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功到雄奇即罪名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0-12-02 属于:袁崇焕

  •   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之后,终于寸寸断折。在明末那段宿命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他冲天的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倍加突出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教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地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殿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总兵杨镐于同年二月誓师辽阳讨伐努尔哈赤,三月间四路丧师。
      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科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县去做知县。
      天启二年(1622年),他到北京来报告工作。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这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亲)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袁崇焕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辽东主将王化贞的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进逼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孤身一人出山海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关外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地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东北军区总司令)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便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袁崇焕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能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能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年间进士,江苏太仓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万一战败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还是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便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便直接去向内阁首辅叶向高申请,但叶向高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被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当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筑城,并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阔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拥到宁远,远近视该城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立刻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杀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怒斥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
      天启四年(1624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
      天启五年(1625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明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推进,一时无计可施,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
      可是好景不长,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越来越喜欢做木工。宦官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贿赂他,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当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就失了屏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地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
      
      做武官不惜死,他用身家性命赌来宁远大捷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遂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23日攻抵宁远。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24日,清兵到达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没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什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地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数名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
      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上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况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11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数里。
      清兵奋勇迫近,推着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力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持续了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凹龛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疮百孔,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么乐趣?”他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鼓励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
      25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
      努尔哈赤已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心中十分恼怒。此后伤势一直未愈,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正妃)来,同回沈阳,不久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
      
      不按常规出牌,他御前夸海口,自酿苦酒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位。
      这时,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各自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皇太极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明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7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被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什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重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劾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御敌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天启帝死了,弟弟朱由检即位。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地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指满清)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
      
      给事许誉卿事后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一下。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允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稀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屡次犯龙颜,他一步步将自己推上了断头台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只有不断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袁崇焕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他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袁崇焕的主要罪状。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账”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崇祯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五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清军没有水师,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
      崇祯继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要派人去核数查账。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于是朝中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
      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
      但是袁崇焕已经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1629年)5月22日,袁崇焕和毛文龙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岛山上会谈。
      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取。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再次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他辞职回乡。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酒散后,袁崇焕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

      初五,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
      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说完,他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
      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
      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
      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袁崇焕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并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
      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袁崇焕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要杀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皇太极设下反间计,崇祯正好将计就计,袁崇焕一步步走向了不可避免的悲剧
      
      不久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被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宣布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从十一日至十三日,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两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袁崇焕以兵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20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打到下午,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为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门这场大战,是以九千骑兵挡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
      崇祯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地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什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什么密谋?你为什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
      清兵于11月27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
      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没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11月30日,皇太极命看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禀报了崇祯。
      第二天,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
      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唯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程序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
      个人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糊里糊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这就是所谓“千刀万剐”。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地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佘的仆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佘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佘君的子孙世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佘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 “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能干什么?”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唯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地展开,杀机一层层地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言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了。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袁崇焕的。
      
      阎崇年点评袁崇焕
      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冤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通俗地说,万历帝误杀了塔克世,大明皇朝自己制造了焚烧朱家皇朝大厦的纵火者;崇祯帝错杀了袁崇焕,大明皇朝又自己杀死了保护朱家皇朝大厦的救火者。
      历史逻辑,值得深思;前因后果,因缘相报――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
      袁崇焕为辽事而投笔从戎,为辽事而施展才华,也为辽事而建树功勋;因辽事而召唤仇神,因辽事而惨遭冤杀,也因辽事而名垂千古。
      撰写袁崇焕的生平传记,使我想起《石灰吟》诗云: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吟》形象地概括了英雄豪杰人物生命历程的四种精神境界,也形象地概括了袁崇焕生命历程的四种精神境界。
      袁崇焕平生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夺取宁远大捷。袁崇焕获取宁远大捷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凭坚城以用大炮”。这个历史经验概括得很确切,也很精辟。我认为,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自然有其政治的、军事的、策略的、思想的、经济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指挥的、武器的原因,然而,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八个字,这就是:指挥正确,武器先进。
      袁崇焕夺取宁远大捷之后,又先后夺取宁锦大捷和京师大捷。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奠定了袁崇焕的历史地位。袁崇焕感人之处,既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是他的品格精神。
      袁崇焕的性格,凸显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他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披荆斩棘,不怕承担责任,不怕得罪上司,甚至于不怕违逆天颜。袁崇焕的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的丰功伟业,也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袁崇焕的精神,主要是爱国、勇敢、求新、清廉。《宋史岳飞传》记载:“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袁崇焕的确做到了――当文官不爱钱,做武官既不爱钱又不惜死。他能够爱国亲民,任劳任怨,知难而上,敢于创新。他居官十年,热血沸腾,俭朴清廉,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坦坦荡荡,熠熠煌煌,其“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座右铭是: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袁崇焕的德言与功业、勤政与清廉、无私与无畏、冤死与风骨,动天地、泣鬼神、撼人心、贯古今。袁崇焕之死,不仅是袁督师个人的悲剧,也不仅是大明皇朝的悲剧,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一幕悲剧。袁崇焕以陨星的悲鸣与光亮,划破君主专制沉寂与黑暗的天庭,换来千万人的智慧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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