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俗是因循当地习俗，制定行政方针；简礼是简化君臣礼仪，反对繁文缛节。前者为易，后者为简，合称易简或简易。易简是东夷齐地礼俗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也是太公修政的基本原则。 太公熟悉齐地的礼俗和文化传统，并且加以继承和发扬。迄于三代，东夷齐地仍保留着五帝遗风，因而有“君子国”或“大人国”的称号。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山海经·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在其旁，其人好让不争，有熏华，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淮南子·地形训》：“东方有君子之国。高诱注：东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也。” 《说文》：“夷，东方之人也。注：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 《后汉书·东夷传》：“《王制》曰：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尧命羲仲宅?夷，曰 谷，盖日之所出。” 《史记·乐书》：“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见利而让，义也。” 以上是对被称为君子之国的东夷齐地礼俗和文化传统的管中窥豹；虽见一斑，也可推知全貌：由“仁而好生”“夷俗仁”和“好让不争”“见利而让”略作归纳，便知东夷齐地的礼俗和文化传统是“仁”与“义”，因此有“君子国”之称，东夷齐地人被称为“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这里，“道”指正道即人道，“御”是统治或治理。东夷齐地人的“天性柔顺”只是对用正道统治说的，否则将会使统治者御之不易。太公正是在这样的礼俗风教和文化传统下成长起来的。 鲁地与齐地相连，原是少昊之墟，故齐鲁并称至今。周初大分封之前，齐鲁同属东夷之地，其礼俗文化传统大抵是一样的，因此而知齐鲁礼俗风教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自齐鲁分封开始。史籍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就是注重发展工商业，注重开发山海之利。这一作为东夷人的致利生财之道、且具有开放特色的传统风俗，因而首先得到以富民为务的太公的因循和提倡，于是使“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史记·货殖列传》在比较了富民富国之道的高下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比较的结果为：听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即“因之”；所以太公以“因之”之道成为“善者”并得到800年富强的功效：“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礼记·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说明了齐国的长盛不衰在于太公始以“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道而奠定了修教、齐政的基础。 以上说的是太公因俗之政的功效和意义。《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有一段齐鲁对比的记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 ’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太公)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报政是汇报施政效果。施政效果报捷的早晚疾迟，是施政方针佳与不佳、善与不善的体现。鲁公伯禽报政迟的原因在于他为立周礼、破夷礼而实行的变当地传统之俗、革当地传统之礼的大破大立、大变大革的方针。鲁公伯禽的“变其俗，革其礼”首先要与当地的传统礼俗相对立，其次要与乐其俗、习其礼的鲁地民众相对立。对立难免斗争。因此，当时发生在鲁地的对立和斗争是可以想见的，而且这种对立和斗争并不会瞬间即逝。 周礼以繁缛为尚，变革以烦苛为征。前者烦琐于礼仪，后者频急于政令。这正与太公“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的因俗顺民之道相反。于是有太公“五月而报政周公”和伯禽“三年而后报政周公”的不同。更有甚者，鲁为公爵，齐为侯爵，鲁尊齐卑、鲁大齐小，是初封时的定局。但太公听说“伯禽报政迟”而不免叹道“鲁后世其北面事齐”，叹惋鲁道之失。自太公、伯禽治道相反开始，齐鲁两国的贫富强弱与最初分封时的尊卑逆向发展，鲁国终于“北面事齐”。至于田齐取代姜齐，则是太公“尊贤尚功”“先疏后亲、先义后仁”政治路线的必然。田氏擅齐，继续遵行太公的既定方针，因而使“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鲁治国的异道和异效，《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有所议论，但汉人论比得最为热烈，《淮南子》《说苑》《论衡》等各有见解。 史家称太公的“因俗”“因之”之道是经国济民的善道。事实上，因俗、因之之道合于“六家之旨” 中的“因阴阳之大顺”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物与合”“因者君之纲”的“因循为用”思想，合于“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简易”和“无为无不为”的思想。而以“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博采众家之长而形成的治道，便是太公源于其“修道术”的仁人爱物、因俗简礼的治道。只有这样，他才能行易简无为之政而立助成天地生育万物之功。 太公之世，还没产生“道家”。但太公所执行的“因俗”“简礼”“因之”之政，与“因循为用”“因者君之纲”的道家之旨相论比，又无法否认太公思想中包含着道家思想的因素。太史公早已窥见了这一关系，因而他直笔写下了太公因俗简礼之政及其成就。班固也肯定了这一关系，因而他把《太公》237篇归类于道家。 近人经研究，也确认齐地是阴阳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原产地。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认为：“到了前四世纪与前三世纪之间，这个思想大混合的倾向已是很明显了。在那个时代，东方海上起来了一个更伟大的思想大混合，一面总集合古代民间和知识阶级的思想信仰，一面打开后来二千年中国思想的变局。这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向来叫‘阴阳家’，我们也可以叫他做‘齐学’……阴阳的信仰起于齐民，……这也是齐学的民族背景。……这里所说的阴阳家，是齐学的正统，还是以政治为主体，……教人依着‘四时之大顺’设施政教。他们主张‘治各有宜’，本是一种变法哲学。‘道家’一个名词专指那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的‘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起于齐。齐学成了道家，然后能征服全中国的思想信仰至二千多年而势力还不曾消灭。” 这里一方面肯定了齐是阴阳家、道家的原产地；另一方面，太公作为周代的政治家，故稷下先生所“总集合”的首先是太公的思想和事功。太公“因俗简礼”的近乎道家之旨的政治路线和业绩，得因稷下先生的“总集合古代民间和智识阶级的思想信仰”工程的完成而更完整、更真实地流传下来。 考古发现的《陈侯因 敦》有“皇考孝武桓公(陈侯午)恭哉，大谟克成。其唯因 ，杨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的铭文，郭沫若对此做了考证论述，他指出：黄帝“这个名称，我们在古器物铭中，是在《陈侯因 敦》里面开始看见”。他就此而对稷下黄老学派论述道：“这里的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是说远则祖述黄帝，近则承继齐桓、晋文之霸业。黄帝的存在已经为齐国的统治者所信史化了。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沫若文集》卷十五，159～160页。) 这里是通过考古发现而同样肯定了齐地是道家学派(即黄老之学)的原产地。太公思想中的道家之旨，应该就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的道家思想。没有培植和发育的时期，自然就不会有“昌盛”的时期。道家学说源出东夷齐地，则其培植时期应不会后于太公之世。太公是东夷人，接受了东夷的文化传统，因而有因俗简礼之政。 “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出于道家的简易之道。太公以“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感叹鲁政之失，而独行“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的“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的治道，结果仅五月即报政周公，收到了“事少而功多”的成效。这表明太公以简易为尚。 易简或简易本于天地之道。《易·系辞下》：“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系辞上》：“……乾知大始，坤作物成；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韩康伯注：“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易简之道可以产生其他治道所不能比拟的功效。《系辞上》：“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成位乎其中矣。”“成位”指能“成立卦象于天地间、并明天地”，说明极尽“易简之善，则能通天下之理”，故与“广大”“变通”“阴阳”配为四义。《系辞上》：“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由此可见简易或易简之善所受到的推崇。而太公所行的“平易近民”之政，正是易简之道在治国安民中的贯彻实行，因而有“民必归之”的施政效果。从太公“建国本” 到“齐富强至于威、宣”，长达800年富强的历史证实了“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传》辞，突出了太公兴周兴齐的独有功效和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