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镜花水月的短暂和平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战难，和亦难
山西的失守与黑旗军的惨败，使得光绪十年的春节黯淡了很多。
蛰居湖南故里的郭嵩焘，就是这幅巨大暗色画面中，一个早被遗忘的不起眼的小墨点。
早在中法纠纷之初，郭嵩焘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越南是扶不起的阿斗，中国内部问题又重重，应对其断然进行战略收缩。所以曾纪泽主张"投一羊以斗众虎"， 郭嵩焘反驳：投一羊不足以斗众虎。恭亲王在西太后的强硬立场下主持边军入越，郭嵩焘也表反对，认为这是危险的玩火举动。中国应断然从越南进行战略收缩，首 要问题仍是对内进行自强型改革。
这番言论在当年自然不受欢迎，他唯一的听众只有同乡好友朱克敬。两人在对外问题上较有共识。由于信息传递的迟缓，郭嵩焘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始获知山西的失守。五天后，通过李鸿章的来函，这个噩耗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虽说是意料中事，但郭嵩焘还是为国家的又一次国力虚耗而痛心。倒是朱克敬很有些怨气得伸的快感，当场口占绝句一首："败书飞到举朝慌，老李回头顾老张。羽檄星驰三百里，讲和还要李中堂。"
这里的老李指的是李鸿藻，老张指的是张佩纶。前者是清流的宗主，后者是清流的干将。两人一直持盲目的主战姿态。
战既不利，只有再谈。
1884年4月初，法国海军少校福禄诺在香港以密函一件托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带至天津送交李鸿章，提出四点议和条件：
1.云南通商；
2.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但措词可顾全中国体面；
3.撤调曾纪泽；
4.早日议和，兵费可极力相让。
反之，如果大清不允，法国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福禄诺指出："中国南边三省素有内匪，现既与法国交界，法国如肯接济乱党，中国之边疆必永无肃清之日矣。"
对此，李鸿章认为，第一条可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滇境通商，他日果得人妥办，于国民决无大损，可于各海口通商之事验之。法人既得越南，形隔势阻，岂能遽入滇粤，但使妥订约章，画界分守，当能永久相安，可于中俄接壤之事验之。"
第二条只是承认事实，除非能以实力改变事实，不然也只能以"顾全中国体面"为底线。
第三条纯属法国人的意气用事，属虚不属实，中国自不必在这等地方激怒法国人，所以也可允。
这下可不免又捅了舆论的马蜂窝。在外人看来，这无疑是湘淮两系之间的又一轮内耗。说白了。李鸿章在借刀杀人，公报私仇。实则不然。
在李鸿章看来，既然大势已去，"李宝协议"是想都不要想了。新约必然又要失去更多的东西，谁签谁挨骂。国内肯定是李中堂自己签。国外呢？自然是驻法大使 签。换句话讲，谁当驻法国大使谁倒霉。关键时刻，李鸿章用自己的追随者许景澄换下恩师的爱子，正是不忘师恩的表现，更是对小字辈人才的保护。至于许景澄到 任前的外交交涉，则暂由李鸿章的淮系亲信李凤苞代理。可惜外间不懂，纷纷责难李鸿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倒是曾纪泽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为李鸿章说了 句公道话："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又说，"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此李相之见爱处也。"
至于第四条主动声明"兵费可极力相让"，可见只是法国人的谈判余地，我们就要力争不赔款。
总之，"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于是，清政府于四月初四日（4月28日），下旨："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著充出使法国、德国并义（意大利）、和（荷兰）、奥三国钦差大臣，未到任以前，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著李凤苞兼署。"以示和谈诚意。
李鸿章则被授予全权与福禄诺"从长计议，订立约章，言归于好"。
光绪十年四月十一日（1884年5月5日），福禄诺抵达天津，开始了新一轮的和谈。
法国人之所以选择福禄诺，原因一在福禄诺久在远东，熟悉清国情势；二在他与李鸿章有一面之缘，易于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两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这个简明条款共五款，主要内容如下：
1.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应"保全助护"中国和北圻的边界。
2."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
3.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允在云南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
4.法国允"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订有关北圻的条约作废。
5.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
如何认识这个"简明条款"呢？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大清国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能一不赔款二不割地，在当时那个强权横行的世界里，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好成绩。
其次，正如李鸿章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清廷无论如何改变不了法占越南这个基本事实，再打下去只能徒增损失，两败俱伤。
和"李宝协议"相比，这次大清无疑失去了更多的利益，原因无他：形势所迫。正如李鸿章在"李福协定"签订后说的："此次议款之速，实因桂、滇各军溃败， 越事已无可为也。"又说，"去冬（法军）克山西，黑旗军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归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 几不能保……今约内载明情愿不向中国索偿，尚属恭顺得体，足以风示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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