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生平及师友（2）
（一）授时历初成后的人事变迁
"十七年（1280），新历告成，（郭守敬） 拜太史令。公（郭守敬）与太史诸公同上奏曰：……"他们"同上奏"的情况前已有所介绍，而从齐履谦在《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的这一行文顺序看，这里所说 的"新历告成"应是指在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则郭守敬被任命为太史令的时间也当在此前后不久。
至于太史令之职为什么在此时由 郭守敬代王恂而任之？关于此，我们不妨要稍介绍王恂的个性及其前后的改变："公（王恂）资简重，不妄言笑，不乐靡丽，不喜音乐，其与人少许可，虽权贵未尝 假以辞色，刚疾恶，至负高气以忤之。既与许公（衡）同太史院……渐磨之久，德宇为之一变。"（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这是说，王 恂为人不苟言笑，质朴凝重，自幼才高气盛，既不多与人交往，更不轻易赞许他人，对于权贵人物也不例外，还往往对其恶行作盛气凌人的批评。而在和许衡一起共 同参与历法改革的数年中，深受许衡的影响，道德情操与风度仪表大有长进，在待人接物方面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齐履谦也指出："王太史（恂）刚克自用者 也"，这当指前期的王恂而言，虽如此，王恂对他少年时代的师兄不能不佩服，"每至公（郭守敬）所，其匠制，未尝不为之心服。"而且，在齐履谦看来，郭守敬 "及夫见用，观其规画之简便，测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议，群众无以参其功"，这也许也是王恂等人的共同认识。再加上王恂这时的"德宇为之一变"，所以， 在新历初成后，很可能就是他主动举荐郭守敬替代自己的职位。
至元"十八年（1281），（王恂）居父丧，哀毁，日饮勺水。帝（忽必烈）遣内侍慰谕之。未几，卒，年四十七。……后帝思定历之功，以钞五千贯赐其家。"这位主持编制授时历的巨星过早地陨落了，这对于授时历的进一步完善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许衡对于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中的作用也有十分中肯的评述："鲁斋先生（许衡）言论为当世法。因语及公（郭守敬），以手加额曰：‘天我元！似此人，世岂易 得？！呜呼！其可谓度越千古矣！’"这一评价既是从郭守敬对江山社稷的重大贡献的角度，又是从历史地位的角度作出的，不愧是言论为当世法的鲁斋先生，实是 高屋建瓴之见。"十七年（1280）春历成，（许衡）八月辞归。十八年（1281）三月毙，年七十三。"可惜，这位对授时历的编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也 和王恂在同一年离开了人间。
张文谦在授时历初成后，大约仍"领太史院"，但到至元"十九年（1282），拜枢密副使。岁余，以疾毙于位，年六十八（七）。"即在1282年后，张文谦另有高就，自也无暇顾及进一步完善授时历的工作，而且在1283年撒手人寰，一去不返。
关于张易，我们已在前面提及他因卷入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于1282年4月30日被忽必烈诛杀，这位编制授时历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意外地去世了。
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授（杨恭懿）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一曰"授集贤馆学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更见忽必烈对杨恭懿的器重。可是，到 "明年（1281），（杨恭懿）以徙家得请归"，后又累召不应。至元"三十一年（1294）卒，年七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太史杨文康 公》。）忽必烈当年任命他为"集贤学士兼太史院士"，虽在表彰他参与定历的贡献，其用意也还在于留住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继续为完善授时历而工作，但是， 杨恭懿去意已定，故未能如愿。所以，杨恭懿虽是在新历制成后的14年才逝世，对授时历的完善也无所助益。
如此说来，在授时历初成后不 到二年，历法改革的四位核心人物中三位先后去世，杨恭懿也离职而去。这样一来，历法改革领导核心中"硕果仅存"者只有郭守敬一人，郭守敬可以说是临危受 命，独自承担了领导完善授时历的历史使命。"（郭）守敬视诸人虽稍后，其尤称宏博而杰特者乎。"（王：《王忠文集》卷十四《拟元列传二首》。）这也真是天 授时历乎！无此人，授时历的历史地位很可能不会有如此之高。
（二）天文仪器制作与测验工作的继续进展
前已述及，授时历初成时，郭守敬所设计的一系列天文仪器并未制作齐备，继续制成设计的全部天文仪器，是郭守敬继任太史令后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建立四丈高表，是郭守敬在至元十八年（1281）制成的仪器之一。
元人纳新曰："测景台，在登封县东南二十五里，天中乡告成镇，周公测影台石迹存焉。告成即古嵩州阳城之墟，是为天地之中也。……国朝至元十六年 （1279），太史令郭守敬奏设监候十有四员，分道测景。十八年（1281），奉敕于古台之北筑台高三十六尺，中树仪表，上为四铜环，规制极精致，命有司 营廨舍门庑。又于古台、新台南建周公之庙亦祀之。其碑则河南宪史李用中撰也。"（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下《河南郡部·测景台》。）
这是一种以特殊的建筑形式构建的四丈高表，是郭守敬在原先设计基础上的一种巧妙的发展，我们拟在第二章中再详作说明。
至元十九年二月辛卯朔（1282年3月11日），"命司徒阿你哥（阿尼哥）、行工部尚书纳怀制饰铜轮、仪表、漏刻。……修宫城、太庙、司天台。"这大约 是应郭守敬的请求，忽必烈命阿尼哥与怀纳等名家对太史院的天文仪器再作修饰，也不排除继续制作尚未完成的天文仪器的可能性。而所说修理司天台，大约也是指 修理太史院中的灵台而言。
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壬寅（1288年6月18日），"浑天仪成"，至元二十六年三月乙未（1289年4月7 日），"铸浑天仪成"。前者应是说制成了"浑天仪"的木样，而后者则应是说用铜铸造成了"浑天仪"。如前所述，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中并无"浑天仪"之 名，那么，此"浑天仪"应指何物？应为何人所作？我们认为，此时，郭守敬正主持太史院的工作，此"浑天仪"不可能是他人之作，理当也是这位天文仪器制造大 师的作品，而且很可能是初始简仪、候极仪和立运仪三种仪器的复合品（详说见第二章），也就是现今我们称之为"简仪"的天文仪器。因为初始简仪在当年早已被 称为简仪，故此时将上述三者复合而成的仪器称为"浑天仪"也是顺理成章的。前引杨恭懿在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向忽必烈汇报所提到的："……移天常、 赤道游于南轴之下以取候，视之无窒"，说的也还是初始简仪，说明其时上述三者而成复合的仪器尚未制成。在李谦于至元二十年（1283）受诏定稿的《授时历 议》中，有"今新制浑仪，测用二线"测量二十八宿度之说（请注意，前述向忽必烈汇报中也已提到已用初始简仪进行了二十八宿度的测量，即所谓"列舍分度之 差"的测量），可见，也有把初始简仪称作浑仪者。所以，这里所说的"浑天仪"当是一种不同于初始简仪的，很可能是上述三者复合而成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