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余音 陆沉的古国与崛起的新大陆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一个年份，两件大事
大清国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在太平洋的两岸，各发生了一件注定将为一代又一代史家反复提及的大事。
在太平洋的西岸，《马关条约》尘埃落定。
在太平洋的东岸，美利坚的GDP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前者标志着李鸿章时代的终结，更标志着中国丧失一次宝贵的现代化机遇，同时，伴随着台湾的丢失与巨额赔款，大清国成为一个地缘残疾国，日本却由小东洋初步具备了大日本帝国的形态——东北亚权力格局彻底改写。
后者则标志着全球权力转移的新趋势。
两个GDP世界第一，含金量却完全不同。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是一个纯粹的量的累积，而这个量本身又大有问题。
首先，大清国是一个标准的农业文明国，它创造的财富带有严重的闭锁性，往往GDP的大部分就地产生又就地被消耗，无法集中为生产性资本，也无法转换成现代军事实力。
其次，大清国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君主专制国。没有现代化的管理，又缺乏独立的检察机构，腐败已成为普遍现象，大量社会财富被不清不楚地消耗，而官僚系统的统计数据却多不可信。
所以，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转换不出生产力的世界第一，转换不出人民生活水平的世界第一，更转换不出战斗力的世界第一。
而美国则不同。
从疆域上讲，美国与大清国不相上下。但与大清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庞然大物。这样一来，它所聚集的财富与能量就太惊人了。想一想英吉 利与低地国家，再看一看法兰西与德意志，我们就该明白，美国的崛起不同一般。第一次，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大陆国。一个早在1850年就拥有了 15000公里铁路，雄踞世界第一宝座的大陆国。原有的地缘格局，因之而土崩瓦解。
今天回头望去，不能不说美国是一个异数。
新霸主的崛起
诚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周边国家带来的威胁大于相距遥远的国家的威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更可能为了对付周边国家而不是相距遥远的国家而 选择结成同盟。"所以欧洲列强相互制衡，东亚中英俄法日五强博弈。它们就是这样在相互制约中维持出和平。在这种体系里，"拿破仑"是所有人的公敌。原则是 一句话：绝不允许出现超级大国。
而美国是如此的幸运，它是罕有的"离岸性"（offshore）大国——远离欧亚大陆的边界。英、日 离岸但太小，中、俄很大但不离岸。美国两样全有。它的两翼是大洋，北面是富而不强的加拿大，南面是弱而好战的墨西哥。所有这一切，为美国提供了这个世界上 空前优越的安全性。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美国人几乎不用考虑国家安全。因为在非核时代，只有一种国家可以威胁美国，那就是同时兼备陆海双强的超级大国。但在 当时，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英国是海强，但陆军太袖珍。法德俄是陆强，可却没有将地面力量投送到北美的海洋支援。
更主要的，冷静回顾 一下过去300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主要的大国与文明几乎全分布在亚欧大陆上。而美国拜"离岸性"所赐，远离这一战场，既避免了大量战争威胁，也减 少了很多威胁别人的机会。所以美国力量的壮大很少引发欧亚大陆上各强国的注意。相反，它们之间却往往因为一些风声鹤唳而剑拔弩张。最终能制衡美国的只有它 的邻国，但墨西哥不能，加拿大根本不想。大家不要忘记，直到21世纪初，加拿大依然没有自已独立的国家战略。最初，它依辅于大英帝国，后来又依辅于北约， 今天则渐渐依辅于北美安全体系。这样安于当镙丝钉的邻居，比之日、俄，真是美妙万千倍不止。
在这个近乎试验场的空间内，美国在政治上 逐渐形成了19世纪最为完善、稳固的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则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一举反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霸主大英帝国。至于战略与军事层面， 美国确实没有产生俾斯麦这样的战略巨星，也没有率先发明参谋本部制度，但最终美国却超越了俾斯麦与参谋本部制度。
俾斯麦的战略确实高明，但这个高明的战略完全建立在俾斯麦个人的天赋与独特经历之中，别人无法模仿，甚至无法学习。相应的，当时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也都是只有国际关系史，而没有国际关系学。所以人亡政息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美国的幸运在于，得益于"离岸性"的庇护和主持国政者的稳健作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那些深刻困扰俾斯麦的战略难题，美国根本无需面对。等到美国深深 卷入国际事务之中，必须面对此类难题时，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世纪，正是在美国，率先出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新学科：国 际政治学。从此之后，外交战略人才可以经过教育培训产生。同时得益于美国开放的社会结构与完善的政治制度，美国不仅可以吸纳全球人才以为己用，而且可以实 现政界精英、军界精英和民间战略学者之间高度灵活性的互相合作与身份转换。这样就使美国能够以无数无名之"俾斯麦"成一"巨型俾斯麦"，而又避免了人亡政 息的悲剧。
在参谋本部制度建设领域，德国的参谋本部制度是有其固有缺陷性的。由于德国地处中欧，缺少海岸线，所以德国的武装力量近乎纯陆军，结果直到二战期间，德国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三军总参谋部。
日本效法德国最为成功，但也只是效法成功。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海陆军还是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不仅如此，在日本，参谋本部逐渐成了激进势力的 大本营。由于日本宪法的固有缺陷，日本陆海军直接听命于天皇，结果就与政府形成了不正常的平行关系，并最终将日本拖入军国主义的深渊。以甲午战争为例，天 皇组建了战时大本营，身为国务总理的伊藤博文却未被列入名单。因为军人认为开战后无需文职官员插手，如果插手既是外行干扰内行，更是破坏天皇统帅权的完整 性。只是因为伊藤个人的独特地位、资历，及其人脉（尤其是和明治天皇之间的高度亲密关系），伊藤才最终以特邀嘉宾的形式列席其间，并多次校正军人们的无知 做法。但是，伊藤不常有，而战争常有，这就为日本武人乱政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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