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无亲笔著作传世。但其思想基础、理论主干、学说主旨及治国方略、用兵韬略等则集中体现于《六韬》。 《六韬》等书是“托名著作”，虽不是吕望亲笔书，但旧题“吕望撰”，主要的原因是该书主要内容“或是姜太公所论，或是源于姜太公，或是发展姜太公思想而成的” (姜国柱《姜太公的军事韬略思想》，载《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齐鲁书社1997年。)。 姜太公兴周治齐，功业双著，史家为此称“太公之圣，建国本”。树德以求昌，治兵以求强，是太公所以兴周治齐之本，德与兵，是太公“国本”的两个方面。《史记·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德、兵兼用和文、武并行的强邦昌国之道，唯太公首先能继承发明而兴仁义之师取天下，然后管仲和王子成父能继承发明而兴节制之师霸诸侯(《荀子·议兵》。)，然后孙武和吴起能继承发明而兴吴魏之师威列国。故知太公、王子成父、孙武、吴起是一脉传承的。太公的文德促成了“西伯政平”，太公的武略则为他“后世之言兵”者宗承为“本谋”，首先为管仲和王子成父宗承为“本谋”。这就是说，文德、武略的有机结合作为太公治国安民的经法，是必有传于后世的。李靖说“齐人得其法”，是指管仲和王子成父能首先“绍而明之”。只有这样，才可能不断再传而有“切合近世情况，极尽人事之变”的社会历史效果。 太公之后，上述“绍而明之”的依据和方法，不单是口耳相传的师承，更有“国有大事则镂于金版” 的典册。 金为版，国有大事铭刻在上面，故金版便是典册。《逸周书·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正好说明金版铭文即为王朝典册。周有作为古代典籍的玉版。《韩非子·喻老》：“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 费仲来求， 因予之。”继夏、商之后，周又有铭记国家大事以为典传的金版。《庄子·徐无鬼》：“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这里，《六弢》就是《六韬》，它和《诗》《书》《礼》《乐》相提并论，镂于金版、作为典册传承下来，管子和王子成父正是据此得“绍而明之”的。故唐人有齐人得太公之法的说法。 因此，传世至今的或今已失传的、旧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或题为“周吕望撰”的著作非只一部，而以《六韬》为主要。《汉书》始立《艺文志》，以《谋》《言》《兵》 237篇合一为《太公》，记传下来，初不见《六韬》或《太公六韬》的书名。虽然迄于《汉志》而不见《六韬》或《太公六韬》的著录，但汉人对太公有著作传世，特别是兵学著作传世却信而不疑。张良、韩信都是西汉初年的军事家。他们“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 删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总不出太公的“三门”“四种”(《唐李问对》。)，其战略战术归根也是师承了太公兵法。故《史记·留侯世家》说：黄石公授予张良的“读此则为王者师”的书便是《太公兵法》。阮孝绪《七录》说：“《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可以断定《七录·子兵》的资料来源当上承《七略·兵书略》无疑。因为《七略》本是《汉书·艺文志》的蓝本。依此可以说，无论军事家或史学家，无论张良、韩信、任宏、曹操或太史公、刘向、刘歆、班固等两汉六朝人，对于太公有兵书传世均无怀疑。因而《史记》有记载，《汉书》有著录，任宏校理及《七略》《七录》均有载传而无所谓考证和争议。《论衡·自纪篇》：“按古太公，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的说法，表明了汉魏六朝人的共识。 继《史记》《汉书》《七略》《七录》等典传之后，《隋书·经藉志》有《太公六韬》的著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都有《六韬》或《太公六韬》的著录。此外，以唐太宗、唐玄宗、李靖、魏征、杜佑等为代表的唐人，对《六韬》等兵书为太公书同样深信不疑。并肯定“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即“黄帝之制兵”之法最初唯太公能充实和升华，唯太公“能绍而明之”(《唐李问对》。)。《群书治要》《艺文类聚》等类书都以治国之典要而收录《六韬》；《敦煌遗书》有唐人写本《六韬》，都说明太公《六韬》等书迄至唐代虽被高度重视和广泛流传，但并无真伪之争。《汉书·艺文志》儒家“《周史六弢弢》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此注正是唐人的共识。 《六韬》真伪之争大抵启端于宋代，历元明时期迄至清代数百年之久。《六韬》一书，王应麟以为是战国时期孙、吴之后的策士谋臣所作，今人或有的认为是以战国齐人为主的稷下先生汇集太公思想而作；崔述以为秦汉间人的伪撰；胡应麟则称它是魏晋以后谈兵者捃拾古兵书剩余而作成。总之都认为是假托之作，是伪书。《六韬》伪书说发端宋代，兴盛于明清各个时期，是因为“宋明人读书，好以当时理学家言时非古人，尤非通方之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六韬》。)。由于此学风日益盛行，故《六韬》伪书说或《六韬》真伪之争一直延续下来。近些年来，文物工作者在田野考古中屡有所获。河北定州汉墓出土了《太公》竹简，发现简书篇题13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部分《六韬》竹简54枚。银雀山汉墓被断定为西汉武帝初年墓葬，随葬竹简的书写时间当然更早些。考古发现，特别是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使《六韬》真伪之争稍煞风景。 由于银雀山汉墓发现的简书不止一种，而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古兵书的残简，所以这些考古发现形成了对《孙子兵法》及其他古兵书时代考证及上述诸书为“伪书”之说的冲击波。先前，有人或说孙子无其人，或说孙子即孙膑；有人也说《尉缭子》是伪书，是“秦宾客之所为，而或经后人之羼乱”(钱穆说)；《吴子》也是伪书，“盖是六朝人依托”之作(章炳麟说)等等。而《六韬》之“伪”更早成定论。但考古发现的各古书竹简，使既成的上述伪书之说或定论不得不有所改变或修正。 《六韬》决非太公的亲笔书，这一点早已成定论。流传至今的先秦诸子书仍不罕见，而《论语》《孟子》等最是广为人知的。《论语》《孟子》每以“子曰”“孔子曰”开篇入论，则知《论语》《孟子》应不是孔子或孟子的亲笔。非成于其人之手，却出于其人之道；虽不是孔子、孟子的亲笔，而《论语》《孟子》却是孔、孟思想学说的实录。因此，谓《论语》为“孔子之书”，谓《孟子》为“孟子之书”，古今怀疑的人不见其多；至于因怀疑二书非成于孔、孟之手而定之为“伪书”的，恐怕更无其人。但若追问《论语》《孟子》的亲笔者为谁? 则不会有人做出确切答案。先秦诸子书大多类此。通达之人自不胶柱鼓瑟。“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此乃古书之通例，又不独《六韬》为然”(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六韬》。)，也正是鉴于这一点， 作为疑其为伪的关键。 若问《六韬》的亲笔者为谁? 答如《论语》《孟子》等“周秦诸子”的成书；若问《六韬》一书资料的来源，则是赖周史官“铭之金版”和著之典册的“国之大事” 。 而“阴谋图王之书”首先是值得铭之金版的国之大事。《淮南子·精神训》：“故通许由之意，《金縢》《豹韬》废矣。”高诱注：“《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这里，《金縢》《豹韬》并称，且明言《豹韬》为太公“图王之书”。《金縢》既记周公之事，则《豹韬》亦必托始周初。故《庄子》有“金版六弢”之说。而《淮南子》提到的《豹韬》，应是《六弢》的一篇。 总之， 《庄子》 记载的《金版六弢》 亦即《汉志》著录的《太公》237篇或“《周史六弢》六篇”，是太公书赖周史官记传下来。齐人得太公遗书，初由管仲和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而有桓、管的“节制之师”及其五霸之盛。后有齐田氏司马穰苴和孙武能“绍而明之”，又有吴起能“绍而明之”，皆本于管仲和王子成父传承的《金版六弢》。继管仲、王子成父、孙武、吴起等之后，韩人张良得《太公兵法》于黄石公并能“绍而明之”，故能为王者师，并因以兴汉。这里的《太公兵法》也源于《金版六弢》或《太公》书。《汉志》著录《太公》是统合之称，虽未析出《六弢》之名，却以类相属而分为《谋》《言》《兵》三部分，可知《金版六弢》的内容在其中。 自《汉志》 以下，《后汉书·何进传》说《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又《徐璆传》《左雄传》注并引谢承书说“淑字伯进(徐淑，徐璆之父)，善诵《太公六韬》”。又《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说孙权告吕蒙、蒋钦“宜急谈《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再下见《七录》《隋志》及新旧《唐书》的著录可知：《六弢》或《六韬》，《太公》或《太公兵法》《太公六韬》，本是渊源有自，如水有源，如木有本，其“绍而明之”的源流关系是可以搞清的，唯在于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而已。至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公》237条之下，班氏附以自注说：“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这是切合实际的说法。为求“切近世，极人变”的功效，凡能对“太公术”“绍而明之”的，必得因时势制宜，即“极尽人事之变”，因而不免有所增加或减略，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汉志》以《太公》为吕望书，定州汉墓出土了《太公》竹简，发现篇题13个之多，简文内容丰富而广泛。文物与文献一同证实：《六韬》《太公》为太公书，虽然不是太公的亲笔，但并不是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