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继承其先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周书·吕刑》。)之道，在治国安民过程中，尚礼又尚法，先礼而后法，即“明仁义以为本，系法度以为末”。 《六韬·文韬·文师》中太公称治天下以仁、德、义、道而“天下归之”，四者具备是“为国以礼”的最高体现。就是说，只有此四者才是礼的实际内容，否则，礼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敦煌唐人写本的《六韬》中有《礼义》一篇，于今传世的《六韬》中不见此篇，《群书治要》等类书中均未收此篇。《礼义》篇记述了太公与文王关于礼的答问。太公的答话强调了礼所以“辅正治”的作用：“太公曰：‘礼者，明长幼、别贵贱，所以象德□□义者，所以辅正治也。故皆未□以大利人也。’文王曰：‘为国而不用礼义，可乎? ’太公曰：‘不可失礼义者，治国之□□也。虽然非所以定天下，而强国富人也。君无以别贤能，故以礼义明之。’文王曰：‘礼义为国者何如?’太公曰：‘以礼义为国者，则世人臣有能守职、尊其君者，进之；不能，退之。是以其群臣万民不出于礼，为上犯难，世俗皆以此为名高。其恭谦谦，辞爵禄，让官位，以礼义之为国也。’” 篇中有缺字，但大义可连属贯通。礼不能大造福利于人，但可使人安本守分，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维持人际关系，具有“所以辅正治”的作用，因而不可或缺。这是出于统治者安抚百姓、稳定国家秩序的目的。社会秩序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男耕女织，以供其上；官吏各司其事，以尽职责。所以说礼虽不能定天下，但能强国富民。国君以礼义治国，可以尊贤任能或罢黜不肖，进退皆以礼义。因此，如果群臣万民都守礼行义，则都能勇于为国为君赴汤蹈火而不辞。群臣皆能守礼行义，则都能够虔虚恭谨，辞爵让禄，进贤能让官位，这是坚持“以礼义为国”而必期的最高目标，也是“所以辅正治”的根本意义所在。 简礼而易政是太公“以礼义为国”的方针。《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引太公答周公之问说：“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因其俗，简其礼”同“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的意思完全一样，就是“制礼以因俗而从简”。《史记·乐书》：“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简其礼”不是废其礼，而“因其俗”而“简其礼”，与鲁公伯禽“变其俗，革其礼”是大相径庭的。《礼记·曲礼》：“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这里的“不求变俗”和《乐书》 “大礼必简” 之说连起来就是“因俗”而“简礼”，所称道的正是太公的“修政”方针。从俗简礼的方针必然产生简易近民的政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鲁齐政治繁简的不同和治况的不同：“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 ’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 ’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及后(太公) 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太公尚法是史家共允的结论。兵事作为五刑中的大刑，太公用以吊民伐罪而立文德武功。《司马法·仁本》：“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伊尹伐桀，吕望伐纣，都是“兴甲兵以讨不义”的义举。《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观兵盟津，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 《诸葛亮兵要》则称：“太公誓师‘后至者斩’，故云执桴鼓立军有不可犯之色也。严，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上述主要指军法而言。《礼记·杂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太公佐文武灭商兴周，故文武之道就是太公之道。张为刑法，弛为教化一张一弛，便是亦礼亦法，正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的继承与发展。《太平御览》所引《世要论》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而亡者秦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与“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意思相同，都说明太公为周王朝建立和实行了礼法兼用的治道。《太平御览·律令》引《六韬》中太公与文王关于尚法的一段对话：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法令必行。法令行则治道通，治道通则民大利。民大利则君德彰矣。” 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民人，奈何? ”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则民俗利、天下利，是法令之必行大利人民也。” (文王)又曰：“愿闻为国之大失。”太公曰：“为国之大失者，上作事不法，君不觉悟，是大失也。” 文王曰：“愿闻不法。”太公曰：“不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主威伤；不法，则邪不正，邪不正则祸乱起；不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则国昏乱，国昏乱则臣为变。君不悟则兵革起，兵革起则失天下。”这段对话强调了三点。其一是立国必须立法，治国理民必须依法，置法出令必须利民。既然法律政令是为利国利民而立、为利国利民而行，所以治国安民既贵在有法可依，更贵在法立令行。只有法立令行，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只有政令畅通，国君的“恩泽”才可以下及于民众而使其“德政”昭彰。由于国家政令都是为宣政教、化民俗、淳风气、齐礼法而制行，为广布国君恩德而制行，为富民强国而制行，所以置法出令只能以大利人民、大利国家为根本原则。只有利国利民的法令才能令行禁止、彰显君德。 其二是置法出令之权操在上层，上层立法而行不由法，是治国之大失的根源所在。国君行不由法必然妄行，邪臣就会乘机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以济其私。君行不由法而臣效，上行不由法而下效；君行不由法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国君不能令行禁止则国君权威扫地；君行不由法则邪臣不能纠正，邪臣不得纠正则祸乱愈起；君不行法则赏罚颠倒，杀无罪而赏无功! 以上都是国君行不由法而造成的大失，但国君仍不觉其非，不悟其误，权臣乘机变乱而兵革起，国破身亡的结局终于出现了。 其三，太公所强调的“法令之必行”的关键在于国君。太公告诫国君不仅要善于制定使“民大利，天下利”的法律政令，更重要的是必须以身作则地去实行其所制定的法律政令，以避免由“上作事不法”而造成“国之大失”。 “上作事不法”，上“不法法”，是国家大失所以造成的根源。《说苑·政理》记载了太公答武王的一段话，同样强调了这一点：“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 ’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更也。’” “数更法令”和“法令数更”都是“朝令夕改”的同义语。国家政令朝出而夕改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君上“不法法”，即国君不制定法律依法行事或者制定了法律而行不由法；二是以“其所善为法”，即善由己出，恶由己出，随心所欲，滥发号令，在体现君主独尊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数更法令”的结果。 赏罚是德威兼行、礼法并用的重要体现。太公主张“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太平御览》引《六韬》。)；主张“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诛”(《六韬·文韬》。)。《六韬·文韬·赏罚》记载了太公对文王之问，表述了赏罚的目的及实行赏罚的原则。文王问太公：奖赏是用来劝勉人的，惩罚是用来警诫人的。我想通过奖赏一人来劝勉百人，惩罚一人而警诫众人，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太公回答：凡实行奖赏，最重要的在于讲求信用；执行惩罚，最重要的在于必须实行。奖赏必信，惩罚必行，让众人耳能听到，眼能看见。这样，即使那些没有耳闻目睹的人，也都会因此而潜移默化了。诚信能够畅行于天地之间，甚者感动上天神明，更何况对人呢! 这里强调了赏信罚必的重要意义，所谓“所憎者有功必赏，所喜者有罪必罚”正在其中。《群书治要》节录的《太公阴谋》中有一段太公答武王之问，同样表达了他赏罚劝惩的礼法并用思想。武王问太公：我想要减少惩罚而又增强法律的威严；想要不多奖赏而鼓励更多人；想要精简政令而又使百姓都得教化。该怎样做到这些? 太公回答：如果杀一人可使一千人受到震动，就可以杀他；如果杀两人可使万人受到震惊，就可以杀他们；如果杀三人可使三军振奋，就可以杀他们。如果奖赏一人而可使千人高兴，就可以赏；如果奖赏两人而可使万人高兴，就可以赏；如果奖赏三人而使三军心悦诚服，就可以赏。如果命令一人而可使千人都得其令而行，便可下令；如果约束两人而使万人闻令而止，便可下禁令；如果对三人进行教正而使三军的行动整齐统一，便可施以教正。杀一人可惩戒万人，赏一人可以鼓励众人，这便是贤明君主的威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