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郭守敬的水利思想
诸工程所反映的水利思想在第一章第三、四、七节中，我们已经提及郭守敬在水利工程方面取得的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成就，在其中实际蕴涵着十分丰富、精深的水利思想。这里，先从邢台城北治水到建立冀鲁水驿的一系列水利活动，看郭守敬的水利思想。
（一）造福百姓，服务国家
兴利除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以造福百姓，始终是郭守敬从事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在邢台城北治水中（约1251），郭守敬之所以挺身而出，显然和他从懂 事开始便深感水患之害，亲见父老乡亲深受水患之苦有密切的关系。"水利六事"（1262）的提出，则是郭守敬把他关注的目光扩展到他故乡的周边以致更远的 地域，而他的出发点仍是相同的。在当时忽必烈试图增强实力、统一中国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出发点无疑还具有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含义，这正应是忽必烈如此重视 郭守敬提出的"水利六事"的主要原因。也许，在邢台城北治水时，郭守敬还单纯是从上述出发点着眼的，随后，对他的故乡周边地区水利的考察，大约仍是如此。 而到郭守敬向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时，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已把他对水利事业的追求提到了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以增强国力的层面。再到其后的西夏治水 （1264），中兴至东胜漕运（1265）与金口河工程（1267），对黄河孟门以东的考察（约1268）及其他，和对冀鲁水系的考察与水驿的建立 （1275）等等一系列水利活动，郭守敬除了依然保持上述出发点不变之外，已然自觉地把这些水利活动同国家统一的需要、政治以致军事的需求有机地联系起 来。这些水利活动对于宁夏与河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农业生产基地的形成，对于京城的建设，对于征伐南宋军需与信息的畅通，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造福百姓、服务国家的功利思想，在郭守敬的天文历法与天文仪器（特别是宝山漏等计时仪器）制作等一系列活动中，同样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是不言而喻的。
（二）实地考察与调查研究
进行周密的实地考察与调查研究，郭守敬从事这些水利工作无一不是先从此入手的。这是郭守敬水利工作的基石，也正是其水利思想的基本点之一。
在邢台城北治水中，郭守敬和张耕等一起"审视地形"，"询访耆旧，行视地脉"，说的就是对治理区域内的泉水及其流量分布、河流与流域现状、地势高低等地 理状况进行考察。其中所谓"地脉"似还包括有地质状况的含义。而对熟知当地水利原有情况的长者的访问、调查与咨询，更把考察深入到历史的层次，以为治水工 作提供必要的借鉴。
"水利六事"是郭守敬进行了大范围长期考察的结果。如对于"水利六事"之一而言，不经实地考察，便知玉泉水量丰 沛，可作为重张漕运的补充水源；不经实地考察，便能提出在通州漕河某段截弯取直的具体地点与路径的建议，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其他五事，郭守敬的建议也都 是翔实可靠且井井有条，如某河何处改道，某河的水量不足，某河的水量有余，可于何处引水、于何处开渠等等，不经实地考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特别注 意到，郭守敬指出："水利六事"之三，可恢复灌溉民田"千三百余顷"；之四，"可灌田三千余顷"；之五，"可灌田二千余顷"；之六，"可灌两千多多顷"云 云，这说明郭守敬把水利工程完成后的预期效益，也列入其考察的内容之中。
在西夏治水之初，忽必烈"诏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 具图来上。"这是说忽必烈命令郭守敬等在考察西夏河渠时，要绘制出关于西夏河渠的地图来。郭守敬等忠实地执行了这一诏令，这也就成为随后郭守敬极其成功地 完成西夏治水的任务的基础。诚然，要绘制地图，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地形测量。虽然，我们现今已无由知道郭守敬等当年进行测量与绘图的进一步细节，但有一点是 不容否定的，那就是郭守敬等对西夏河渠的考察，并不止于一般化的定性考察，而是具有定量勘察测量的性质。
在对黄河孟门以东纵广数百里 的地域进行考察时，郭守敬"皆测量平地，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俱有图志"。这十分明确地记述了郭守敬在此次考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测量工作， 绘制了地图，而且给出了文字说明，依据测量结果在图上对何处可以引水，何处可以开渠灌溉进行了论证。这里所谓"或可以分杀河势"，是说选定引水口，这些引 水口大约需具备水量充沛、地势较高等特点，由此引水，一方面需有水可引，一方面可经引水渠自流到地势较低的灌区中去，当然，这还可以起到减缓该处黄河水势 过猛容易造成水患的作用。由此看来，郭守敬的测量工作理应包括地形高低的水准测量，以及水量、流量大小的测量等内涵。
在对冀鲁水系的考察中，郭守敬"乃得济州、大名、东平、泗、汶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这则十分明确地记述了郭守敬在此次考察中也绘制了地图，这也理应是进行了测量的结果。
以上是在史籍中明确提及郭守敬在治水考察时，曾绘制地图，以致进行大规模测量工作的三处记述。其中第一处郭守敬是依据忽必烈的诏令而行的，这似乎表明， 郭守敬在治水考察中，自此才被动式地开始进行地图绘制和相关的测量工作的。我们认为，其实不然。在"水利六事"之一、之四、之五和之六中，都有关于引水 口、引水渠的设置的记述，这些都是郭守敬进行过必要的水准测量的证明。也就是说，西夏治水并不是郭守敬运用测量、制图的定量考察手段之始。忽必烈的诏令是 与郭守敬原本的所思所行是不谋而合的，该诏令客观上促使在治水考察中必须进行必要的定量测量以及绘制地图，成为官定的模式。郭守敬自然是乐观其成，并在随 后的治水考察中，更自觉、更心安理得地加以实施。
质言之，郭守敬在治水中的实地考察与调查研究，决非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不是猎奇式 的道听途说，而是脚踏实地的科学活动。实地考察与调查研究包括了水文、地质、地形、历史变迁、效益预测等广泛的内容，更运用了测量、地图绘制等定量的科学 技术方法。这充分反映了郭守敬水利思想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