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阮籍生平事迹考
第一节不得已而屈从
——阮籍出仕司马懿考辨关于阮籍应聘于司马懿，史籍记载简略。《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
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五册，第1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阮籍应司马懿之招，为从事中郎，是在曹爽被司马懿诛灭之后。《三国志》卷四《齐王芳纪》：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车驾谒高平陵。太傅司马宣王奏免大将军曹爽、爽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黄门张当付廷尉， 考实其辞，爽与谋不轨。又尚书丁谧、邓飏、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皆与爽通奸谋，夷三族。(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 第一册，第1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由上可知，阮籍出仕司马懿当在嘉平元年（249）。此时，司马懿刚刚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曹爽、丁谧、邓飏、何晏、毕轨、李胜、桓范等人灭三族。那么，阮籍是在一种什么思想状态下出仕的呢？今人多认为阮籍是被迫入仕的，如韩宁平《阮籍政治思想新论》：
曹爽被诛以后，应司马懿之命做他的从事中郎，以后又继任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从事中郎，还做过十天的东平相，做过步兵校尉。这些任职，是他在政治压力之 下为全身自保所作的表态，非本心支持司马氏，所以一面不得不任职以表合作，一面又"不与世事"，以示消极。(韩宁平《阮籍政治思想新论》，《河南师范大学 学报》1997年第3期，第42页。)
韩宁平以为，阮籍并不情愿为司马氏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对阮籍应司马懿聘的情况一笔带过，就显得有些含糊。因此，有人对此提出怀疑，认为阮籍应司马懿征辟，有主动的成分。王利锁先生《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说：
高平陵之变后阮籍很快入仕，作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以往论者，多认为阮籍是迫不得已。从《晋书·阮籍传》"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的话来看，可能有 被迫的因素。但验之上已所述的理由，尤其是李喜在司马懿、司马师时不同的态度，这里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阮籍就没有主动的成分。在魏末的权贵阶层中，无论如 何司马懿确是一位"包怀大略，允文允武"，具有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尤其是同曹爽等人相比，司马懿的才能更加突出，连曹爽也不能不承认司马懿"己 纲邦国，体练朝政"，"名足镇众，义足率下"。何况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氏的野心并未完全暴露，打的还是"匡辅魏室"的旗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济世志" 的阮籍入仕作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也是可以理解的。(王利锁《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 2003年第4期，第71页。)
王利锁先生认为阮籍应司马懿征辟，"不能完全排除阮籍就没有主动的成分"，确实是一种新见。验证这种见解是否正确，还需要结合魏晋史籍等材料，作一考辨。
一
阮籍辞官曹爽、出仕司马懿，关系到曹爽、司马懿争夺权力的性质。因此，首先应该辨明的是曹、马之争的性质，而这一点从古至今多有争议。《三国志》记载了 不少褒司马、贬曹爽的言论，元人胡三省、清人王夫之、王懋竑、全祖望、钱大昕、陈灃、李慈铭、刘体仁(参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魏纪七》"邵陵厉公正始 八年"胡三省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五《魏志馀论》、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八、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何晏论》、陈 灃《东塾读书记》卷十四《三国》、李慈铭《三国志札记》、刘体仁《通鉴札记》卷四"曹爽何晏等之死不以其罪"条等。)等都为曹爽、何晏被诬鸣不平，认为这 是陈寿回护司马氏之笔，今人钱穆、杨耀坤、何兹全、王永平(钱穆《国史大纲》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第十二章《长期分裂之开始》，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杨耀坤《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89-98页；何兹全《三国史》第205-229页，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永平《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52-58页。)认可这种说法。但是，也有一 些学者笃信《三国志》等书的记载，认为曹爽等人腐败无能，因此败在才能出众的司马懿手下，持这种观点的有李志民、柳春藩、马植杰、孟祥才(李志民、柳春藩 《关于司马懿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马植杰《三国史》第九章《曹魏的政治与司马氏专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孟祥才《论曹爽之败》，《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20-24页。)等人。这说明尽管经过了一些讨论，目前学术界依然有人坚持《三国志》美化司马 懿、归恶曹爽的说法，因此，仍有辨析的必要。本文使用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材料，对《三国志》中所列曹爽的几大"罪状"予以详细辨析，认为这些多是不实之 词。
《三国志》对曹爽的批评，可以归结为四点：变易法度、任用私党、生活奢靡、伐蜀无功。
第一，曹爽秉政有变易法度的举动，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
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中略）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 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以 随太傅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诛曹爽等，进封都乡侯，邑七百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二册，第4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版。)
蒋济反对曹爽变易法度，因此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政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曰：
太傅司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诏召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傅谓柔曰："君为周勃矣。"爽诛，进封万岁乡侯。(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三册，第6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史籍虽然未载高柔反对曹爽，但是他也积极参与了高平陵事变。孙资曾向明帝极力推荐曹爽辅政，他对于曹爽专权和变法也不满(《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附孙 资传》注引《资别传》曰："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托，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晋· 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二册，第4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应璩、应贞传》注引《文章叙录》 曰：
曹爽秉政，多违法度，（应）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三册，第6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应璩写诗讽谏曹爽，也是因为曹爽"多违法度"。"多切时要，世共传之"，说明当时反对曹爽的人不在少数。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法度不可轻改，变法者多被贬低，比如历史上的改革派，无论是秦国的商鞅，还是唐代的王伾、王叔文，宋代的王安石，在当时和后代，都受 到很多严厉的批评(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王安石之得君"条："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 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尽管将变法的责任归咎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批评并不因此而减少。另外可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王安石狂妄"条， 第16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潜研堂文集》卷二《王安石论》，《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第3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版。)。更何况陈寿修《三国志》在司马氏的西晋一朝。曹爽"变易法度"的问题，涉及"正始改制"的性质。曹爽改革的内容，详情今天已无法得知。但是，夏侯 玄是曹爽的好友，也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从他遗留的作品中可以探测"正始改制"的内容。《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载正始初年，司马懿曾以时事问夏侯 玄，夏侯玄的答书，论述了将选举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简化行政、提倡简朴等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正始改制"的主要内容(参见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 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中国文化的清流》第54-6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正始改制"是何晏、夏侯玄等 正始名士以玄学理想，改革朝政弊端的行为，因此，以一些老官僚为首的人反对曹爽变易法度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其中一项将选举权从地方收归中央，夏侯玄说：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
夏侯玄首先指出郡中正品度官才之失，他接着说：
所求有路，则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 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 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一册，第295页，第296页，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版。)
夏侯玄讲州郡中正和台阁各任其职，实际上是减弱州郡中正的职权，加强台阁，即中央的权力。《三国志》卷九《曹爽传》：
（曹爽）乃以（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晏典选举（下略）。
在中央掌管选举的为何晏，而司马氏属于儒学大族，门生故吏甚多，在州郡的势力极大。夏侯玄的这一改革方案无疑会限制司马氏的权力，加强曹爽集团对朝政的控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曰：
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迕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皆司马氏之徒，党邪丑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之逐异己而树援也，所以解散私门之党，而后植人才于曹氏也。(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第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王夫之认为，何晏"解散私门之党"，他排斥的是司马氏一党；"植人才于曹氏"，是为曹魏培植人才，这种论断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曹爽、何晏"正始改制"选、 罢官员的实质。那么，曹爽、何晏等人在选举方面成效如何呢？傅玄是何晏的反对者(《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杜有道妻严氏传》："时（傅）玄与何晏、邓飏 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时人莫肯共婚。")，曾评批过何晏(《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下略）’"。)， 但是他的儿子傅咸却对何晏典选举称赞有加，《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附子咸传》载傅咸上书曰：
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四册，第13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傅咸对何晏的评论在入晋以后，他的话可信度是很高的。看来何晏主管选举还是为曹魏选拔了许多人才，《三国志》所记载的对何晏的批评有不实之词。
第二，关于曹爽任用私党，排斥异己的问题。《三国志》卷十三《钟毓传》曰：
（钟毓）后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二册，第4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同书卷二十二《卢毓传》：
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卢）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禄勋。爽等见收，太傅司马宣王 使毓行司隶校尉，治其狱。(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三册，第6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同书卷二十四《孙礼传》：
明帝临崩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宜得良佐，于床下受遗诏，拜（孙）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加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三册，第6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同书同卷《王观传》曰：
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王）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 仆。司马宣王诛爽，使观行中领军，据爽弟羲营，赐爵关内侯，复为尚书，加驸马都尉。(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三册，第694页，北京：中 华书局1959年版。)
由于不同己意，曹爽对钟毓、卢毓、孙礼、王观等人进行贬斥。何晏也有类似的行为，《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曰：
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三册，第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晋书》卷三十九《荀顗传》曰：
时曹爽专权，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荀）顗营救得免。(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四册，第1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何晏与傅嘏存在矛盾和斗争。那么，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实质如何呢？
《三国志》卷十三《钟毓传》曰：
（曹）爽既诛，（钟毓）入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中略）正元中，毌丘俭、文钦反，毓持节至扬、豫州班行赦令，告谕士民，还为尚书。诸葛诞反，大将军司 马文王议自诣寿春讨诞。会吴大将孙壹率众降，或以为"吴新有衅，必不能复出军。东兵已多，可须后问"。毓以为"夫论事料敌，当以己度人。今诞举淮南之地以 与吴国，孙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过三百。吴之所失，盖为无几。若寿春之围未解，而吴国之内转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将军曰："善。"遂将毓行。(晋· 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二册，第4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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