谓。这些称谓绝大多数产生于先秦，定型于秦汉，一直沿用到近代。在历 史上，这五类称谓递次产生。尽管最初的君主称谓中就同时包含着各种君权观念的基本要素，但相关的字眼正式加诸王冠，又有一个历史演化过程。这些递次产生的 君主称谓生动形象地记述着中国古代君权观念发生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皇帝称谓则将君权至上观念发展到极致，它们集中体现了皇权的垄断性、至上性、绝对性。
皇帝称谓不但凝集着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君权观念，而且也展示着秦始皇个人的帝王意识。解读"皇帝"以及相关的各种君主称谓的文化意义是深刻理解秦朝的 统治思想、基本制度和秦始皇的政治心态、政治行为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各种君主称谓的文化意义中可以推知：秦始皇的帝王意识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 源。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与当时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君权观念有直接的关系。"秦始皇现象"和"皇帝制度"不是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群体的创造。
宗法称谓：皇帝是天下一家的大家长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最初的尊号具有明显的宗法属性。君主的宗法称谓主要有"后"、"宗主"、"君父"等，它们着重标明 君权的宗法属性，其文化内涵是：君主为天下一家的大家长，他犹如天下臣民的父母。早期君主称谓的宗法属性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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