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六韬》 ［美］凯德·史密斯 今天我将谈谈战国时代的一部兵书，即所谓“太公六韬”。我说“所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本来的名字应该叫什么，到了三国时代才有史书用了“六韬”这个名字。“六韬”的十几个片段也在银雀山被发现了，吴九龙教授把它们整理出来，并且作了详细的解释，那是很大的学术成就，我们对他都十分感激。而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学问，而且研究“六韬”的时间并不长，今天就这个问题发言，纯属抛砖引玉，敬希诸位专家指正。 我的题目是“如何读‘六韬’?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读“六韬”怎么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另外一个方面是方法:我们怎么读这本书,应该用什么学术方法来研究它? 我首先将谈第一个方面,即“六韬”的重要性。简单地说,这方面可以分为三个题目。第一是“六韬”的内容。众所周知, “六韬”的内容很丰富,很复杂,不仅提出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权谋”“形势”“阴阳”和“技巧”, 而且还论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心理学(见“选将第二十”) 和密码学(见“阴符第二十四”与“阴书第二十五”)。我认为“六韬”似乎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能帮助我们解释战国末期的军事思想。 第二,“六韬”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提出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即战国时代的文献是什么东西。从宋朝以来像何去非、叶适、黄震等学者都怀疑“六韬”不是周初的书籍, 清朝考证家认为是伪书。到了民国的时候才有余嘉锡教授提出,“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的解释(见他的“四库提要辨证”)这类观点。解放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李零教授(在《九州学刊》) 和文物部古文献研究室的韩仲民教授(在《中国书籍编纂史稿》) 指出先秦文献的选集性或丛书性,韩教授说,“先秦诸子书……却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 而且编纂者也没有一定的系统和体例,由于篇章单行,抄集在一起的时候, 同一篇作品抄进不同的集子的情况是常有的”。在“六韬”里这也是常见的。不过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太公”文献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之下分为“六韬”“金匮”“太公兵法”等书籍(这些标题见于《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等书目) ?研究这些问题能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代文献的发展过程。第三, 宋本“六韬”跟先宋的“六韬”的几个文献系统的关系还不清楚。一般地来说, 有三种文献资料。第一是考古家所发现的竹简,像银雀山和定县的“太公”资料;将来这种资料大概会增加。第二是唐代的敦煌手抄,虽然缺掉了首尾,但还有很大的文献权威。第三是中古时代的类书,像梁朝的庚仲容的“子抄”(现在收录于马总的《意林》) ,唐朝的魏征等人的《群书治要》等。也有同时代各书籍注疏引述《六韬》的片语或句子。这些资料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文献的流传过程,了解古文献从先秦时代到今天所走的一条路,是什么因素影响它的形成和重新形成。 从这三个角度来说--即《六韬》的内容丰富,文献未定,流传复杂--不能证明《六韬》跟其他先秦书籍有什么大不同。所以《六韬》有代表性。但是在这三个方面问题上--即内容,文献,流传的难点--《六韬》比其他古文献复杂得多。所以我认为《六韬》的重要性也在于其难点和其代表性:如果我们能解释《六韬》的问题,那一定能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文献中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 到这儿我一直谈的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六韬》。现在我将谈方法的问题--我们如何读这本书。 第一个问题是《六韬》的内容。内容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历史的,一个是关于结构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六韬》的内容要通过《六韬》的历史背景来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当然很广博, 其中包括具体的问题, 像秦勇教授所研究的“《六韬》的军事后勤思想”(见《先秦军事研究》),也包括一些抽象的问题,像英国的G raham教授所研究的思想发展, 描写了战国末年思想的融合趋向,把各学派的道德思想结合起来--譬如秦始皇在琅邪山的石刻提出“仁义”“法度”等概念和《六韬》中的《论将第十九》提出将帅的“勇智仁信忠”的选择人材的观点。 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六韬》也很有利于了解这本书的结构。众所周知,《六韬》的结构不简单。有的人骂它,叫作“杂”;有的人赞扬它,叫作“丰富”,而很少有人研究这个结构的历史的意义。但是其他先秦书籍也有类似的问题。譬如说, 《司马法》虽然从宋朝的《武经七书》以来人人都认为是一本兵书, 但是班固把它提出兵书类而入礼经类。实际上“兵书”“礼经”“道家”一类的种类不合适战国书籍的现实。更无道理使用“真伪”的双极种类来了解《六韬》, 就像应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解释老子的《道德经》一样。总之,因为《六韬》的内容和结构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有历史的意思。它的内容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军事思想跟政治、社会、经济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六韬》具有军事百科全书的性质, 也可以了解它的结构是审慎的,没有偶然性。 第二个问题是《六韬》的文献问题。在文献方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前文献在内容上的互相渗入的趋向。众所周知,先秦文献的片语、句子,甚至片断也出现在别的册子和文献, 像银雀山的《王兵》篇的内容见于《管子》的三个篇章里。更引人注目的是银雀山文献里的《尉缭子》的情况:有几个篇章见于今本《尉缭子》,但是在银雀山的资料中它分为两个文献系统,有五篇好像应该在一起,也有一篇很明显地属于《守法》《守令》的文献(见《银雀山汉竹简》第一册) 。可以说,这些文献在概念上虽然有作者, 但是没有物主,是共同财产,后来才慢慢地变成了内容的转借或者自觉的引用一个作者的著作。到了吕不韦、贾谊、刘安的时代这种概念综合的趋向又进了一步。 宋本《六韬》 的很多句子见于很多其他古文献中, 像《尉缭子》 《吕氏春秋》《吴子兵法》等等。五十年代有德国学者Haloun认为《六韬》中也保持中国最早的法家文献(见他的LegalistFragments--即“法家片段”) 。但是《六韬》的情况比其他书籍的情况更复杂, 这是由于《六韬》 组成了更大的“太公” 资料的一部分。虽然《淮南子·精神训》提出了《六韬》的名字,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六韬》在什么情况之下离开了像《金匮》 和“太公” 其他文献而自成为书。这些关系一定很难探讨。《七略》中把“太公”的军事资料置在兵书类之内, 但是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时节省了它,好象他认为作者的类目比内容的类目重要,所以把《谋》《言》《兵》结合为单一的书籍--这是一种“合三而一”的看法。而韩仲民教授的看法相反。韩教授怀疑《汉志》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本来就跟所谓《吴孙子》相同地组成整个的《孙子》系统的几部分,到了任宏的时候才独立成书。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一个有历史性的问题,即战国末期有什么人读《六韬》吗?在司马迁的《留侯列传》里他说张良从圮上老人那里得到《太公兵法》; 《战国策》里有苏秦诵《太公阴符》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在什么集团之内确有什么人应用过这个文献。 我认为传统的考证学术方法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问题, 我们最好学习民间传说研究者的方法。他们知道民间传说的变化和发展是很自然的事。他们也了解一个文化从口头的阶段怎么发展到文献阶段的过程。可见民间传说的研究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口头流传的故事一经写下来以后是怎么被定稿,它的变化怎么慢了下来,它的性状又是怎样被修改的。 第三个问题是《六韬》在什么情况之下流传到今天。这当然是一条很弯曲的路。一般地来说, 人们对《六韬》有两个态度。这两个态度在北宋神宗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一个是何去非博士认为《六韬》是不纯粹书, 要摈弃它。另一个是他的同仁国子监司业朱服却认为《六韬》流传很久, “未易遽废也”--不要太快去掉它。这两个态度, 一个用很窄的标准,一个则很保守,好像都无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但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说,一个具有批评性,一个想保护古老的资料,对了解《六韬》的流传都有用。 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六韬》和与《六韬》内容有关的文献作过比较的一个校勘本。但是正如李零教授在谈《孙子兵法》的一篇论文中所说的那样, (第一)没有《孙子》(或者《六韬》)的祖本,只有一个文献系统的发展与变化--那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文献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结果。(第二)撰作这个校勘本的时候应该决定它要反映文献发展的是哪一点、哪一个时代,那就是说,应该知道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战国的文献还是研究《武经七书》系统的军事思想(见《读〈孙子〉札记》刊于《孙子新探》)。我自己认为战国文献的校勘本应该用接近战国时代的隶书祖本, 而不宜用东汉以后的楷书后裔。 总之, 研究《六韬》能使我们重新考虑一个文献的正身、本体及个性是怎么在历史上受到了限定,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末期的人怎么想象一个文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六韬》不仅提供了很多有关战国时代的知识, 还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个知识有什么结构, 是怎样流传的。因为《六韬》的这些问题不仅仅限于《六韬》而是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所以解释它们能帮助我们研究战国时代其他文献的一些比较容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