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祖顺治皇帝的故事：少年天子痴情君
顺治皇帝
两派折中，福临登基
少年天子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基，年号顺治。顺就是顺利，治就是治理，意思就是顺利地治理国家。他的皇位和命运都如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临。为什么说是福从天临呢？他又是如何以6岁的小小年纪而登上皇位的呢？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举丧的同时，宫中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
礼亲王代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早年在与皇太极的争位斗争中失败，现在已年老多病，所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想再一次卷入政治斗争；但以代善的资历、两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
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1609—1648年）参加到竞争中来。他当时35岁，正值壮年，有文韬武 略，也有赫赫战功，史载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从利害关系而论，由皇太极生前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 保持其优越地位。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1612— 1650年），他是努尔哈赤与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之子，为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时年32岁，为正白旗旗主贝勒并统摄吏部。多尔衮颇有心机，"聪慧多智， 谋略过人"，曾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军功。他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二位胞兄弟阿济格和多铎也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 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更使他如虎添翼。
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的儿子。他自幼被伯父努尔哈赤养育在宫里，与皇太极情同手足。他屡立军功，时年45岁，但因为与皇族血统较远，所以没有争夺皇位的可能。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王朝的未来。正黄、 镶黄大臣在大清门前面盟誓，拥护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承皇位，部署本旗禁军巴牙喇全面戒务，包围了崇政殿。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里举行，由年纪最长、地位最 高的礼亲王代善主持。正黄旗的鳌拜和索尼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 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便自荐即位，遭多尔衮否决；多铎转而又提以长为尊立代善，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他提出 豪格是"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这时有些得意，认为大局已定，外面都是自己的人，又有六旗的支持，料定皇位必是囊中之物，于是欲擒故纵，起身逊谢道： "福少德薄，非所堪当。"说完便先行离场。两黄旗大臣见此情况，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 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两白旗也强不相让。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对，多铎默默无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
多尔衮见此情形，权衡利弊，迅速盘算：即使自己强行登基，也只有两白旗的支持，两黄旗不服，势必会使大清国陷入内乱；可是让位于豪格又不甘心。于是他从 两黄旗宣称的"必立皇子"中找到一个折中方案，由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的九阿哥福临继承皇位，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样可以平衡各 方利益，又保证了帝位的正统性。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 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却是实际掌权者。这样，这 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接着八旗王公大臣共同起誓，昭告天地，竭诚事君，辅佐幼主。辅政王（十二月改为摄政王）多尔衮、济尔哈朗立誓：如不秉公辅 政，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就这样，6岁的福临成为双方斗争的获利者，戏剧性地登上了皇 位，做了大清朝的第二位皇帝。这位年仅6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族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生的优越感。崇德七年 （1642年）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狍"，那时他年仅5岁。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 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
但是在顺治即位之后的前8年，年幼的他只是一位傀儡皇帝，皇帝实权几乎掌握在多尔衮一人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顺治愈益感到他的帝王尊严实际上受到现状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少年天子，皇叔辅政
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入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皇陵。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延续277年的大明王朝灭亡。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三桂，十九日 兵临城下。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农民军被清军战败，退出北京。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建都燕京，遣官至盛京迎顺治和孝庄太后进京。 八月二十日，顺治福临与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太后）在文武百官簇拥、保护之下，离开盛京迁往北京，九月十九日进京入宫，在多尔衮的授意下，礼部择定十 月初一举行登基大礼，是日福临祭告天地，登上设在皇极门的宝座，接受百官的朝贺，正式成为君临全国的皇帝。
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7岁的顺治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宅区夏"，成为清廷入关后第一任皇帝。从此，清王朝统治中国将近270年之久的历史正式开始了。也因此，顺治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福临虽然做了皇帝，但年幼不掌实权，是个傀儡皇帝。孝庄太后聪明绝顶，自念孤儿寡母，终究未安定，她曾传懿旨，让摄政王多尔衮便宜行事，不必避嫌。从此 多尔衮随意出入宫中，甚至有时就住宿在大内。他利用统军入关、定鼎中原的特大功勋，全面掌握军政大权。他在权势上欲得帝位的野心和终究不得的愤懑也逐渐暴 露无遗，直接威胁着幼主顺治的地位。
与多尔衮同居摄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一开始就很知趣地让出权力。但是终因依附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1647年）便被罢职，顺治五年（1648年）降为郡王，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同时，两黄旗大臣也不断遭到多尔衮的压制排挤，降爵革职，势力渐弱。
摄政王多尔衮经过多年谋划，以高超的手腕，施尽权术，排除异己，委任亲信，以两白旗为中坚，笼络了以代善为首的正红旗，安抚了镶红旗，分化了两黄旗，打击了两蓝旗。经过这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
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只得委曲求全、以柔克刚。她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使其不好意思废帝自立。可能正是因为孝庄太后一直对多尔衮隐忍、退让，甚至讨好的态度让人们起了疑心，关于两人有暧昧关系的传闻一直绵延不断。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二年（1645年）五月，封"皇叔父摄政王"；四年（1647年），停止御前朝拜；五年 （1648年）十一月，又加为"皇父摄政王"。至此，多尔衮的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大权在握，势焰冲天，大军调度、赏罚黜陟，一出己意，擅作威 福；个人生活穷奢极欲，其俸禄、冠服、宫室的制度均超过一般亲王，近于帝王，还广招美女入府。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多尔衮下令加派白银250万 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
凡此种种，造成了关内关外，人人皆知有摄政王，却不知有幼帝的局面。多尔衮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事实上的"皇帝"。而顺治皇帝的处境更加危险，只有低声下气，任人摆布了。
反攻倒算，实施亲政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前往喀喇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郊）围猎时，忽然得了一种咯血症。初九，多尔衮病逝。顺治辍朝震悼，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照帝制丧葬。多尔衮与生母孝庄太后的暧昧关系使顺治感觉很难堪，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满的情绪也与日俱增。另外，多尔衮杀了顺治的长兄豪格并霸占了其福晋，也在他心中 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且多尔衮骄横跋扈，独揽朝政，根本不把顺治这个皇帝放在眼里，更使他的仇恨加深了一层。顺治的这些不满与怨恨，在多尔衮生前不敢稍有 表露，却在多尔衮死后来了个痛快的爆发！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顺治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14岁，但"坐殿上指 挥诸将，旁若无人"。复仇计划正式开始实施了，他谕告诸大臣，凡是重大事情一律报皇帝亲自处理，收回皇权；同时把多尔衮王府内的印信和档案都收回宫内；然 后又以谋乱之罪将多尔衮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监禁。多尔衮原来的一些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纷纷倒戈，有些就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
二月十五日，多尔衮原来的亲信、正白旗议政大臣苏克萨哈怕自己也被清算，实在按捺不住，首告多尔衮死后，将私制八补黄袍等御用服饰置于棺内，生前还曾欲迁两白旗移驻永平府。顺治闻此消息，自然十分高兴，立命诸王大臣审理。
郑亲王济尔哈朗、理事三王同内大臣遵旨审理后，向顺治奏劾多尔衮诸过，计有大罪十余条：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独专威权，擅作威福，一切政事和本章自行 裁处，概称诏旨；不令郑亲王预政，擅令其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谋死肃亲王，逼纳其妃，夺其官兵财产户口入己；以朝廷自居，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日候府 前；府第、仪仗、音乐、扈卫人员，皆僭拟至尊，任意糜费国库钱财；"亲到皇宫内院"；诳称太宗即位"原系夺立"；逼取皇上侍臣归入己之旗下，哄诱皇上侍臣 归附于己；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欲带其两旗，移驻永平府；等等。
二月二十一日，顺治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 的尊称，断然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下令"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诛其党羽，毁墓掘尸。据说当时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被 人用棍子打、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后，焚骨扬灰。瞬息之间，专权多年的赫赫功臣，叱咤风云、言出令行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尚不到两个 月就成了千古罪人。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要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顺治亲政之初，为处理纷 繁的日常政务，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这样，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顺治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 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
在根本上稳定了政局之后，顺治对郑亲王大加封赏，并逐渐剥夺其辅政王权，收回皇权。九年（1652年）正月，顺治谕内三院说："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 不必启和硕郑亲王。"三月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他有鉴于明末士人结党的前车之鉴以及多尔衮结 党的切肤之痛，在追黜多尔衮之后，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各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后竟定为不 赦之罪。他严厉惩处"贿买关节，紊乱科场"的考试作弊行为，屡兴科场狱案。他严禁私交、私宴，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之根"。
改革八旗，严惩贪吏
对于已经成为真正皇帝的顺治来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是进一步加强皇权，巩固实力。顺治继承了其父手下亲掌的镶黄、正黄两旗，恢复了被多尔衮打击的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高两红旗的地位，又把原来多尔衮手下实力最雄厚的正白旗收归己属。 至此，顺治皇帝独有三旗，实力大大加强。同时，他谕令两黄旗和正白旗合称上三旗，体制高贵，直接为皇帝亲辖；诸王贝勒统辖的其他五旗称为下五旗，改由皇帝 任命。八旗中这种等级的区别从此成为定制，它们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实力上，都无法像在关外时那样再与朝廷相抗衡了。顺治对八旗的这一改革，为皇权的进一步 加强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
另外，为了笼络人心，进一步集中自己手中的权力，顺治一面对八旗大臣普施皇恩，大加赏赐；一面竭力栽培扶植擢升忠于朝廷之臣，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和权限。
在对八旗内部进行调整的同时，顺治也对内宫宦官制度进行了一番改革。顺治于十年（1653年）六月下谕仿明制设立太监机构十三衙门，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宣殿局、兵仗局。
巩固皇权的活动在顺治的筹划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同时吏治问题也开始纳入顺治的重视范围。八年（1651年）闰二月初七，顺治指出：国家纪纲，首重廉 吏，下谕都察院，"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欲严惩贪官，必在审实论罪"，"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十二年（1655年），又下谕加重惩 处："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十六年，他下令，把"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 席北。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从顺治八年到十七年（1660年），短短的十年间，他严惩贪官40余人，分别处以降级、革职、处死等惩治。
针对贪污成习、举荐冒滥的现象，顺治在严惩贪官的同时，亦谕令督抚对属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史者保奏"，那些"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 地方害民"。为了及时发现并惩处为祸一方的官员，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 巡方""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
顺治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他惩贪决心坚定，无奈事与愿违，贪官问题屡禁不止，惩贪与澄清吏治的其他问题一样，终顺治一朝，都未能解决好。
在惩治了贪官污吏的同时，他还经常提拔一些好的官员为自己办事。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而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 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 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有时，他将自己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 侍读"。
顺治还很重视官员的考核，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与十六年（1659年）正月先后以大计考核全国地方官员，根据官员的不同表现给予留任或降职等不同处理。顺治十年的考核，有969名地方官受到革、降、调的处理。
除考核外官外，他又于顺治九年（1652年）五月确定以京察考核京官，六年一次，定为制度。顺治十年四月初五，京察付诸实施。吏部侍郎、学士、詹事等官由顺治帝亲行考核，六部、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衙门均参加考核。
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顺治十年四月他谕吏部说："国家官员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扬历方见真才。"
鼓励农耕，整顿财政
在改善吏治的同时，顺治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的道理，因此采取了一定的经济措施，帮助百姓摆脱饥饿、穷困，从而使社会发展，民心稳定。顺治亲政后，多次下令归还清初入关后圈占的汉人的土地，一方面缓和汉族地主因圈地和清廷越来越紧张的关系，稳定了民心，另一方面又扩大了耕地面积，发展 了农业经济。顺治认为，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使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和耕 种，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种政策，以扩大辖区，增加正额田赋、盐课和关税。对隐匿无主荒地者，顺治采取宽大政策，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 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顺治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增长，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田增至549万余顷，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到了一些复苏的作用。
然而，既要改善百姓生活，又要稳定国库收入，那么仅仅调整土地政策是不够的，还要实施一些其他措施。
对于朝廷内部，顺治采取的措施有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需。由于清初战乱，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征粮无据，贪官污 吏趁机上下其手，大肆敲诈，额外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为了规范赋税，减轻百姓负担，顺治帝于十二年（1655年）四月命户部左侍郎王弘祚编成《赋役全 书》，以规范收税、降低赋税，限制苛敛。
顺治常能体会到民力艰难。他永免偏远地区进贡特产，以示不因"口腹之微"而骚扰百姓，修造宫 殿就地取材，减轻百姓的运输之苦。他还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另外，顺治更是一再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时日，颁 发恩诏，大赦天下，蠲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科派。
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略解其困，为减轻黎民痛苦、改善艰窘处境，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起到了一定作用。
顺治为改革清初的弊政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很不够。譬如防止奴仆逃走的逃人法（即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人之窝主的惩罪律例），在他亲政后虽然做过一 些调整，但是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对窝主处罚得越来越严。顺治十一年（1654年）九月颁布逃人法，严惩窝主，"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惩处逃人， "初逃、二逃者，鞭一百，归还本主；第三次逃者，正法"。对建议修改逃人法的汉官李姻、魏珀等处以革职、流放。但是，因包衣主对包衣"任情困辱"，"非刑 拷打"，包衣仍然不断逃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剿抚并用，扫平南明
由于摄政王多尔 衮推行以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五大弊政为标志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顺治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清军的征剿及血 腥屠杀，更激起以汉民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其中南明永历政权得到大西农民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的支持，在云、贵、两广一带活动；郑成功率部坚持在 闽浙沿海一带斗争，这两股最大的抗清势力，不断威胁着清朝的统治。面对此种形势，顺治调整政策，锐意进取，进行改革。
在政治上，他积极推行宽松和安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清斗争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曾多次下令兵部不得轻动大兵，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的汉人 奴隶回乡探亲，"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对激烈的民族、阶级矛 盾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
在军事上，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采取先西南后东南的顺序。顺治七年 （1650年）十一月，尚可喜、耿继茂攻广州；八年，吴三桂进征四川；九年，敬谨亲王尼堪进攻楚、粤；十年五月，洪承畴经略湖广、广西、云南、贵州，总督 军务，兼理粮饷；十二月，陈泰统帅大军驻镇湖南，对付孙可望；十一年十二月，济度征剿郑成功；十四年十二月，吴三桂等入贵州；十六年正月，吴三桂等入云 南；十七年七月，罗托率军征剿郑成功。
"剿抚并用"的方针很有成效。西南方面，顺治十四年（1657年）末，孙可望因同李定国争权斗 争失败投降清朝，被封为义王。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的英勇和名望，使得孙可望非常嫉妒。张献忠被豪格射死后，他们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 南、贵州一带，队伍又日益壮大，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政权。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请缨出击南下清军，率军出全州，在桂林外围大败清定南王孔有 德，在围攻桂林城中，又逼得孔有德自杀身亡。接着北进湖南，占领衡阳，进逼长沙。李定国出师半年，拓地千里，势如破竹，诱敌深入，斩杀了清廷定远大将军尼 堪。
此时，李自成和张献忠遗留下来的军事力量与南明朝形成联合抗清阵线。李定国节节胜利，又连杀清廷两大名王，国人振奋，深受鼓舞，迎来了第二次抗清斗争高潮。在此形势下，清廷曾一度打算放弃湖南、江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七省，与南明划地议和。
然而其时作为南明实权人物的孙可望，不但不配合李定国继续收复国土，还令冯双礼部偷袭李定国。李定国击败并收服冯双礼后，他与孙可望的矛盾更为激化。
顺治十四年（1657年），已处于守势的大西军正受到清军步步进逼的时候，孙可望为了一官半爵之争，竟然合兵14万进攻李定国。逆人心而为的孙可望很快大败于李定国。众叛亲离之际，孙可望只得投进了清军的怀抱，充当了清军扫平云贵的带路人。
这次内耗使得大西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李定国抗清形势急转直下。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三路会师，进军云南，攻陷昆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往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处死军前，明朝统治就此断绝。
东南方面，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顺治以"海澄公"的封爵引诱郑成功投降，受到郑成功的拒绝，但其部将施琅、黄梧和其他80多名官员陆续投降，黄 梧还献海禁之策，断绝沿海居民对郑成功的接济，给郑成功抗清造成很大困难。于是，郑成功退回厦门，并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 这样，除了郑成功割据一方外，顺治逝世前清王朝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统治趋于归一。
但是，在平定全国的过程中，顺治重用汉将平西王吴三 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对其过分倚重和放纵，任其长期驻扎云南、广东、福建三省，尤其是让吴三桂兼掌云南军政大权，为了一时省钱省粮，不派八旗 军留守驻防，导致三藩势大，尾大不掉，最后到康熙年间爆发了几乎危及大清江山的"三藩之乱"。
重用汉人，礼遇洋人
顺治帝很明白，要想真正地统一中国，做天下人的皇帝，就不能只依靠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力量，必须人尽其才。因此，在他亲政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也就是当家不能做主。顺治帝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 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帝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吓得差点跪倒，并以无掌印的先例推辞顺治帝之命。后来在顺 治帝的执意坚持下，龚鼎孳只得领命。从此以后，汉官可以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 （1658年）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年）也全部改为二品。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善于谋划，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都可谓是经邦济世的股肱之臣。顺治帝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亲政不久，顺治帝就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任用汉官上，顺治帝从多尔衮那里继承了这一特点。无论东林党还是宦党，只要是有才之士，能为社稷大业作贡献，他都兼收并蓄。冯铨 本是宦党骨干，清朝一入关就被录用，官至礼部尚书。御史吴达曾经告发他，说他是魏忠贤的干儿子，揽权受贿等，多尔衮压而不发。顺治十年（1653年），顺 治帝遂任命他做了宏文院大学士，第二年又加"少师"衔，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太保、中和殿大学士衔离职养老。
虽然顺治帝对汉官 不拘一格地任用，但这毕竟只是出于利用汉人加强自己对天下的统治的意图，实际上，在其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洲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 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顺治帝严惩杀害妻妾的总 兵任珍。27人的一致行动使得顺治帝立刻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 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得陈名夏终被顺治帝处决。
顺治帝不仅重视汉官，而且也能吸纳洋人。顺治八年（1651年），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顺治帝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渊博的外国传教士， 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就连汤若望的母亲和祖母也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 绢轴寄往德国。汤若望不久又被加封为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 他的身后之事也打算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顺治帝就将阜成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帝亲笔书 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于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
当时不少传教士 不仅传教，而且通医术，汤若望也不例外。顺治八年（1651年），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有病在身，孝庄皇太后便派侍女向汤若望求医。当时并未说明患者身份，汤 若望从来人叙说的症状断定，患者病情并不严重，便将一面圣牌交与来者，叫他将此牌挂在患者胸前，并断言几天后就会奏效。皇后果然痊愈了。太后为了表示感 激，赐给汤若望大批物品，后又认汤若望为自己的义父。自此，顺治帝与汤若望的往来更加频繁，并按满族人的习惯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顺治十三 年（1656年）至十四年（1657年）间，顺治曾24次就访汤若望的馆舍。尤其使汤若望受宠若惊的是，顺治在19岁生日时，竟向群臣宣布要在玛法家庆贺 自己的寿诞。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帝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主张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顺治帝最后一次遵从了他的意见。
接受汉化，联合蒙古
顺治生活的紫禁城虽弥漫着满族文化，却在汉族文化的大氛围之中。他倾心仰慕汉文化，虚心学习汉文化。他遍览群书，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诗文曲赋，通晓治乱兴衰的古今历史，且书画双妙，诗文皆工，精通儒释真谛，成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饱学之君。他尤善于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崇祯）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 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文教治天下"的治国思想，甚至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统治。他经常通过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的方 式，来树立清朝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以拉拢汉人，稳定社会。
另外，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
为了能够使更多的汉人解除顾虑，心服口服地参与国事，顺治帝实行开科取士，用八股文章，考儒家经典。
顺治还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他多次增加大学士中汉人的数量，并经常驾临内阁，和大学士（主要是汉大学士）们讨论前朝政事得失，评论帝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探讨治国之道。
顺治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汉的融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满洲贵族的利益。他对汉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 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袒护满人。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得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政 治失明。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只顾拉拢汉族是不够的，还要照顾到其他势力较大的民族和地区。
顺治继承并发展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还努力改善与漠北蒙古部落之间时有摩擦的不良局面，边战边和，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漠北各部也相继与清廷确定了臣属关系，岁贡马驼。顺治还和漠西蒙古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些部落还曾派兵助战，镇压甘肃农民军。
这些对促进全国统一事业、保障北方地区安宁，都起了很大作用，并为20年以后康熙顺利进行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等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
顺治也很重视与西藏的联系。下旨邀请达赖五世入京，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并由户部拨白银万两。还册封达赖和固始汗，并要他们治理好所管辖的藏族地区。从此，达赖喇嘛的名号由中央政府确定下来。
这对康熙中叶以后至乾隆年间，西藏直隶清朝中央政府，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并提高、巩固了达赖和固始汗在西藏的地位，安定了西南边陲，加强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发展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增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感情。
在外交上，顺治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并开始与俄罗斯有了接触。一方面，他多次友善接待沙俄使团；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对侵略入境的沙俄军予以痛击，将其赶出国境，保卫了东北地区的安定。
英年早逝，遗诏自省
顺治是一个性情中人，好学善思，对佛教的一些理念特别留心。他的母亲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很深的熏陶，这对顺治后来笃信佛教也有影响。顺治皇帝在太监的怂恿下驾幸禅寺，与寺内和尚相谈甚欢，因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初，临济宗中著名禅僧玉林琇年仅23岁就做了湖州报恩寺住持，这在禅门实属罕见。顺治帝耳闻玉林琇的大名后，便诏请他入京说法。玉林琇竟不买皇帝的 账，反而高高地端起了架子来，多次谢绝了顺治帝的邀请。直到顺治帝应允问道完毕立即送归，玉林琇才终于到了北京，并受到了顺治帝十分优厚的礼遇。顺治帝对 玉林琇以禅门师长相待，请他为自己取法名为"行痴"，自称弟子，还时常亲临其馆舍请教佛道。玉林琇也极力以佛教影响顺治帝，经常讲得皇帝喜悦异常，并因此 授给他黄衣、紫缰、银印、金印等，还先后赐予他"大觉禅师"和"大觉普济禅师"的称号。尽管两人目的不同，玉林琇是借皇权扩大自己的影响，而顺治帝则从佛 学中得到了慰藉自己心灵的意念，但却殊途同归，皇帝与禅僧因佛教而被联系到了一起。
不仅如此，顺治一度还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但在近臣的劝阻下，没有付诸实践。
顺治出家念头的再次萌发，是因为他最为钟爱的董鄂妃去世了。
董鄂氏与顺治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恩爱愈笃。董鄂氏为顺治生一子，出生不到三个月便夭折了，董鄂妃受到致命打击，郁结于胸。从此，身体每况愈下，一病不起，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病逝于承乾宫，时年22岁。
董鄂妃一死，顺治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他痛不欲生，辍朝五日，不理政事。从此独居养心殿，终日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这时只有佛学理论使他还有所寄 托，此时，顺治再萌出家之念，约于十七年九、十月之交，决心出家，由当时的名僧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后来遭到茆溪森之师玉林琇的竭力劝阻。
顺治十七年年底，他身体颇感不适，初二这天，他强支身体亲临悯忠寺，安排宠爱的太监吴良辅出家为僧，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 重，势将不支，初三传旨玉林琇为自己念经祈祷。初四正式向大臣宣布患病。顺治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意识到对后事的安排已经刻不容缓。初六深夜，顺治急召礼部 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并召见其尊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采纳他立玄烨为帝的建议。这个决定，改变了以前由八旗 王公大臣共议新君的旧制，而改由皇帝立储。玄烨年幼，无法主持朝政，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
初七半夜，年仅24岁的青年天子便与世长辞了，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之路。
顺治晏驾后的第三天，朝廷向全国公布了皇帝的遗诏。遗诏中反躬自省，共罗列出自己的14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还在遗诏中宣布立玄烨为皇太子。
顺治亲政十年，勤勉政事，安邦有道，虽收效不显，但也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设立十三衙门，宠爱太监；厉行祸国殃民的"逃人法"；沉迷佛教，舍国出家；性格偏颇，浮躁易怒，任性放纵，刚愎自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历史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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