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佐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与天下更始。故在褒封神农等古帝王后裔以后，武王即行封赏灭商兴周的“功臣谋士， 而师尚父为首封。 封尚父于营丘，曰齐” (《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武王以姜尚为“功臣谋士”中的“首封”，就是为了实行“尊勤劳”之义。姜尚封齐，都营丘，成为周代齐国的第一代国君。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境内。姜尚是继少昊之世爽鸠氏、虞夏时季 、殷商之世逄伯陵氏和薄姑氏之后而领居齐地、立都营丘的(《左传·昭公二十年》。)，周人始称姜尚为“太公望”，齐人去“望”字而直呼为“太公”，以表示对安国兴邦君主的崇敬。 齐国齐地即为东夷。《春秋公羊传·僖公元年》：“夷者何? 齐地也。”从炎帝到共工到蚩尤到伯夷迄于姜尚领治齐地，姜姓族人始终是东夷土著的主体。东夷齐地为“君子国”，著称于三代(见《山海经》《淮南子》《后汉书》等。)。东夷人从共工、蚩尤至于秦汉传承不废的强项精神，便是君子国礼俗和文化传统的精华。其主要表现，一是好生助长，见利而让；二是性情“柔顺，易以道御”。东夷人温和柔顺的性情是由“万物抵地而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其与好生助长的说法异曲同工。见利而让的风尚本出于重义轻利的礼俗；温和柔顺的性情只限于以正道、人道的统治，即以其道还报其人。也就是说，东夷齐地人性情的柔顺是以正道统治、以人道统治为前提的。“仁而好生”“见利而让”的礼俗培育而成为“易以道御”的传统。“道”即正道或人道，“御”即统治或治理。东夷人的柔顺，东夷人的易于统治取决于正道或人道的统治，取决于以东夷礼俗治理东夷人的统治，否则，必然要遭到东夷人的反对，这是东夷齐地人强项精神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颛顼遭到共工的抗争，黄帝遭到蚩尤的抗争，而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黄帝、商纣等所以遭到东夷的抗争及由此种抗争加剧而导致的惨败，都是由于他们以侵略掠夺为手段而不实行正道或人道的统治。黄帝因受挫败的惩罚而改变了治御之道，才得到东夷人的容忍而相对安定下来。这些，都是周武王的前车之鉴。东夷齐地自然环境优越，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文化超众发达。东夷齐地人的向背，决定着王朝统治的安危。由上述可知，周武王封姜尚于齐，为尽“尊勤劳”之义是其一，而实行“以夷治夷”的方针则是武王的主旨。他知道，只有依重姜尚的谋略以安抚东夷诸侯，消除边患之忧，改变商纣“为虐于东夷”的自灭之道，才能进而镇服夷夏，较顺利地稳定代商而有天下的统治。事实上，从姜尚封齐建国到秦国并齐的800多年间， 桓公、管仲称霸天下，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田齐威王称雄诸侯，也以独朝周王树榜样，周王朝多赖齐国以安。齐国历代君主秉承姜尚的流风善政，不曾辜负过武王和姜尚的期望而长保东方以安宁。 姜尚受封就国，离周都东行。一路跋山涉水，晓行夜宿，多日之后才进入齐国西境。日暮宿于客舍中。客舍主人知薄姑、莱夷时有争战，营丘作为齐地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各族争夺的焦点。他又知周王派员封齐建国，其消息也被莱人所闻，故知莱人乘虚而入营丘，将是旦夕发生的事。客舍主人把上述信息变作“时机难得而易失”的说法以晓喻姜尚。姜尚闻言而起，急唤随从连夜上路。黎明赶到营丘，正遇莱人部署乘虚而入，占领营丘，以便和姜尚争夺国土。不料姜尚应时而至，且他的随从都是训练有素的强将精兵。莱人虽众多，但上下都想乘虚先入为主，没有什么应战御敌的准备，所以兵不整、旅不饬，一遇姜尚兵众，皆慌忙溃逃。姜尚率众进入营丘之境。 营丘，峱山镇其南，淄水出其左；地处大山之下，基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地势形便,号称四塞之固。曾是爽鸠氏、季 、逄伯陵等东夷先民的居地，又是颛顼高阳氏的故墟，是东夷齐地的轴心地带，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所。但从殷商末年开始，商王朝不断发起侵掠东夷的战争。继帝乙之后，帝辛临朝，加剧了这种对东夷人的掠夺战争。虽然每次掠夺战争都遭到东夷人的抵抗，最后使商纣自“陨其身”，但东夷人坚持长期不懈的反侵略战争，也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人多战死、被掳走或逃亡，土地多荒芜，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武王灭纣，商人的掠夺战争虽告结束，但多年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首先是衣食之物的严重匮乏和短缺，必然要导致夷人彼此之间的争夺。直到姜尚封建营丘时，莱夷、薄姑、淮夷、徐夷等为争夺人畜、土地、衣食之物而进行的战争尚未停息。 姜尚封齐建国而来营丘，重新建造一个国家，重新开辟一个纪元。关于治国安民之道的优劣，《史记·货殖列传》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五个“之”字统指民众而言。大意是：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法律规章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古者因民以顺民”(《逸周书·常训》。)，所以，姜尚治理齐国的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或称作“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史记·鲁周公世家》。)，也就是“因之”之道。姜尚“因之”之道的做法与效果，太史公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也做了概述。他说：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凑聚于齐国。所以，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海岱之间的各国诸侯都整衣敛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稍衰，管仲重新修行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田齐威王、宣王之时。《盐铁论·轻重篇》也从务实于富国强兵的角度称道了姜尚的富强之道而引以为师法：从前姜太公受封在营丘，开辟荒地，定居下来，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于是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工商业，提高女工纺织刺绣水平。因此邻国都来和齐国进行贸易往来，齐国的物资财富不断增长。从太公当世起，齐国就跨入强国行列。 姜尚重新建造起一个当世即称富强的大国，有赖于他“因俗简礼”的政治路线和开放务实的建国方针。姜尚的政治路线和建国方针，太史公称之为“国本”。《史记·齐太公世家》：“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 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国本”是立国的根基,建国的根本。姜尚建树的国本就是他的富民强国之道。简要说来为如下四点： 一是因俗简礼，实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因循为用”之道。《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因俗”出于因民顺俗之术，“简礼”出于易简之道。 东夷齐地礼俗就是君子国礼俗。对于以“性柔顺，易以道御”为基本特色的齐国礼俗，因之则顺，革之则逆；顺之则成，逆之则败。姜尚继承了祖先的德泽功业，也继承了故域的礼俗文化传统，这已经成为他灭商兴周、图强致盛的思想武器。阴阳说起源于东夷齐地。因而有“阴阳的信仰起于齐民族”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的说法。推演阴阳也就是演《易》，而《易》以“易简”为贵。《系辞》阐明天地之道说：“夫乾(天)确然示人易矣，夫坤(地)聩然示人简矣”，因此说“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非“至德”不能配易简，说得很明白。故知以易简政治治国理民，远非繁文缛节的礼乐制度所能比。以易简作为指导思想，以因循作为行政方针，是姜尚“因俗简礼”政治有机结合的产物。《易传》韩注：“有易简之德，则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姜尚以“因俗简礼”之术治齐国,只5个月即报政于周王朝。 二是因地制宜，本末并举，实行货利往来的经济开放政策。齐地滨海临河，岱岳镇其西南，有取之不尽的山海鱼盐之利；齐地是桑蚕丝织的始源地，丝织、刺绣和缝纫技术，是广大齐地妇女特有的技能和专长。齐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才资源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齐地独有的长处或优势。发挥优势是姜尚因地制宜的经济原则，是他所以富民强国的根本举措之一。 《齐太公世家》 说姜尚至国修政，继因俗简礼之后，便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货殖列传》则说：因为齐“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 极技巧” ，结果是“齐冠带衣履天下”“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姜尚修政以因俗，其在发展经济方面同样因顺了从神农氏就已经兴起的“日中为市”的俗尚，因顺了东夷齐地人传承不废的本末并重的传统习惯。姜尚“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及“劝其女功，极技巧”等举措，都是农、工、商并举的倡导。这些举措作为货利征来、经济开放的倡导，打破了只重农本的单一经济形式，树立起了农业经济与工商业经济有机结合、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先例，树立起了经济开放的先例。 三是“尊贤智，赏有功”，实行任人唯贤的政治开放政策。出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人本思想，姜尚认识到只有调动天下人的才智和力量以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平治；只有发挥齐国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建设齐国，齐国才能富强。于是他实行“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有德为贤，有才为智；德才兼备，方可建功。有功者必赏，有德有才者必尊；务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务求任人唯贤，赏人唯功。姜尚尊贤尚功的原则是：先疏远，后亲近；先合公理，后顾私爱(《说苑·政理》。)。 树德于国，树德于民；献才于国, 献才于民；立功于国，立功于民的人必尊，必赏。而独奋私智，背弃公义的人为不肖，必须予以罢黜。如齐东近海处有居士狂?、华士兄弟二人。他们立议说：不当天子的臣，不为诸侯的友，自耕自食，无求于人，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进身社会，不献力民众，超然独尊、无法无王，无上无下，但以贤士闻名。 姜尚闻其贤， 三次登门拜访，三次被却在门外。姜尚比狂?兄弟为“驱之不往，引之不前”的千里马，虽是好马，但不肯为用，因而本着不得为臣民，不得尽职责，“不得以赏罚劝禁”和“民不尽力，非吾民也”的原则杀死他们，为的是立首诛以劝善惩恶(《韩非子·外储说》。)。又营荡为齐国司寇。姜尚封齐建国，问营荡以治国安民之要。营荡答以“仁义之道”。姜尚问用仁义之道如何? 营荡说：仁是爱人，义是尊老。姜尚问：爱人尊老如何? 营荡回答：爱人之道是有儿子不使其奉养父母；尊老之道是妻子年长丈夫跪拜她。姜尚说：我正想用仁义之道治理齐国，今天你却以这样的仁义之说扰乱齐国民众的视听! 立刻杀死你，以净化齐人的视听，安定齐国。(《春秋繁露》。)姜尚本着“依法上贤”、依法“去不肖”的原则杀死了营荡。 为富民强国创造财富，不分男女，不计亲疏。姜尚行“劝其女功，极技巧”之政，是充分调动广大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政策。正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才使“齐冠带衣履天下”，促进了齐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事业的更大发展。齐国广大妇女的劳动对促成“齐为大国”“齐国富强”发挥了重大作用。姜尚能发掘妇女的潜力，调动她们为社会、为国家献智出力的积极性，以共同富强国家的创举，当为中国历史上尊重妇女地位、倡导男女平等的首例，更是其“尊贤智，赏有功”、政治开放的典范。 四是以人为本， 致力富民， 实行富民强国之政。姜尚以人为本的思想出于他的“修道术”。这一点贯穿于他整个的思想体系，故其文德武功皆赖此而建立。以人为本就要爱人，即人本政治之要就是爱民。而爱民之要则是富民。姜尚答文王之问说：爱民就得行仁政。而仁政的核心就是富民。如果满口以民为本，但却不能富民，那他所行的不是仁政。所以，国君要强国，必先爱民；而爱民要务实，必先富民。因为民不富，国无以为强。故要强国，必先务于富民。 姜尚为兴周而先富周民，而后强周国。为兴齐，他同样先致力于富齐民，而后强齐国。姜尚富民的方法有两条。一是以国君为主的朝廷及官府不得独擅天下之利或一国之利，而要同天下人、一国人共享天下之利或国家之利。这就要求君主俭朴，官吏廉正，实行轻赋薄敛、赈济困穷等仁政。二要为民开辟致富之道。包括自然资源、人才资源的合理而又充分的开发利用和调动发挥。例如“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之政，是姜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举措；“尊贤智，赏有功”之政，则是姜尚调动发挥人才资源的先见之明。而“齐为大国”“齐富强至于威、宣”，便是姜尚于齐地自然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合理而又充分开发利用和调动发挥的结果。 姜尚封齐不久，周武王去世。成王姬诵继位，年少，由其叔父周公旦临朝摄政行天子事。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于管、蔡、霍三国，以监视纣王子武庚禄父及大批殷遗民的聚居处，史称“三监”。三监闻知周公旦临朝行天子事，疑其将篡位夺权，于是联合问罪周公。周公加以背叛周天子的罪名兴师讨伐三监。三监见周公动兵且来势凶猛可畏，故急而联合武庚以对抗周公。在这之前，太保召公?对周公全面行天子事也抱怀疑和忧虑，但他没有采取敌对手段。周公以制礼作乐、“序次官政”为能事，但不能将兵平乱，因而首先告急于姜尚。姜尚闻报，迅即起兵西进。当时，姜尚的长子吕伋任周王朝虎贲之职，掌宫廷卫队的统率权，于是奉周公之命，统兵东征。在姜尚与其长子吕伋的两路大军的夹击下，三监之乱不久即平息。但内乱引起了外患。一度为东夷的强族、不肯服从中原“王化”的徐夷和淮夷，乘三监事刚平息、周军和齐军分别撤回的时候又起兵叛周，成为周王朝的极大威胁。周公闻报大急，火速派人再求救于齐，并促吕伋二次出兵。姜尚、吕伋再度联合作战，平定徐夷、淮夷之后，乘胜制服薄姑、奄、熊等17族,平定“殷东五侯”并灭薄姑。周王朝转危为安。 为褒奖姜尚和吕伋父子二次安国的殊功，成王命召康公传天子命：薄姑等殷东五侯之地赐封齐国， 以益其地； 并特授予“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的专征伐大权；把“东至海，西至河(黄河)，南至穆陵(今沂水县与临朐县界山--岘山上的穆陵关)，北至无棣(山东无棣)的广大土地赐封为齐国的领履之地。故在姜尚当世，齐便成为富强大国。姜尚以其圣明，建立了富强国家的根本。以其国本，树立了东海的表率；而又以其国本，蔚成泱泱大国之风。因此，继周人以不忘兴周之功而称姜尚为太公望之后，齐人更以永记兴齐之功而称姜尚为齐太公。 周康王六年，太公薨于营丘(即今临淄)，其后返葬于周。齐人思念他的恩德而葬其衣冠于赐履之地，临淄太公衣冠冢即是。见于《礼记·檀弓》及《齐记补遗》等典籍。 太公有四子一女。长子吕伋为周成王、康王的虎贲氏，康王赐爵为丁公但留任为王官不回齐国，因而经史有“齐侯吕伋”之称 (见《周书》《史记·楚世家》《卫世家》等。) 。按照周礼，康王命丁公的儿子季子继齐侯之位，但季子不愿为国君而执意让位。周康王十一年，康王命太公的二子即丁公吕伋的弟弟吕得为齐侯，史称乙公或叔乙。齐乙公赏赐齐国境内的崔地为季子食邑。以邑为氏，遂为崔氏。故崔城在今山东邹平境内。齐国齐地崔氏的始祖便是季子 (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略·氏族略》等。) 。太公三子为丘穆公。太公封齐，都营丘，命其三子镇守营丘，以封地为氏而为丘氏，卒谥穆公，故称丘穆公，为丘(邱)氏之祖。四子名将具。太公女名邑姜，为周武王后，“修教于内，生大叔”，即太叔，成王之弟叔虞(《左传·昭公元年》《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 从太公封齐到田氏代齐， 姜姓国君32代，计600多年。田氏擅齐，仍以太公国本为国本，“富强至于威、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