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道光皇帝的故事：炮声打断中兴梦
道光皇帝
新帝登基三把火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病逝后，经过一番周折，近侍找到了藏在大行皇帝身边的镭匣御书。八月十二日，嘉庆帝的灵柩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八月二十七日，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改第二年为道光元年。
即位之初，道光就利用文字疏漏，动手收拾前朝勋旧权臣，调整军机大臣班子。道光抓住机会先收拾了托津和戴均元。军机大臣托津和戴均元二人是嘉庆遗诏的撰 拟者，又是公启镭匣者。他们在热河所拟的遗诏中，有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之语。此说与《清高宗实录》所载乾隆帝生于雍和宫不同，却与民间逸闻合拍。事发之 后，道光龙颜大怒，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军机大臣声言是根据嘉庆《御制诗文初集》的诗注撰写的。诗注称乾隆帝于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道光断然否 定这种解释，他说，其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者系误会诗意。于是，原来的军机大臣一律交部严议，托津、戴均元都受到处 分，罢军机大臣、降四级留任。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和文孚虽然留任，亦受到"降五级，六年无过，方可开缺"的处分。
经常出入宫廷、从 事文字事务的臣子们见道光帝如此注意文字，均为之震惊。曹振镛是一个"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颖会试者各四"，"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 的人，此时他提出"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管描出"的办法来抽查控制臣僚思想，这自然很容易被道光接受，继而形成风气。这是道光即位后处理的第一 件大事，然而却是一个不好的开头。
道光帝即位后第二桩大事是镇压张格尔叛乱。嘉庆时，随着吏治的日益腐败，清廷派往新疆地区的办事大 臣、领队大臣及侍卫、章京人等，"或意存见小，子女玉帛，嗜欲纷营，又役使回人自恣威福"。这些满族大员，还与当地伯克相勾结，"敛派回户，日增月盛"， "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清廷驻新疆各级官员和回部上层分子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激起回部人民的强烈憎恨，他 们反抗贪官污吏的事件不断发生。张格尔（准确音译应为"江罕尕尔"）系乾隆时因叛乱被诛的大和卓木波罗尼都之孙。他起初匿居于浩罕，后在喀布尔。在英国殖 民者的支持下，他长期以来即在南疆进行活动，"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
张格尔向浩罕汗国的玛达里汗透露，说他祖父波罗尼都当年撤离喀 什噶尔时，曾在城西的"古勒巴格要塞"的地底下埋藏了无数的金银珠宝，企图以此引诱浩罕出兵助他复辟。但浩罕当局远不是那一点儿私人窖藏就能喂饱的，况且 玛达里汗认为出兵清朝的时机也不成熟；为了不引起清朝的怀疑，便佯作姿态将张格尔扣押起来。但不久，却又听任张格尔"逃出"浩罕首府。
张格尔等不及了。玛达里汗对他明擒实纵，是对他行动的默许和支持。他立即着手网罗党羽，窜入帕米尔的深山老林之中。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张格尔利用南路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度、回部离心的机会，纠众数百，袭击清朝卡伦（边防站）。清军有少量伤亡。
当时，喀什噶尔边境山区的柯尔克孜首领苏兰奇出于爱国之心，向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报告了这一敌情。参赞大臣斌静是个昏庸的贪官，听了之后并不在意。等到清军卡伦守军再次向他报警后，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急忙派人火速飞报伊犁将军。
此时，张格尔已率领数百人顺利进抵图休克塔什卡伦，距喀什噶尔西北不过百余里，在山区村落烧杀掳掠，清军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已英勇战死。
伊犁将军庆祥闻报后，日夜兼程亲自奔赴喀什噶尔。同时，喀什噶尔帮办大臣色普征额也率兵火速开赴边境御敌，与张格尔匪帮遭遇后，迅即获胜。张格尔仅率20余骑逃回浩罕。
道光四年秋至五年夏，张格尔伙同其弟巴布顶，集结200多人，自边界阿赖岭入境，进入乌鲁克仍伦（在今英吉沙县西依格孜叶）抢劫，伤清军官兵30余人，侍卫花三布阵亡。面对危局，清军游击刘发恒率卡伦守军奋力拒敌，张格尔与巴布顶抵挡不住，又退往边境山区。
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以兵二百出塞400里追剿，无所获。色彦图竟纵杀无辜的游牧布鲁特妻子百余而还，部落头目汰劣克愤极，率所部2000人，追击官兵于山谷。张格尔叛乱势力益发猖獗。
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的一个深夜，张格尔又领着党徒200余人和浩罕汗国革职军官艾沙所带的60余名安集延士兵，第三次作乱。他们自开齐山入境， 以最快的速度绕过清军卡伦，占领了喀什噶尔以北40余千米的阿图什。在喀拉汗王朝索图克·布格拉汗的陵旁，张格尔向民众宣布，他此行的目的只是要到喀什噶 尔阿帕克霍加麻扎去，以祭拜先祖在天之灵。消息一传开，有不少白山派信徒信以为真，先后赶到阿图什参拜张格尔。
与此同时，喀什噶尔参 赞大臣庆祥也已闻报，火速命令帮办大臣舒尔哈善与领队大臣乌凌阿等，率兵直奔阿图什围剿。张格尔忙带着由引诱哄骗而扩充为千余人的部队迎战。这些未经训练 的叛军一战即溃。张格尔马上掉头就跑，先往东退往伽师，再向西悄悄迂回到喀什噶尔城东5千米处，占领了阿帕克霍加陵园。
庆祥闻讯，又派千余清兵前往包围了阿帕克霍加陵园。此时张格尔已派人混入喀什噶尔城内，串通内应发动了变乱，叛匪冲出东门，在清军外围又形成一道包围圈。清军受内外夹击，处于明显劣势。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张格尔顺利突围。
短短的几天，张格尔疯狂地煽动宗教情绪与民族仇视，不断招兵买马加强攻势。喀什噶尔附近清军防线已无力再维持，舒尔哈善、乌凌阿等将领，甚至原先的代理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穆克登布等，都先后英勇牺牲。清军残部由庆祥带领退守喀什噶尔汉城（即徕宁城，其址在今喀什地区公安处驻地）。此后，英吉沙尔、叶尔羌、 和阗等地清军，也相继被张格尔叛军包围。闻知张格尔已得手，浩罕汗国也应邀派出3900名侵略军赶来，企图与张格尔分享战利。两股强盗合兵，使塔里木盆地 西南缘一带陷入一片硝烟战火之中。
张格尔探得喀什噶尔清军力量单薄，乃悔背前约。浩罕首领愤其背约，遂与张格尔叛军火并。这年八月， 张格尔率部连续攻陷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西四城全陷敌手；张格尔叛乱，使回部城镇沦于战火，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战火的浩劫，也危及清王朝在 新疆的统治，道光帝于是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着手部署征剿张格尔事宜。
总指挥官扬威将军长龄调乌鲁木齐提督达凌阿、伊犁领队 大臣祥云保分统满汉官兵各数千，又封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率兵5000，再调山东巡抚武隆阿统吉林、黑龙江马队3000骑一齐出关，在阿克苏集结兵力 共3.6万余，开始向喀什噶尔挺进。然后，清军仅用5个月的时间，即收复了张格尔盘踞的西四城，基本上粉碎了张格尔的叛乱。清政府平叛的迅速胜利，除了由 于张格尔"需索科派，人心离散"，"暴虐已极，众心怨恨"的客观原因外，与道光帝的正确调度，也有密切的关系。
清朝此次发兵喀什噶尔，旨在全歼叛匪、活捉张格尔。然而敌军虽已瓦解，祸首张格尔却漏了网。为此，清朝责令长龄等人限期擒拿张格尔归案。
张格尔逃出喀什噶尔后，流亡于木吉、阿赖、拉克沙、达尔瓦斯等帕米尔深处山区，后来又纠集了200余人逃窜到柯尔克孜牧区萨克雅部落的托古斯托罗一带，伺机卷土重来。
道光八年（1828年）春节前夕，喀什噶尔代理参赞大臣杨芳派遣细作至边境，放风说清军已全部撤离喀什噶尔，此地防务空虚。张格尔果然中计，带500余骑兵，于大年三十除夕夜偷越边境，连夜抵达阿图什，想乘清军过年无备，袭击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一带百姓饱受张格尔战乱之苦，不仅当地黑山派信徒对其恨之入骨，就连素被张格尔视为依靠力量的白山派信徒们也不再追随他。各族人民主动向清军通 风报信，组织民军沿途袭击堵截。加以扬威将军长龄与杨芳早率6000余清军设伏以待，张格尔见势头不对，未及一战，就掉头回逃。
长龄 命杨芳与库车固山贝子鄂对之孙伊萨克等，率兵星夜追击至喀尔铁盖山，终于堵住张格尔。经过一场激战，张格尔余党被斩杀殆尽。张格尔仅带30余亲信弃马登 山，妄图隐没在群山沟壑之中。杨芳手下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二将，率部全力追击，几乎未经格斗，就将张格尔生擒。至此，张格尔叛乱才算彻底平息。
道光八年五月庚戌（1828年6月22日），喀什噶尔六品伯克迈玛特和库车五品伯克斯迪克及部分清军押解张格尔到北京城，献俘于紫禁城午门之外，张格尔被判处死刑。
张格尔死后，道光帝综合臣下建议，实行了一系列善后政策，他谕令要"重抚绥"，力图妥善地解决各回城伯克自治问题，明文制定了各回城补放伯克章程。规定 各城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照内地体制，造具四柱清册，一劳绩，二资格，三人才，四家世，出具切实考语，将应升应补之人开列四五员咨送参赞大臣验 看。为杜绝边吏和伯克等对回民的需索贪求，道光八年，照那彦成等所议，道光帝令将过去边吏伯克等扰累之事勒石永远革除，一勒各城大臣衙门，一勒各城阿奇木 衙门，同时通行刷印，分贴各回庄明白晓谕，明文规定，此后各城大臣或受已禁陋规或改易名目，仍有侵削，即照乾隆年间规定的办法，立行正法，所有滥应中饱之 阿奇木等亦予正法。道光帝实行的这一系列善后之策，为西部边陲的安宁巩固提供了条件。
在平叛战争中，道光帝多次下达"殄灭丑类，俾无 遗种"，"从逆者童稚不留"的残酷命令，因此，维吾尔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自然十分严重。但是，道光帝领导的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无论是对防止西方殖民主 义者的入侵，还是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西北边疆的和平安定，在客观上都有积极意义。
边疆之乱甫定，民族之乱又起。在嘉庆统 治时期，蓬勃、迅猛发展的全国各族人民起义浪潮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然而，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道光年间，各族人民反封建的起义时有发生。 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湖南、广东、广西瑶族人民的起义。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与广东连州、广西全州接壤，踞五岭之脊，是汉、瑶人民共居杂处之地。汉族地 主阶级欺压瑶族人民，"掠攘侵侮"，而官府则"右奸民以朘瑶"。瑶族人民不堪封建统治者的欺压盘剥，奋而举起反抗的旗帜。
道光十一年 （1831年）十一月，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广东瑶民六七百人，在赵金龙领导下，于两河口起义，迅速攻克两河口地区。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 月，江华知县林先棵、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带兵往捕"，为起义军所败。王俊滥杀无辜以泄愤，激起瑶民更激烈的反抗。起义军迅速发展，各寨响应起义的达 1000多人，聚集于长塘夹冲，皆以红布裹首为号。永州镇总兵鲍友智调兵700人，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各募乡勇数百合力进剿。赵金龙率军突围 而出，至蓝山之王水瑶。起义军发展到两三千人，乘胜进至宁远地区。道光帝调遣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赴剿，并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苏兆熊各防边 界。李鸿宾遣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海凌阿率宝庆协副将王韬以兵500余由宁远之下灌进攻。义军早有准备，一部分人扮成清军模样，混入军中，"伪充夫役，为 官兵舁枪械"，大批义军则设伏于山沟陡狭之"池塘墟"。海凌阿率军至，义军四出冲杀，"乘高下突"，清军立即陷于混乱，王韬"披枪阵亡"，海凌阿亦被当场 击毙。起义军声威大震。道光帝增调"久历戎行，身经百战"的贵州提督余步云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实行"坚壁清野"，并令各瑶寨"自相团练"，使起义军"无食 可掠，无人可裹"。官兵残酷征剿，到四月才镇压了赵金龙起义。但广西贺县、连州瑶民又分别起义，连败官军，清廷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义军镇压下去。
厉行节俭，惩治腐败
在平定叛乱的同时，为挽救清王朝的衰败，道光帝力图遏制奢靡之风，使整个社会能黜华崇实，因此刚一即位，便颁发《声色货利论》，说明声色"常人惑之害及 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的严重危害，表示要谨遵嘉庆帝不迩声色之谕，力崇节俭，返朴还淳，告诫爱新觉罗子孙身体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竭力倡导在皇 族、满族贵族中恢复满洲淳朴旧俗。
道光二年（1822年），他规定为皇子皇孙指婚之福晋，"父家置备妆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 俭约，复我满洲旧俗。将来进呈妆奁清单，如有靡丽浮费之物，经朕看出，不惟将原物发还，并加以议处"。道光十四年（1834年）九月，他在观看八旗前锋护 军各营章京骑射时，发现各章京一体穿用蓝色袍服。他对这种"竞尚虚文"的做法极为不满，令管理八旗各营大臣晓谕所属官兵，"嗣后遇有射布耙及引见人员，惟 期骑射娴熟，弓箭齐整，所穿袍服，细布俱可，不必再拘颜色……操练衣服毋尚奢华"。他又命八旗兵丁习射时俱穿用布衣布靴，不准穿用绸缎，六品以下旗员平时 只准穿用布衣布靴，亦不准穿用绸缎。如有违反者，除将旗员本身斥革外，必将该管大臣严加惩处。
道光帝不好声色，生活节俭，曾大量缩减 内廷承担演戏奏乐的机构南府（后改为升平署）的人员，从嘉庆末年的650多人，几经缩减剩下370余名。到了统治中期，道光尤崇节俭，经常穿旧衣服。相传 曾经有一件御用的黑狐端罩，衬缎稍阔，道光便让内侍拿到缝衣匠那里，把四周添上狐皮，继续穿用。
遏制奢靡只在皇族、贵族中实施是不行 的，因为当时社会奢靡之风无过于河工者。清朝漕运依赖运河，历朝十分重视河政。国家每年靡帑数百万，真正用于工程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仅供河吏挥霍而 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之所不及者，如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50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肉，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参加河督 宴会的人，很少有能终席者，因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除了河吏的挥霍外，过往官员、举贡生员等皆欲染指分肥。新翰林携朝臣一纸书信谒总督，万金 可咄嗟至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书信谒库道，千金可立至。
道光帝对此早有所闻，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下达上谕，严行禁止过往官 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分肥饱己私囊的卑污行迹。他说："河工银两，丝毫皆关国帑，河员承领钱粮，均有购料修防之责。倘过往官员、举贡生员、幕友等视为利 途，纷纷前往，该员等焉有自己出赀之理？无非滥请支领，克减工程以为应酬之费，于河务甚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他命令南河总督潘锡恩对上述不法行为 "一律严禁，嗣后查有持信往谒意在于求者，即将其人暂行扣留，指明参奏。其有向道厅求助，业经帮助银两者，即一并参办"。又令两江总督明察暗访，"倘此后 仍有前项情弊，该河督未即举发，即行单衔奏参，庶几惩一儆百，力挽颓风"。
在遏制奢靡、纠改腐败的同时，为了整顿吏治，道光帝还对那 些年老昏聩、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 伯麟即要求外放，随即遭到道光帝严厉申斥："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他认为伯麟"欲以要君之举， 坚其恋栈之心"，故毫不留情地将伯麟休致。
发几道上谕、罢几位老臣，能不能力挽颓风，做到弊绝风清，自当别论，但道光帝力挽奢靡之风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随着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要彻底解决封建官吏、满洲贵族、地主阶级中的奢靡风气是不可能的。
吏治的腐败是封建制度腐朽的必然产物。清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这是清朝走向没落的突出表现。究其原因，其中与清代公开推行的捐纳制度有关。 公开卖官鬻爵，使得仕途更加混乱，贿赂公行，官吏贪鄙成风，产生了大批腐败、昏聩的官吏和骇人听闻的贪污现象。道光帝即位后，深知吏治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饬。道光二年（1822年），他下达谕旨："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这表明道光帝起初是打算废除捐纳弊政的。然而，后 来由于国势的衰弱，尤其是国家财政的匮乏，他又无法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仍旧求助于捐纳制度。自道光七年（1827年）始，捐例大开，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后，各省遍开捐例。
改革漕运和盐政
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积弊丛集，在整顿吏治的时候，也查出了地方政策的一些问题，其中尤以漕运和盐政最为严重。
漕运为"天庚正供所关"，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 目的地，漕运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加上运河受水患破坏经常遭到阻碍，运费又高，于是漕粮海运势在必行。清代的首次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 （1826年），这一变革的出现，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直接的催化剂，则是因道光四年（1824年）冬，江南高堰漫口，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 宝应至清江浦一段，运河水势微弱，清水宣泄过多，高、宝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节节浅阻，漕船搁浅，河运漕粮已不可能，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面临严重危机。无奈 之下，道光帝发布上谕，令群臣讨论有关漕粮事宜。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海运便利。
海运曾行于元代至明代永乐间及清代嘉庆时试行，后来由于 部分廷臣及主持漕运的胥吏以风涛、海贼等理由加以反对而一直不能实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谓可以试行者，亦有谓断不可行者，迄无定见"时，让地方官员自己讨 论处理，"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漕运总督严检、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等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咨博采，通盘经划，悉心计议，勿存成见"，将海运 之事"一一熟筹"。但是，这些官员不愿承担海运风险，均以为海运窒碍难行，仍主张采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不仅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漕运问题，还虚耗了大量资金。
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给阻挠海运，又拿不出漕运办法的大学士孙玉庭及江浙有关 地方官员以革职、降级、调用等处分，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并任命勇于改革、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命他们切实筹措海运事宜。琦善、陶澍考察 后，请求把苏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部海运。道光帝立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赴海口同地方官一道雇商船，分两次运走。安徽、江西、 湖广离海口较远，仍然河运。为杜绝经纪人的需索、无端阻留、刁难，道光帝还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员验收。
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123.3万余石扬帆出海了。海船自吴淞口出海，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 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4000余里。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滢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此后，继续由海路运送漕粮。至六月初，江南漕 米全部运完。这种运法坚持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于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并没能坚持实行下去。
在改革漕运的同时，关系到国家财政税收的盐政也受到了道光的重视。
清朝盐政向来采用明朝纲盐法，这种办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而盐引完全为盐商垄断。盐商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导致盐价提高，引起销售困难。不照章纳税的私盐泛滥，盐引滞销，盐税减少，盐商遭受打击，纲盐法难以存在下去。
道光十年（1830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并请删减浮费，停缓摊补。不久，道光帝批准实施了革新盐政的措施，将两淮盐政裁撤，其盐务改归两江总督管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票盐法首先在淮北地区31个州县实行，这种制度，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打破了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了盐价， 促进了盐的销售，增加了盐税，剥夺了官员利用盐政营私的途径。票盐制效果十分显著，不到4个月，清运30余万引（1引为400斤）场盐运销一空。凡富有之 民，带资到淮北分司领取盐票，不论哪个省的人，也不限数额多少，皆可以纳引授盐，仍按引地行销。
贩盐之商又有票贩、岸贩之分。票贩验资纳课，赴盐场领盐，行盐河数百里，至西坝而售给岸贩。岸贩卖盐出湖，散售于淮北引地食盐之户，每年所售以36万引为额。一时间商情踊跃，西坝遂取代河下成为淮北食盐的集散中心。
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到二十七年（1847年）的15年间，西坝盐栈合计缴纳征税、"杂课""报效""经费"及代交淮南"悬课"银1350余万两。西坝因而"闾阎相接，日以浩繁"，设置盐栈之处，每亩地价高达好几万钱。每栈都是栈门高阔，长垣缭绕，屋舍豪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剥夺特权和暴利的河下纲盐商们却顿时陷入困境。盐商们的破产不是逐渐的，而是瞬间的。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又没生意可 做，于是家产被抄，屋舍园林一律充公。盐商家族子孙流离失所，甚至外出乞讨。扬州这个温柔富贵之乡亦随之山河暗淡，市井萧条。
票盐法受到和过去行盐之法利害相关的各种势力的反对，道光帝因推行票盐法阻力重重，也不得不使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
查禁烟毒，鼓励开矿
清中叶以后，鸦片烟毒的泛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均在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委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
鸦片毒害国计民生，因此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 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 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当时广东有瑶民之乱，两广总督李鸿宾领军出击，但清兵多吸食鸦片，体弱力薄，不堪一击，几乎全军覆没。十二年八月，道 光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 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在这个奏折里，他从国家财政收入支出的严重困难出发，提出若要堵塞白银大量外流，"必先重治吸食" 的主张。他列举近年来白银大量外流的数字，说：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而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漏银1800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漏 银竟达2000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又渐漏银至3000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也有数千万两。因此，他不胜忧虑地说： "以中国有用之财，堵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他说"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认为"夫耗银之 多，由于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倘若"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因此，从根本上说，"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主张对吸食 鸦片者，限期一年戒掉，否则即"置之重刑"。
道光帝得到这个事关重大的奏折，立即命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一年 时间内，各省督抚纷纷遵命发表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黄爵滋的主张持反对态度，支持黄爵滋的为数极少。湖广总督林则徐早就力主严禁鸦片，而且已在湖南、湖北 厉行禁烟。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折中，林则徐指出重治吸食的必要，痛陈严禁鸦片的迫切性。他说："当 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徙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 以充饷之银。"林则徐在奏折的后面，还附有详尽的戒烟药方，以说明在限期内戒绝烟瘾是可能的。
黄爵滋、林则徐等人有说服力的禁烟主张，给道光帝以极大震动。他在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时，挥毫"朱圈赞赏"。兵痼银竭的危险，终于使他下决心禁烟。
道光帝采纳禁烟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 制"。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第二天他就在辕门外贴出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 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 它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并着手准备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广州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不管是欢欣还是惧怕，期待还是仇 恨，它总归要伴着雷鸣闪电，铺天盖地地来了……
为了实现"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大患"这一目标，道光十九年（1839） 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林则徐的一切措施，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 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 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林则徐不负道光重托，采取有力措施，终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100多万千克。
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 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共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 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六月三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至极，提笔批曰："大快人心之事！"这样，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
除了禁烟，道光在执政后期还做了另外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鼓励开矿。前朝各代基本都是重农抑商的，因此开矿一事始终被朝廷禁止。清代前期，从康熙中叶 到乾隆中叶，曾采取了开放矿禁的做法，使中国的矿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自乾隆中叶以后，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 为由，不断下达一道道"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的命令。嘉庆帝时仍延续这一政策，使国家大利坐弃，民生日困。道光帝即位之初，仍企图实行这种政策。道光六 年（1826年），他曾以畿辅重地，有碍地脉风水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但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当时 漕粮北运受阻，府库款银被盗，京师官饷军饷要粮要钱，剿捕逆匪要钱，治理水患也要钱。为纾国困，解除矿禁被提上了日程。"为充盈府库，朕决定开源节流，诏 谕广西、贵州、云南、湖南等省解除矿禁，准予开采。各地官员不得借故推辞、阻挠或压制勒索商民。"
后来，为使开放矿禁不成为一纸空 文，道光帝又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他对借口办矿"累民扰民"，"人众易聚难散"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他严饬地方官员 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他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由 此看来，道光帝对开矿一事，提倡得力，措施亦得当，这对开发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道光帝当政30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 无建树，绝非昏聩、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他最终还是流于平庸，并未成为一个除弊起衰的中兴之君。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历经2000余年已百孔千疮，它的基础已朽烂动摇，任何修补粉饰已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将整座大厦拆除。这一点，显然是作为封建君主 的道光帝所不能做到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粘补修理。他曾经对人说过："譬如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 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致要动大工。"而道光帝所进行的粘补修理，往往也因为各种势力的反对而不能坚持到底。在他进行的所有改革中，没有一件是善始善终 的，或者不了了之，或者恢复到原来状态。
战败缔约，南京签约
面对清政府的禁烟措施，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鸦片利益集团，叫嚣侵略中国。英国政府很快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
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义律指示不法商人拒不出具具结，企图在澳门贸易，并欲偷卖鸦片。七月又发生了英国水手殴毙民人林维喜且拒不交出凶手的事 件。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道光帝支持林则徐"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的做法，谕令林则徐等"不可稍示以弱"，"不得示弱长骄"。九月四日，英 国舰艇向中国水师船只开火，遭到中国水师的有力回击，迫使侵略者狼狈而逃。林则徐将这次战斗的经过作了详尽的汇报，道光帝大受鼓舞，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 示："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猛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道光帝试图给广东侵略者以坚决有力打击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
道光二十年（1840年），侵华英军总司令义律率舰只40余艘、士兵4000多名，陆续到达中国南海海面，随后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开始。
英军攻陷定海，随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道光皇帝害怕了，连忙撤去林则徐的职务，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年底，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侵略者谈判。英军 却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七日突然在穿鼻洋发动进攻，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琦善被迫答允英国全权代表义律提出的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 开放广州等条件。
琦善私允英军条件，违背了清廷的指示精神，后来受到严惩。但在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却不待中国政府同意就占领香港。清 政府得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后立即对英宣战。二月下旬，英军攻陷虎门炮台，水师提督、爱国将领关天培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五月，英军逼近广州城外，清军 全部退入城内。下旬，新任靖逆将军奕山向英军乞和，与英国订立了城下之盟——《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朝方面向英军交出广州赎城费600万元。
英国政府不满足义律从中国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增调援军，扩大侵华战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下旬，璞鼎查率英舰自香港北犯， 二十六日攻陷厦门。九月英军侵犯台湾。十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英军继续北犯，六月攻陷长江口的吴淞炮台，宝山、上海 相继失陷。接着，英军逆江西上，到达江宁（南京）江面。
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命令盛京将军耆英赶到南京，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与璞鼎查在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此结束。从此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正月，正当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之际，道光帝病逝于圆明园慎德堂，终年69岁，葬慕陵（河北易县永宁山），庙号宣宗。
道光帝资质不高，在用人、处事、应变、统驭等方面相对平庸，与列祖列宗相比差距较大。
道光帝有两大弱点：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由于缺乏定见，导致封疆大吏无所适从，难有作为，而有力者却敢于撇开朝廷，自行其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是同光年间地方势力崛起，从而内轻外重，枝强干弱。可以说，道光一朝实开晚清时期中央权柄下移的先河。
道光帝是个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新时代，但头脑依然留在闭关锁国时代的旧君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开始向西方开放。然而，道光帝不懂得自己的时代使命，依然是"安静以守之"，这种回避现实的"守成"实质上就是苟安！从时代命运 的角度来看，道光帝是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皇帝。总之，一个王朝的命运已经铸成，非个人之力所能挽回。令道光帝治国之途雪上加霜的是，他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 衰世的君主不同，他偏偏又遇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更加不幸的是他还面对立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强大对手——西方列强的挑战。如果我们把道光朝的一系列失误 都归咎于道光帝，把清政府不能战胜列强的劣势归咎于道光帝的个人品格与能力，难免要陷入英雄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