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最后一封“家书”
手头恰有一份郑成功生平给他父亲郑芝龙的最后一封"家书"，估计见过的人不多，因此备录于此，看看他在民族和家族危亡之际，是如何看待和处置中国人历来最为看重的"忠孝"二字的——
那是郑成功拒不跟随父亲郑芝龙降清后，屯兵厦门，誓死效忠南明政权，反抗清军时；某天获知，清廷派了两员钦差来劝降，诱以海澄公封爵，郑成功凛然斥拒道："我只知奉明帝旨，不知有清帝旨"。毅然将来使遣回。但不到一个月后，清廷又派了随父降清的郑成功弟郑渡和三名使臣来到厦门。再次招降。
清廷使臣阿山说："今日奉皇上圣旨，赐汝福、兴、泉、漳四府之地，皇恩不可谓不重，汝应受诏，薙发投诚。"
郑成功却依然掷地有声道："这四府本是大明土地，何劳尔国赏赐？尔国旧封，只建州一区，如今踞我中原，太属无理，成功愧不能为明恢复，还想要我薙发投敌？海不枯，石不烂，成功决不降清！"说罢，斥回来使，打道回府。
当夜，郑成功之弟郑渡只身潜入郑成功家中，拿出父亲郑芝龙的手书，恳求哥哥道："兄若不降清，父命难保了！"
郑成功读罢父亲的亲笔信，却慨然答道："忠孝不能两全，请你禀报老父，乞求谅我之愚忠。"
郑渡再三劝说无效，只得怏怏离开。第二天，当他被清使挟裹而回时，收到郑成功派人送来的他给父亲的复信。内容如下：
儿以孤身僻居海隅，尝欲效（陆）秀夫之节，修（申）包胥之忠，藉报故国，聊达素志。不意清廷海澄公之命，突然而至，儿不得已按兵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按兵示信；谈席未终，来使乃哓哓以薙发为请。嗟嗟！今中国土地数万里，亦已沦陷，人民数万万，亦已效顺，官吏亦已受命，衣冠礼乐，制度文物，亦已更易，所仅留为残明故迹者，儿头上数根发耳。今而去之，一旦形绝身死，其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哉？
且自古英雄豪杰，未有可以威力胁者，今乃啧啧以薙发为词，天下岂有未称臣而轻自去发者乎？天下岂有彼不以实许，而我乃以实应者乎？天下岂有不相示以信而遽请薙发者乎？天下岂有事体未明，而遂欲糊涂了事者乎？父试思之！
"儿一薙发，将使诸将尽薙发耶？又将使数十万士兵皆薙发耶？中国衣冠相传数千年，此方人性质，又皆不乐与满夷居。一旦尽变其形，势且激变，尔时横流所激，不可抑遏，儿又窃窃为满夷危也。昔吾父见贝勒时，甘言厚币，父今日岂尽忘之？父之尚有今日，天之赐也，非满夷所赐也。儿志已决，不可挽也。倘有不讳，儿只以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儿成功百拜。"
据传，当年郑芝龙看到儿子的此信，长叹一声道："我的老命，看来要断送在他手里了。"于是就将郑成功的原信转呈给了顺治皇帝。顺治帝本已封郑芝龙为同安侯，以利用这张"王牌"，至此也不得不彻底死心，下令将郑芝龙圈禁起来。不久后又将其处死。
父亲的这一结局，应该说郑成功是早已料到的了。而且当时大势，明眼人都明白胜算无多，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郑成功即使顺水推舟、以尽孝而投降清廷，时论或历史亦无可厚非；但其却矢志不移，宁违父命而不背"皇命"，其忠心昭昭，足可鉴诸日月。但实在说，虽然古来中国即有忠孝不可两全之说，但真正面对这种考验之际，如郑成功这般气节与风骨，非一般人可以望其项背。彼时其所承受的心理和情感压力，也是非亲历者不可想象的。
故此，尽管后世清廷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视郑成功为海贼或叛国者，但早在康熙朝时，康熙皇帝就曾对"乱臣"郑成功作过极高的评价。他明确说过："朱（郑）成功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他还写过这样的楹联，赠与泉州三邑南安郑氏祖坟。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而到了清朝末期，为笼络台湾人，清朝政府亦逐渐将郑成功宣传为"忠义典范"。1874年，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湾办理海防事务。沈葆桢在该年底与其他官员联名上奏，以郑成功"感时仗节，移孝作忠"，值得为民表率，有助于"正风俗，正人心"，请光绪皇帝批准为其建祠祭祀。第二年（1875年）光绪皇帝便准其奏，正式在台湾为郑成功立祠，并由礼部追谥为"忠节"。同年三月，沈葆桢拆除了旧的开山王庙，在原址重建一座福州建筑式样的"延平郡王祠"。沈葆桢并亲自书写对联一副誉之：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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