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然而，当笔者将所能找到的关于郑成功的资料认真研读一番后，不由得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觉得他的一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而是充满了太多的激昂与悲愤、坎坷与艰辛、痛苦与失落。
独撑东南困局
首先是郑成功的身世，可能会让读者略感意外——郑成功祖籍福建南安石井，却出生于日本肥前平户岛，母亲田川氏是一名日本女子。不过田川氏也非纯粹的日本人，其父田川七左卫门，原名翁翌皇，福建泉州人，长期在日本经商，靠锻铸刀剑起家。翁翌皇娶了一名地道的日本女子为妻，后成为肥前平户岛主，也就改用日本姓了。尽管如此，郑成功有着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则是不争的事实。
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川内浦市街度过了童年，直到七岁那年，才由父亲郑芝龙接回国内。
郑芝龙是威震东南沿海的海盗首领，势力非同一般，拥有帆船一千多艘，兵员七万余人。与那些专靠打劫为生的海盗不同，郑芝龙除了抢劫，还从事商贸活动。此时的明朝政府，正困于西北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及东北部急剧扩张的清朝八旗劲旅，对东南沿海的武装集团实在无暇顾及，只好采取招抚之策。郑芝龙也想借正统之名行事，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招安协议。郑芝龙摇身一变，由昔日海盗成了朝廷命官，队伍未经改编，地盘没有缩小，性质一仍其旧，却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朝廷旗号对抗各种势力，翦灭其他海盗商人。在郑芝龙的称霸与控制下，东南沿海一带，“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郑芝龙由招抚前的“富甲全闽”跃升为“富可敌国”。
郑芝龙虽陶醉于自己的海盗霸业，但内心深处仍有一种原罪般的耻辱与不安。崇祯三年（1630年），他将儿子从日本接回福建，专门聘请了一名塾师教习读书写字，希望后代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光宗耀祖。郑成功果然不负父望，15岁升入南安县学，19岁参加乡试，21岁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都南京国学（国子监），拜大学问家、南都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
郑成功的人生道路与未来前途，似乎正依照父亲的设计与安排，一步步走向目的地。然而，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早已拉开序幕。崇祯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金陵（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面对清军大举南下、逼近南京之势，弘光朝的官吏不仅无所作为，反而陷入派系之争不能自拔，根本无暇抗击清军。此时的郑成功及太子监的同窗也纷纷离开南京返回故乡。
崇祯十七年（1645年）五月，清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弘光政权仅仅存活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了。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受郑芝龙等人拥戴，在福州称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权。隆武帝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所倚仗的，主要是以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为主的军事力量。为拉拢重兵在握的郑氏集团，隆武帝不得不一再封侯赐爵：先封郑芝龙为平虏侯，不久晋升为平国公加太师；封郑鸿逵为定虏侯，后升为定国公，拜大元帅。正因为置身拥有实力的郑氏家族，郑成功也受到隆武帝的格外青睐。
除了报答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母亲田川氏的惨死，也坚定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决心。那年，郑芝龙将儿子郑成功从日本接回时，自然也想将爱妻田川氏一同迎回。可日本幕府有女人不准出境的规定。直到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郑芝龙才疏通关系，将郑成功母亲田川氏接回福建。她在石井只生活了一年多，清军就攻入南安，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田川氏惨遭清兵蹂躏，“被淫缢死”。郑成功闻讯赶回故乡，悲恸至极，采用“倭法”（即将尸体的内脏用清水洗干净，重新放入腹中，再行归葬）还其洁净，用一种在国人看来十分极端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挚爱，对清军的愤恨。
但清军如此之快地占领福建侵入南安，实则与郑芝龙密切相关。郑芝龙以海盗行径奠定基业，深知正义责任、诚信忠贞之类的荣誉与训条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军队、扩充实力。于是，一旦遭遇风险，郑芝龙那注重实利、首鼠两端的本性便暴露无遗。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领军御驾亲征，命郑芝龙扼守入闽重地仙霞关。当清兵主力逼近仙霞关时，郑芝龙未经一战便全线撤兵，使得清军从容过关，轻而易举地攻入福建，直接导致朱聿键兵败身死，隆武政权迅速覆亡。
郑芝龙为继续保全实力，在清廷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利诱下，决意效仿明朝招安前例。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郑芝龙仅带500名士兵前往福州受降。为表忠心，他还“密献舆地于大清”。郑芝龙一降，闽东南屏障尽失，清军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郑芝龙一念之差，不仅累及乡亲、爱妻，也将自己推向险恶莫测的边缘。清军担心纵虎归山，并没有将他放回，而是挟持北上，在北京软禁起来。可怜一代豪杰，从此失去人身自由，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是随父降清，还是为母复仇？郑成功不得不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其实，郑成功对父亲拥兵自重、保存实力一直反感，对降清一事更是极力反对。无法劝转父亲，又担心自己受到挟制，郑成功只好偷偷渡海逃到金门。郑芝龙受降前夕，专门派人前往金门劝说儿子与他一道同行。郑成功当即手书一封：“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背叛、变节。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着丧服而已。”在“忠”与“孝”之间，郑成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
国恨家仇点燃了郑成功的满腔热血，除了高举义旗、矢志抗清外，他已别无选择。于是，郑成功前往南安孔庙，脱下身上的儒服烧毁，然后跪拜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一番祭告过后，郑成功毅然带着九十多名追随者，辗转前往广东南澳募兵。南澳岛上的驻军原为郑芝龙旧部，郑成功振臂一呼，士众纷纷投入其麾下，永历元年（1647年）初，郑成功将募集的军队从广东南澳带到厦门鼓浪屿，举行誓师仪式，正式走上武装抗清道路。
独撑东南困局的历史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年仅23岁的郑成功身上。 东征台湾：抗清战略的转移
起事之初，郑成功不懂打仗，只能在实践中学习军事。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虽是长子，却没有力量完全继承父亲地位，郑芝龙属下的兵力分别由叔父郑鸿逵及族兄弟郑彩、郑联所拥有。郑成功掌控的兵力十分有限，占据的地盘更是狭小局促，只能在鼓浪屿、海澄一带活动。
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反清复明不过是一句空话。因此，郑成功不得不想方设法将父亲手下的兵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兼并族兄弟郑彩、郑联的军队。其时郑彩、郑联驻军厦门，这是一个四面环海、面积128平方公里的孤岛。郑成功虽占有厦门岛旁的鼓浪屿，但该岛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回旋余地实在有限。设计杀死族兄后，郑成功占据厦门，接收了郑彩、郑联十倍于己的兵力，得到一大批舰船物质。
拥有了金门、厦门这两处稳固的抗清基地，郑成功便开始拓展地盘，补充兵源，扩大粮饷供应，在闽、粤及江浙沿海地区频频出击，与清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一系列战斗中，他的卓越才华日渐显露，坚强的斗志、优秀的操守、严明的执法更是受到人们的敬佩，威望和信誉与日俱增。
尽管打了不少胜仗，收复了一些地盘，但郑成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他心中系念的是驱除清廷势力，恢复明朝故土。因此，他一直谋划着一件壮举——北伐南京，定鼎中原，驱逐满人。前三次筹备因故搁浅，直到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第四次挥师北伐，这才蔚为壮观，形成一股震慑清廷的巨大力量。
是年春天，郑成功亲率8000艘战船，20万水师步骑，号称80万大军北伐。但见舟师齐发，旌旗蔽日，浩浩荡荡，出舟山，攻瓜州，克镇江，直捣南京。兵临南京城下之时，郑成功不由得意气风发地挥毫写道：“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处，不信中原不姓朱。”但令人扼腕的是，第四次北伐前后不过一个月，便以失败告终。
检讨失败的原因固然多多，如郑军的北伐路线与后来英军在鸦片战争时侵犯南京几乎完全一致，但英军至镇江后留兵驻守，断绝运河交通，将通途切成两段，北京之兵不能南下，江南漕运不能北上，清廷不得不屈志求和，而郑成功却犯了操之过急、直抵金陵的大忌，未在镇江布兵设防；又如郑成功围困南京后轻信敌兵的假投降信，没有从速攻城，结果坐失良机；再如他陶醉于暂时的胜利，疏于军事，将主要精力放在拜谒明孝陵，准备庆贺35岁诞辰上……这些无疑都是“致命伤”，但后人在分析总结时，全都忽略了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清军势力远超郑军，那种新型的机制、高速的效率、强劲的活力远非腐朽堕落的朱明政权所能比拟。
南京之败，是郑成功举旗抗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失败，兵员骤减，士气衰落，不得不引军南返。郑军兵败后，清廷严厉清查迎降附郑的州县军民，株连被杀者不计其数，江南士民的复明之心，从此黯淡泯灭。郑成功在退出长江口时，想攻占崇明岛作为日后再度北伐的军事大本营，多次猛攻都未成功。退守金门、厦门岛后，局势更是危如累卵，除了自保，一时难有大的作为。郑成功也认识到了反清复明的无望。
郑成功的目光，不得不跳出金、厦，实行抗清战略大转移。就在这时，原郑芝龙部下，现台湾通事何斌前来拜见，献上一份暗中绘制的台湾沿海地形图，并献策道：“国姓爷如挥师东渡，驱逐红夷，则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国可富，兵可强，进可攻，退可守，足可大有作为。”何斌之言，正中郑成功下怀。宝岛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侵占38年之久，郑成功早有攻取台湾建立抗清基地的打算，只是条件不够成熟，这一宏愿长期埋在心底。有了沿海地形图，港湾、航道、潮汐、要塞历历在目，加之何斌对荷军的兵力、兵器、兵船部署等了如指掌，郑成功不仅可顺利抵达台湾，更可知己知彼及时投入战场，先发制人。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一日，郑成功亲率文武官员在金门料罗海滨祭江，正式誓师，东征台湾。
是英雄也是凡人
郑成功一生的不朽功绩，被人们长期称颂的并非矢志不移的抗清功业，而是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壮举。
为了达到恢复大明天下的目的，郑成功殚精竭虑，将个体生命的能量几乎发挥到了极致。据一则史料记载，郑成功曾一再遣使日本，意欲借兵抗击清廷。日本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曾作过认真考虑，准备派遣军事分队远征中国，但其目的显然不是援助郑氏，而是“占领大明”。在明清两朝漫长的交替过程中，日本虽以极大的兴趣、焦虑的心情旁观中国巨变，但最终还是采取了不予干涉的策略。然而，只要时机成熟，这个虎视眈眈的邻居便会大举进犯。
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在反清复明旗帜下采取的一项以退为进的非凡举措。在金门料罗海滨的出师誓词中，郑成功明确说道：“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伐，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数万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等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郑军打败荷军收复台湾，并非后人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毕竟，荷军是一支有着近代武器装备的能征善战的队伍。郑成功出师前对战争的酷烈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将自己所有能打硬仗的将领几乎全部带走，只留少数部队驻守金厦，大有“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英雄气慨。
战事的进行相当艰难而漫长，荷军头目揆一以守军及援军共约三千兵员，与郑成功率领的三万多将士抗衡达九个月后，才在断水绝粮、重重围困之下迫不得已派人谈判，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订18条相当宽大的投降条款，带着500多人高举白旗走出城堡，退出台湾，鼓轮而去。
面对收复的山河，郑成功感慨万千，不由得再次挥毫泼墨，赋诗疾书：“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收复台湾仅四个多月，郑成功便于1662年6月23日与世长辞，年仅39岁，有如一颗闪烁的流星迸发出灼灼光华，转瞬即逝。导致郑成功英年早逝的原因错综复杂，稍加分析，可用悲愤、羞愧、痛心、忧愁四词予以概括。
正当郑成功欢庆光复台湾之时，突然传来南明永历皇帝父子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自隆武帝死后，郑成功一直以桂王永历帝为正朔，遵永历年号，并不时遣使朝拜。永历帝父子败亡，意味着南明朱姓王朝的彻底覆灭，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也就失却了最后的依托与支撑。 郑成功东征台湾时，命长子郑经留守金厦。没想到他与四弟乳母陈氏私通，生下一个儿子，还派人前往台湾报喜，说是侍妾所生。郑成功未满四十而获孙男，甚为高兴，当即赏赐金银布帛无数。而谎言一经戳穿，郑成功不禁又羞又愤，当即作出杀妻斩子、除灭淫妇的决定。兄长郑泰及部将等人接到令箭后，只将乳母陈氏及所生儿子杀掉了事。郑成功接报，一定要以治家不严之罪将妻子董氏斩首，长子郑经更是不能宽恕，并解下随身所佩宝剑交给使者，带往金厦，严令执行。可郑泰、黄廷、洪旭、郑经等人不仅没有照令行事，反而在金厦两地部署军队，派兵防御。郑成功闻讯悲愤难忍，忧郁成疾。
正在这时，又从大陆传来确报，清廷将长期软禁在北京的父亲郑芝龙及其眷属等十一人斩杀，其余家属流放东北宁古塔；还采纳郑军叛将黄梧建议，挖掘郑成功祖坟以泄地脉，将郑氏先祖骨殖抛露于野。郑成功为自己的不能尽孝痛心疾首，而尽忠于明朝，也失去了着落。内讧外患交织，一连串的失意、打击与噩耗接踵而至，使得郑成功急火攻心、心肝受损，加上感染风寒，内疾外病相侵，病情一日重于一日。去世前几天，郑成功大声叹道：“自家国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今日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郑成功因病而逝，似乎已成公论，但有一则“另类”的记叙却引起笔者的注意。据《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所载：“成功恚甚，得狂疾，索从人佩剑，自斫其面死。”郑成功虽染重疴，也不至于骤然病入膏肓、无法救治。究其死因真相，这段记载较合情理。南京败退，他便有过多次自杀行为；面对永历帝被杀、父亲遇害、儿子欺骗、部属抗命等内忧外困，郑成功陷入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之中，最终自杀而亡，这种结局并不出人意料。
后人论及郑成功时，有将他与诸葛亮、岳飞相提并论之说。这种比拟虽然有点牵强，但这三人之间确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气节情操，简直如出一辙。论武德才略，郑成功以一介书生，能获数十万之众，仅凭两座孤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捣清军腹地南京城下，与当时的文臣武将、抗节义士相比，不知胜过多少倍。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郑成功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与不足。比如《海上闻见录》就说他：“用法峻严，果于诛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郑成功的最大失误，就是性格暴躁，遇事冲动，感情用事，诛杀过宽、过严、过滥，“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郑成功终其一生，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诛怯斩败的次数自然很多，有的是非杀不可，但动辄诛杀全家，特别是对那些不服征输抗拒的城寨屡施屠戮，当属擅杀之过。
他犯下的第一件诛杀大错，便是杀死镇将施琅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等人。由于郑成功的招揽，施琅曾为其部下最年少、知兵 、善战的得力骁将。后因与郑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偷袭厦门，守厦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勇不可挡，杀死清军马得功之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擒，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
时在南澳的郑成功正要班师回厦门，他召集抵抗将领一概重赏，唯独对“假回闲员”施琅奋勇抗敌只字未提，只赏纹银二百了事，先前施琅的左先锋兵权也未恢复其职，个中诸多缘由引起施对郑的不满。恰在此时，施琅手下的一位亲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于郑成功处，并被提拔为亲随。施琅抓回曾德，准备治罪。郑闻讯急派人传达命令不得杀曾德。施琅曰：“法令，琅是不敢违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脱责任？”接着他下令杀了曾德。施琅所为再次触怒了郑成功，由此施郑矛盾升级，郑遂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
施琅有过在先，但也不至于处死，更没有严重到累及家小的地步。施琅幸得副将吴芳藏匿帮助，才逃得一命。吴芳包庇施琅脱命，郑成功将他妻子等五人杀掉。施琅逃脱后投降清军，这不得不说是郑成功逼迫的结果。郑成功追缉施琅未果，当即顿足叹道：“吾不幸结此祸胎，贻将来一大患。”事实也是如此，施琅给郑成功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麻烦。而郑成功卒后21年，正是施琅酿出郑氏三世灭国之祸——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亲率水师东征台湾，在澎湖海战中歼灭郑军主力，迫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
就以郑成功因长子与四弟乳母私通生子受骗，遣使诛杀妻子董夫人及郑经等人而言，也有不分轻重、意气用事之嫌，结果造成部属借故抗命，不与台湾往来，使得郑氏集团内部不和，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与危机。
受郑成功人格魅力吸引及反清复明旗帜感召，不少清军将领（自然也是汉人）归附来降，郑成功对他们总是“投之以重赏，羁之以厚爵”。同时，也有十多员镇将以上将领因郑成功御将失当、情事所激而投奔清廷，这些叛将对郑成功的进取造成了极大损害。
正是这种种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郑成功反清复明事业的发展。他也不过是一介凡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这些弱点与缺憾，反而让他的形象显得更加立体、真实而丰满。
收复台湾意义深远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影响，不仅超越了当年反清复明的目的，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自崇祯十三年（1640年）开始，郑芝龙就控制了东南沿海一带。郑成功在接管父亲的军事大权，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之后，实际影响更为扩大。他以国际航路上重要的中转口岸——厦门作为大本营，向北反清复明，影响深入内陆，威震中国中部和南部；面向海洋则辐射东海、南海的大部分辽阔水域，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障碍。
就当时情形而言，国内几大军事势力正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海洋权属；日本迫于无奈撤出海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于是，以荷兰人为首的欧洲殖民者基本窃据了东南海商的传统航路，能够与之对抗的，唯有郑成功领导的武装势力。如果1662年郑成功没有将台湾从荷兰人手中收回，那么今日之台湾，早离中国而去，成为欧洲人的一块永久地盘了。台湾于华夏而言，不仅是一个岛屿，而且是中国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的一处落脚点、一块重要基地。失去台湾，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被封闭在由日本列岛、冲绳群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等一长串东亚岛链组成的狭窄水域内，将永远局限于东亚地区，与全球大国无缘。
郑成功以一介儒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不得不面临多种痛苦而艰难的抉择，虽然勉为其难，但竭尽心智，以一己之力挽大厦于既倾，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虽然没有完成反清复明大业，但尊其为开山始祖的反清组织——天地会长期致力于他的未竟之业，终于帮助孙中山“驱逐鞑虏”，推翻了清政府……
（作者系文史学者、一级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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