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而非“多元”:论商鞅思想的一元化
关键词：商鞅；一元化；政治目标
作者简介：张晓（1988-）男，汉族，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B2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1-0181-02
一、商鞅一元化思想的文化观
1、文化渊源
由于政治理想的需要，商鞅弘扬和宣传法家文化，勇敢地站到了儒家和道家的对立面，十分敌视和反对儒家和道家文化。事实上，儒家、道家、法家三家思想并非像商鞅想象的那样严格区分和对立。法家吸收和借鉴了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并终自成一家的思想体系。综观先秦“法家文化”，其“法治”、“经济”、“军事”思想都与儒、道家的思想十分密切。可见，儒、道两家对商鞅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也为两千多年来儒法合流的思潮奠定了基础。
道家对商鞅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商鞅的思想在三个方面可以从道家中找到文化渊源。一是否定“君权神授”，道家否定神权，商鞅更是否认神权的存在，明确提出君权来自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强调要维护君权而藐视神权。二是否定“德”，商鞅和道家一样，都是否定道德的，老子认为当时道德已经衰败，提出“大道废，有仁义”，商鞅则认为“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道德“乃有法之常也”【1】。三是否定“礼”，道家反对俗礼，主张礼在人们心中，相互认可，自觉遵守；商鞅反对“礼教”，强调礼从法而生，主张“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2】。
儒家与商鞅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主要为：一是政治理想的一致性。儒家主张积极出世，“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富国强兵”是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即其所有思想都是针对如何实现‘富国强兵’这唯一的政治目标而提出和展开的。二是君权至上的一致性。商鞅和儒家一样承认了君权的继承合法性，认为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是政治目的一致性。儒家主张礼主刑辅，礼是儒家治国的重要方式。商鞅则提倡严法酷刑治国，但商鞅也是知礼的，大至君臣礼节，小至百姓习俗，都有严格的规范。礼、法的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君主专制政权，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
《商君书》中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商鞅应该是受过兵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荀子《议兵篇》说：秦之卫鞍，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后人视起仅为一善用兵者，而独不及李悝、商鞅。其误于《史记孙吴列传》，以起与孙武、孙膑并列。不知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当时从政者率主兵，乃时代使然，岂得徒以兵家目之”【3】。有的学者认为商鞅曾师从于尸佼【4】，尸佼的著作《尸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杂家，可见商鞅还受过些许杂家思想的影响。重农思想并非商鞅首创，在春秋战国时代，“重农”已成为许多思想家的社会共识，但是把重农思想推向绝对和极端，并力图以强制手段消灭“农”之外的其他成份，却是商鞅的“创新”，由此推断，商鞅可能又是一个农家。
2、现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变法图强成为各国的头等政治大事。在这种形势下，“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悝、吴起之遗教为多。”【5】秦国为商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简公、献公的改革，特别是献公年间，对内整顿秩序，推动了封建经济成分和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为商鞅变法奠定了经济基础。孝公立志强秦，敞国门纳贤才，为商鞅大刀阔斧地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春秋以后，代表各阶层，各文化派别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利益和要求而提出主张。加上秦人民风敦厚，百姓质朴，有着异常坚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为商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条件。
3、历史积淀
从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其中，对商鞅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悝和吴起，“商鞅卫人，与吴起同邦土，其仕魏，事公叔痊，而痊又甚贤起。起之为治，大仿李悝。鞍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悝、吴起之遗教为多”。【6】在先秦法家主要人物中，商鞅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奠基作用。他的思想更是直接地影响了秦国的发展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7】韩非有选择地汲取和融会道、儒两家学说，集慎到、申不害、商鞅三人法家思想为一体，为后来秦一统天下打下了完备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商鞅的一元文化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基础以及历史积淀。这种“一元化”的文化观念，必然导致绝对单一化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思想，这种思想使秦人自商鞅以后兴起了“功利主义”的心理浪潮，促进了秦国“并心而赴时”，“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8】，终于扫六合而一统天下。
二、商鞅政治目标和治国手段的绝对单一性
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富国强兵”，即其一切思想都是针对这唯一的政治目标而提出和展开的。商鞅认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只能是“刑赏”， 而其中“赏”的内容和对象也必须是绝对单一的。“利出一孔”、“利之所出一”就意味着只奖励耕战。这样，后来通过制订法律取消了几乎所有不利于耕战政策的社会活动。
在“赏”与“刑”之间，“刑”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刑九赏一”的实施，不会让人们觉得赏赐来的容易，会加倍的努力或从事农耕或勇敢作战。当得到赏赐后，人们会更加积极的从事生产和好战。商鞅进一步指出，专制政权不仅应该“刑九赏一”，同时还应该单一地采用重刑。这是商鞅思想中“力”的原则的很好诠释，耕战政策的前期目的就是生“力”，有“力”就有“势”，从而可以使国家强大起来。使“重刑”明确化、系统化的最佳手段是建立“法”，而“法”最基本的目的也正在于使单一的“重刑”成为现实。
商鞅进一步指出，“立法”的根本目的就是“明分”，即维护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反过来专制君主必须独掌支配和制衡“法”的权力。所以以皇权不受限制地绝对独尊为基本特点，以“内法”为主要内容、带有强烈高压色彩的封建专制思想在商鞅头脑中已十分清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使“法”得到彻底地贯彻执行，把所有的人――特别是高官显宦全部置于“法”的控制范围之内，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商鞅指出：“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9】这点和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10】有着很大不同，显然有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
上述思想观点是商鞅一元化思想中真正闪光的内容。如果商鞅的 “法”对任何人都绝对一致地发挥同样的作用，对谁都不能网开一面，“法不阿贵”的思想便很难产生。这也说明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都会有十分合理的内容。而引发了恶果累累的思想往往正是伴随着相当合理的成份而大行其道的，这无疑是人的复杂性和思想复杂性的集中体现。
三、“人”的绝对单一化――实现政治目标的前提
为实现单一的“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必须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而其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因此只有当“人”被“成功”地单一化，都成为职业、思想、要求等十分“单一”的“人”之后，单一的手段才更为有效，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的“人”应被绝对单一化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他主张用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绝对单一化。商鞅认为，作为生产力长期发展和分工扩大必然结果的，在战国之前已经出现的士、农、工、商四民成份的构成，应单一化为农民。在春秋战国时代，“重农”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但商鞅把重农思想推向绝对和极端，就必然会失去其合理性。
作为整体的“人”成份的丰富多元化，是作为个体的“人”思想、才能、个性等多样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人”的多样化又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反之，当丰富多彩的“人”被强行单一化之后，人的“异化”（在任何“人”的多样化是一种现实可能的时代都会发生的异化）就会出现，因为“人”的绝对单一化正是人的异化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政权以某种方式来调整“四民”的比例并不为过， 但是以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变得绝对单一化，则显然不对。
把“四民”单一化为农民之后，再进一步把个性尚有一定差异的农民统统变为简单淳朴、愚昧无知、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并最终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是商鞅更高的目标，同时也是商鞅心目中人的绝对单一化最完美的结局。
后世的专制统治者经常在“内法”的表面披上“外儒”的伪装，商鞅则是尖锐地指出封建专制政权与平民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在本质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为实现专制政权“富国强兵”的根本目的，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
由于使国家的臣民最终都成为绝对单一、柔弱驯服的被统治对象并不符合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为实现这一目的，封建专制政权就必须采用残酷的强制手段和以强制为前提的利益诱惑来使“人”成为统治者所希望的样子。而“劫以刑”的最佳手段，就是釜底抽薪地以重法剥夺农民之外其他各色人等谋生和求取富贵的凭借。当人们在重法苛刑威逼之下失去了各种求取富贵，甚至是赖以为生的基本手段之后，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走上封建专制政权所安排的道路上去即农耕和战争。“利”只能“出于地”，“名”只能通过“战”来博得的前提，是封建专制政权已用强制手段有效地堵塞了其他求取功名富贵和赖以为生的道路，已经有效地否定了民间的价值标准。就象商鞅自己所披露的那样：
在“正常”情况下，对“正常”的人来说十分恐怖的事情。
作为商鞅“人”的绝对单一化思想的深入和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即彻底排斥和否定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思想，而把统治者的思想意志作为唯一的价值坐标、行为指南和膜拜对象，便成为商鞅追求的更深层次的目标。
商鞅一元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其思想是以“外儒内法”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恰当地“解剖”商鞅思想，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性，这也是研究商鞅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注释：
【1】《画策》。
【2】 同上。
【3】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鞍考》。
【4】参见《汉书艺文志》。
【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鞍考》。
【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鞍考》。
【7】 贾谊，《过秦论》。
【8】《汉书贾谊传》。
【9】《赏刑》。
【10】《礼记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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