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赵普献策，杯酒释兵权
当赵匡胤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解除了直接威胁皇位的种种势力之后，他才真正有了一种当皇帝的感觉。
但是，至高无上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甚至可以说恐惧。像所有中外历史上获得统治国家权力的人一样，他也时刻存在着几种担心：第一是担心被他打倒的旧统治 势力伺机反抗和破坏；第二是担心他的部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说三道四，涣散人心，从而酿成大祸；第三是担心自己那些握有重权的原来的战 友、同伴、部属中出现不满、不理解甚至反对自己的治国行为，甚至想要篡权夺位。
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转换权力，一直是帝王将相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历史同样给赵匡胤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诬陷杀头。对于掌握大权的臣僚，尤其是开国功臣，一定要斩草除根，否则，他们手握重权，日久必生二心。 其办法当然简单，随便加上一个"谋反"、"心怀怨望"的罪名，就足以将其杀害甚至灭族，从而实现权力的稳固。历史上大多的开国皇帝都要采用这一办法杀戮功 臣，决不心慈手软。二是拉拢交结。尽管新任皇帝杀戮功臣几乎成为一个通例，但也有例外，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一朝，开国功臣皆得善终，皇权似乎在刘秀 手中也没有旁落，其奥妙就在于刘秀以儿女亲家的交易换取了手中的权力。皇帝儿女多，与开国功臣大体供求平衡，结果使得满朝文武，皆为皇帝亲家，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自然造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是武大郎开店。大量任用无能肖小，使之对皇帝崇拜畏惧和阿谀吹捧，以获取暂时的平安。
赵匡胤在保持和巩固权力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采用上述办法，但又似乎综合和吸取了这些"经验"的精华，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并牢牢控制了权力。
在王朝新立，百废待兴之际，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赵宋王朝，作为继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之后的新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厄运，在新王朝 与后周旧臣之间的关系基本摆平，合作开始进行的时候，赵匡胤敏锐地觉察到，新王朝与曾经拥立过自己的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 题。
作为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且领兵打仗多年，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频繁的朝代更迭，与其说是皇帝太弱，不如说是臣僚太 强，特别是那些统军将领，依仗手中的权力，篡位弑主，易如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在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其所见所闻所历，都使他坚定地相信，军队 是左右政局的根本，只有武力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试图称帝的君主，还是称王称帅的各路藩镇，无一不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作资本。宋人范浚一针见血地指出： "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而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则把这层意思讲得更粗鲁："天子，兵强马壮者为 之，宁有种耶！"
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叶适则将军权影响和左右政权的历史考察延伸到了唐末，作了一番很有见地的概括：
自唐至德（756—758年）以后，节度使专地而抗上令……未久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大历（766—779年）、贞元 （785—805年）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拥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
武力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其实用不着做更多的历史考察，赵匡胤所参与的后周政权的建立，所策划的后周政权的覆灭，已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是多么的正确。
这些左右政局的军队，不言而喻指的是禁军，也就是中央军。五代的禁军乃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破坏，各地节度使纷纷招募职业兵。 均田制崩溃后，当兵吃粮似乎成为破产和失业农民的主要出路。而割据战争的愈演愈烈，又使士兵的需求大幅度增多，于是军人逐渐成为世袭的职业，而且"兵骄逐 帅，帅骄叛上"之风渐渐盛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自重，中央军力无法抗衡，成为割据混战的政治格局。
但是，五代以来，特别是后唐庄 宗灭梁以后，经过大规模的杀伐攻灭，各地藩镇的兵力，已不能与中央军力抗衡，左右政局者便变成了中央军队，也就是禁军。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禁军将 领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朝兴亡，禁军及其将领起着决定作用。射杀唐庄宗的是禁军小校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唐闵帝之败，源于侍卫亲马军都指挥使安从 进潜通潞王，与马步军都指挥康义诚投戈解甲；汉高祖之立，与他多年充任侍卫军主帅不无关系；周太祖代汉，参谋其事的王殷、郭崇、曹英都是禁军将领；赵匡胤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更是禁军上演的一出兵变佳作。
禁军因此成为赵匡胤的"腹心之患"。
枪杆子的重要，使赵匡胤 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一是如何使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如何养兵，养成一支精兵，养成一支不骄不躁不败之兵。在国家局势基本得到控制以后，枪 杆子问题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被传为历史趣谈的"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陈桥兵变前夕，禁军两司的高级将领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殿前司，都点检为赵匡胤本人，副都点检为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
在此基础，经过赵匡胤多年的苦心经营与收买拉拢，成功地发动了陈桥兵变。兵变一周后。赵匡胤开始进行调整。调整带有多种目的，首先是酬谢拥戴之功。石守 信提升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接替石守信出任殿前都指挥使。两人均属"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弟弟赵光义也因为自家人的缘故， 且在兵变中出力尤多，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而对关系稍远一些但在拥戴过程中提供宝贵支持的其他重要将领予以安抚，则是赵匡胤的另一个目的。于是，原来仅为 侍卫司中级军官、分别担任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的张光翰、赵彦徽被提升为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步入了高级将领行列。高怀德则升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也提 升为马步军都虞候。而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提升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和侍卫两支中央军的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免去了李重进的侍卫马步 军都指挥使职务，从而实现了赵匡胤的第三个目的：削弱敌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