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一琴挑回放
历史上的司马相如是一颗文坛巨星。他是“汉赋四大家”之首，创作了大批极有代表性的汉赋。当今社会中司马相如的赋除了仍受文学史研究者关注外，早已不为绝大多数人欣赏，但是，司马相如依然没有淡出当今人们的视野。原因在于他和卓文君的一段传奇情缘备受时人青睐，司马相如也被今人誉为“情圣”。历史给了司马相如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位：古代的文圣和当今的情圣。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这段情缘被《史记》、《汉书》、《西京杂记》、《乐府诗集》等文献所载，其中，《史记》、《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大，《西京杂记》、《乐府诗集》的真实性难以确立，所以，本文讨论司马相如的文献基本文献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相识是在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下世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之后。此前，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作过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也在梁孝王手下与邹阳、枚乘等人当过梁孝王的文学侍从。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和《史记》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贫无以自业”。
就在司马相如生活十分窘迫之时，他的好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出手相助，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于是，司马相如来到临邛，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都亭”里。
一出“琴挑”的浪漫剧正式拉开序幕。
司马相如到达临邛后，“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王吉有意作出谦恭之态，天天去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天天造访。“缪为恭敬”是有意作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
王吉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呢？司马相如在生存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投奔王吉，王吉为他提供了一切，王吉是相如的恩公，司马相如此时感恩都无以相报，怎么可能将恩公王吉拒之于门外呢？显然，这里有猫腻，因为司马相如明显是在作秀。
司马相如这种反常的作秀究竟想干什么呢？
临邛县有两位富商，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两位富商听说县令王吉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县令的贵客。于是备下多桌酒宴，准备款待一下这位“贵客”，顺便宴请一下县令。当然，两位富商的美意被县令王吉笑纳了。
宴请这天，王吉先到了卓王孙家。上百宾客已经入席等候，到了中午，卓王孙才派专人去请司马相如。但是，生活都无法自立的司马相如竟然以有病为由，谢绝赴宴。“长卿谢病，不能往。”卓王孙在所有宾客到齐后派专人去请司马相如赴宴，这是隆礼，“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县令不敢吃东西，亲自到相如家诚邀相如。“司马相如不得已，强往”。
有趣的是，记载王吉亲请司马相如的《汉书》和《史记》在此处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汉书》比《史记》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的这一个“为”字揭示了司马相如假装不赴宴的作秀。
《汉书》的记载证明，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访友，或是打秋风，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吉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朝拜，是在造势，制造新闻热点，吸引卓王孙眼球，让他上钩：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了卓王孙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吉将一张琴恭恭敬敬呈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拗不过县令热情相邀的司马相如便顺手弹了两支曲子。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但他的文章写得好，琴也弹得好。王吉让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规避了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让司马相如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强项赋琴。
王吉让司马相如在卓王孙的家宴上赋琴，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此句中的“缪”字道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吉的确策划了一个惊天大阴谋。
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吉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抚琴一曲，实际上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了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音乐，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软肋。司马相如其实早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琴瑟，这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曲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一把万能钥匙。司马相如排兵布阵多时，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
司马相如应临邛县令王吉之邀来临邛之时，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之相如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已经无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已风闻，只是无缘相会。司马相如一到卓文孙家酒宴上，他的风采立刻震撼了酒宴中的整个临邛上流社会。司马相如在酒宴上饮酒，弹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文君从门缝里早已看见了司马相如风流倜傥的样子，内心万分仰慕，惟恐自己配不上相如。一支求婚曲更让文君小姐如醉如痴，心动不已。酒宴结束后，“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这让卓文君幸福得直晕。“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到了司马相如成都的家中，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的家中“家居徒四壁立”。
卓文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人已经离开临邛回成都，气愤填膺。作为大汉帝国的首富自有杀手锏：“不分一钱也”！有人劝卓王孙，文君是自家亲骨肉，何必如此呢？但是，卓王孙经济制裁的决心非常坚决：一分钱不投！
两个“恋爱大过天”的年轻人度过蜜月之后，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第一个受不了的是卓文君！“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与俱之临邛”。
相如变卖了自己的香车宝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店。他让卓文君亲自站柜台卖酒，自己穿戴上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
卓文君回临邛开酒店，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如身穿大围裙，和佣人一样打杂干活，“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卓王孙又羞又气，无处发泄，毕竟卓文君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卓文君的兄弟和长辈纷纷从中斡旋：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现在已经成了司马相如的妻子，司马相如是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完全可以信赖。再说他还是王县令的贵客，你何必如此制裁他呢？卓王孙实在是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只好花钱消灾，“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就是名动千古的“琴挑”。
二质疑神话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在其身后向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一是文人的诟病(质疑神话)；二是文学的推崇(构建神话)。
我们先看历代文人的诟病。
第一个对司马相如提出诟病的是稍后于司马相如的另一位汉赋大家扬雄。扬雄在其名作《解嘲》中说：“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於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扬雄批评司马相如“窃赀”。扬雄的《解嘲》名动天下，是扬雄传世名作中的翘楚，因此，扬雄提出的司马相如“窃赀”说得以广泛流传。
什么叫“窃赀”？赀，财也。窃，指以欺诈手段非法获得。扬雄说司马相如从卓王孙手中得到一百万是司马相如以非法手段从卓王孙处窃取的。
这种诟病后人认同吗？
东汉崔駰著《达旨》率先响应扬雄对司马相如的评价：“窃赀卓氏，割炙细君。斯盖士之遗行，而云不能与此数公者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魏晋时期葛洪《抱朴子外篇•博喻》在“窃赀”之外又提出了“窃妻”说：“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损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长才。日月挟虫鸟之瑕，不妨丽天之景；黄河合泥滓之浊，不害凌山之流。树塞不可以弃夷吾，夺田不可以薄萧何，窃妻不可以废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陈平。”虽然葛洪意在肯定司马相如的贡献，但“窃妻不可以废相如”一句提出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是司马相如“窃妻”。这等于在“窃赀”之外司马相如又多了“窃妻”一罪。
齐、梁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纵论古今文人之短时也提出司马相如“窃妻”之论：“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
这样，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遭到了两方面的指责：一是相如“琴挑”文君是“窃妻”，二是文君受金是司马相如“窃赀”。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再次肯定扬雄的“窃赀”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已，显暴君過；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
唐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也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
唐人刘知几《史通•自序》云：“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逰臨卭，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於传，不其愧乎？”
宋人魏天应编选的《论学绳尺》亦曰：“司马相如、王褒皆蜀产也，‘雍容闲雅者’不足覆窃赀之丑。”
宋人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卷十二“诸公品藻相如”条，摘录前人多项评论，批评司马相如的三句是：“司马相如窃妻涤器，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
宋人对司马相如批评最激烈的是苏轼。他在《东坡志林》卷四说：“司马相如归蜀，临卭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尔。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所谓小人也哉！”
苏轼痛骂司马相如为谄媚小人！并且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视临邛县令王吉邀请他赴卓氏之宴是“率钱之会”。《说文解字》释“率”：“率，捕鸟毕也，象丝罔，上下其竿柄也。”所以，“率”可以讲为“聚集”、“聚敛”。“率钱”即聚钱，“率钱之会”即敛钱之宴。苏轼认为这次赴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敛钱之宴。苏轼尽管在文中怒斥王吉，但司马相如是这次敛钱的元凶。苏轼是第一位将司马相如“窃妻”与“窃赀”两项罪名放在一篇短文中大加挞伐的文人。
明人周是修《芻荛集》卷一《述怀》诗：“相如未得意，偶然遇文君。何因即同载，万里瀼西行。妇德固已失，窃赀名亦成。匪为足素愿，聊以慰羇情。古礼重亲迎，终始犹难凭。所以既荣贵，一朝聘茂陵。”“妇德固已失”是陈腐之言，可不予理会，但此诗同样肯定文君受金是相如“窃赀”。
可见，自西汉扬雄开始，历史代文人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多有微词，指斥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是“窃妻”，让卓文君在临邛“当垆卖酒”迫使卓王孙出钱是“窃赀”。
面对诸多的批判，第一个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究竟为的是什么？讨论这一话题，第一个需要讨论的是卓文君是不是美女？为什么要讨论文君的美丑呢？因为它和琴挑太有关系了。如果卓文君是一位丑女，司马相如下这么大的功夫“琴挑”一位全国首富卓王孙的丑女，窃赀的目的岂不是太明白了吗？
《史记》没有记载卓文君是否为国色天香。
《史记》是不是不写一个人的美丑呢？不是。《史记》绝非不写美色。《陈丞相世家》写陈平美貌时，司马迁用了非常明确的五个字：“平人长，美色。”陈平个子高挑(人长)，而且非常漂亮(美色)。同样，《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是美男子。直接描写相如美貌的文字如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另有一例旁证：“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卓文君自感自己配不上靓丽的司马相如。
文献中记载卓文君美丽的只有《西京杂记》(卷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
如果《西京杂记》的记载可信，那么，卓文君一定是绝色美女。国色天香，十七妙龄，司马相如十分仰慕，才有了与王吉密谋琴挑文君一事。为赢得美人而耍点小计谋，怎么看都是情有可原的吧。但是，《西京杂记》的可信度远没有《史记》高。
其次，即使卓文君非常漂亮，也只能说明琴挑文君的目的之一是抱得美人归；但是，并不能排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窃妻)之后还有“窃赀”之想；如果是先“窃妻”再“窃赀”，以“窃妻”谋“窃赀”，更为人不齿。
因此，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的密谋以及琴挑文君恐怕不一定是为了抱得美人归；至少，这个“美人”在比较可信的正史里看不到。
第二个问题是司马相如回临邛是否为了窃卓王孙的财呢？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家居徒四壁立”的成都，无以生存，最后按照卓文君的建议到临邛开酒店。酒店开在哪儿不行啊？为什么非开在临邛？为了让卓王孙丢人！让卓王孙丢人干什么？让卓王孙出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卓王孙听说文君与相如在临邛开酒店后“闻而耻之”。
《史记》记载司马相如拿到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店，带着卓文君回成都了。根据以上两条看，司马相如回临邛开酒店，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卓王孙出钱。
所以，从汉代扬雄开始诸多文人都指责司马相如“窃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