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神宗之“神”
做了皇帝的神宗，要什么有什么，但他所要的，偏偏只是他最不需要的金钱。如果他不是一个皇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像他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加税了。但是神宗所加的税并不充入国库，而是收入到了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这是本来就有 的，除了书籍与农具不用交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要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又因身体上的残废而导致心理上多多少少不 正常的太监，便成了皇帝私人征税的代表，出去到四面八方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当地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们无恶不作，他们 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 权力极大，自然就不把律法看在眼里，往往擅自拷打和乱杀文武官吏。有一个叫高淮的太监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刮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 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就批准。搜刮的规模之大实在是骇 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400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120万两，已经占了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 内，就搜刮了矿税商税200万两。这还只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要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钱只有十 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有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有十分之三、流氓恶棍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有十分之四。
和神宗的贪婪并排其名的是他的不理朝 政。在他28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他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但皇上完全不予理会。这种 情形渐渐地越来越严重，到了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的人民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神宗的这一做法可以称得上是掩耳盗铃 了，恐怕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手里，叶向高非被杀头不可。但神宗只 要有钱可赚，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是无所谓的。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们真正可以算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他们中有人上 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还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 给你看守？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臣子居然胆敢这样 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在骂，这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就 跟没听见一样。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是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 死，拼命搜刮的作风却也丝毫未改。同时为了对女真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刮的所有钱财都存于自己的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 不够，结果造成内库太实，外库太虚。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不堪到了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刮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就在这时候，女真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布民，进兵抚顺。从此，后金与明朝在辽东地区，展开正面的军事冲突。明朝所谓"辽事"，就是从抚顺之役开始的。
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属于建州女真。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辽总兵李成梁杀死后，努尔哈赤就继承了祖父的职位及父亲留下的13名 甲士，于万历十一年起兵，立志要为父亲和祖父报仇，随后统一了建州各部。明朝廷开始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掌建州左卫之印，作为努尔哈赤掌管卫事、朝贡、 通朝鲜的凭证。同时，努尔哈赤第一次入明京城朝贡，从此，建州女真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日益扩大，力量也日益剧增。
当努尔哈赤 兴起之时，明朝宫廷却极其的腐败。著名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就是明朝黑暗腐败的一个缩影。万历帝晚年为立太子事感到非常烦 恼。他在犹豫之下，立朱常洛（光宗）为皇太子。而备受宠爱的郑贵妃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想立自己生的儿子为太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张差手执木 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被捉拿后供出系由郑贵妃手下太监引进。时人怀疑郑贵妃欲谋害太子。万历帝与皇太子朱常洛不愿深究此 事，就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张差于市。这就是"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就是光宗或称泰昌帝。但 是，泰昌帝继位刚一个月，吞下红丸而死。这就是"红丸案"。紫禁城内，一月之间，梓宫两哭，前后大丧，接连发生。泰昌帝死后，天启帝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 （时宫中有二位李选侍，此人称为西李）与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天启帝年少的机会，居乾清宫，把持政权。大学士刘一燝（zhǔ）、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 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李选侍不能与天启帝同住一宫，迫使她迁居哕（huì）鸾宫，不久又移居仁寿殿。尔后，天启帝举行即位仪式。此事后来引发复杂 的宫廷斗争。这就是"移宫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闹得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相互厮杀，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