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下》 在历举了舜、 傅说、 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之后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除上述诸人外，足以承天降之大任，数以惊动其心，坚忍其性，困知勤苦，质秉仁德的，更有伊尹和太公。《孔丛子·记问》: “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夫子曰:‘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兼利天下”就是“兼善天下”，也就是“兼济天下”。太公穷处而“独善其身”多年。他以“勤身苦志”而自我造成了“行不违仁”的秉性素质。基于其行不违仁的秉性素质，太公不以独善其身为足，而以兼利天下为志。安周兴齐，他最后终于实现了其兼利天下的志愿。但是推本溯源，太公秉性素质的培养、志向的形成及其兼利天下这一功德的树立，是他多次“动心忍性”的结果，是他一生“勤身苦志”的成就。 太公的修身始于他穷处的时候，也就是他独善其身的时候。但他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树立了兼利天下的目标。这就形成了太公修身的两方面意义: 因为处穷而独善其身; 但独善其身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有待于通达、为通达时的兼利天下而独善其身的。所以，太公的独善其身，以韬晦为表，以养德为里，于是而形成了太公修身的两个特点:处穷时独善以养德，通达时兼利而行德;不独善难以保身，不养德无从行德。因为兼利天下只能行仁行德，而不是作威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