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的故事：社会大学的洗礼
宋应星
1619年二月北京会试主考官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史继偕、礼部侍郎兼协理詹事府事韩广，同考官有翰林院会议讲钱象坤、杨守勤等人。现在还能查 到这届三场考试的试题，二月九日第一场考试围绕考官就"四书五经"中一些章句所出的命题作答，而且试题有选答的余地。这对宋应星而言，是很容易通过的。十 二日第二场考试是作文，试题是"天生我才，供一代之用"，便要靠临场发挥。宋应星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下笔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作文题目既是与任用人才有 关，他必定要在规定的字数及八股文格式的限度内阐述自己的理想抱负，发表他对国家应如何使用人才的看法，并针对现有吏政弊端提出革新的见解，就像他在后来 写的《野义》（1636）中的《进身议》、《学政变色镜》所述的那样。宋应星血型可能是A型，遇事时心情容易激动，在谈用人制度时免不了要对本朝推行达三 百年而不变的科举制提出批评。因而他的答卷虽然充满精辟见解，但不会被愚昧的考官所看中。二月十五日第三场考试是经史时务策论，试题相当冗长，共有三问。 第一问说人臣爱君，都希望君王长寿、君德清明，但夏商周三代以后无享国长久之君，"不知可望其后尘否?"命题毫无意义与水平，因为谁也不能为皇帝算命，答 卷写不好反会遭祸，宋应星不会选这道题。第二问说天爱人君，发现其过失则以自然灾异（日月食、水灾）相警告，人臣见灾异便建议君王采取若干补救的行政措 施，这种作法可仿效吗?实际上此命题宣扬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正是有科学头脑的宋应星所批判的对象。第三问要考生不历代及当前情况，谈谈使用人材 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第二场作文题内容相近。
上述第二场试题及第三场第三问，反映出主考官命题立意是希望应试举人就国家用人问题发表 意见，要求考生"其言尽之，以佑用才之略"。命题还算是有意义的，就看各考官如何选中自己满意的答卷了。宋应星在礼部贡院考场内面对三场考题，先疾笔写出 卷稿，经过思索，再修改用工笔抄成正卷，等待发榜。这期间一向爱好天文历法的他，来到贡院对面的钦天监观象台，参观了江西看不到的一些天文观测仪器，并了 解了其性能及用法。在前门附近书肆买了些便宜的书，还到北京的一些作坊如琉璃厂、铸钟厂、盔甲厂、珠宝厂、宝源局（铸钱厂）参观访问，因为他一向对技术有 兴趣。他估计这次会试有可能成功，因为他已将自己平时的思想坦诚而痛快地陈述出来，忧国之情溢满字里行间。但发榜之日，他和应昇仍榜上无名，而同时应试的 新建县两位同学和朋友涂绍奎、姜曰广则此次中进士，二人均授官留京。应星弟兄与他们握别后，便沿陆路返回奉新。对应星而言，此次失利原因发生在第二场、第 三场论用人之道的考试之中，他的答卷没被考官看中。应当说他的朋友涂绍奎、姜曰广思想也相当激进，尤其姜曰广为人忠梗、言词激动，都不会为了讨好考官，写 出违心的答卷。但科场考试偶然性很大，有时不同考生答卷内容大致相同，便有及第与未及第者，要看其运气如何及考官的随机判断，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会试后，明神宗驾崩，昏庸的熹宗即位，改年号为天启（1621—1627）。此时宦官魏忠贤干预朝政，结党营私，排斥忠良，祸国殃民。被逐出朝的正派朝 臣顾宪成归里后，在无锡建东林书院，与同志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讥议朝政，与当道相抗，形成社会舆论，朝野士大夫多与之遥相呼应。魏阉党羽一律将这些人称为 "东林党"，借铲除东林为由四处捕杀正直官吏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捣毁各地书院，实行恐怖统治，全国一片黑暗。被镇压的人本无党，为了自卫，便成立复社 等组织，后来也被宣布非法。天启年间只举行两次会试，分别在1622年（天启二年）及1625年（天启五年），主持考试的是魏阉党羽，他们公开在考场舞 弊、贪污受贿，被揭露后极力掩盖，闭塞言路。宋应星弟兄在两次会试中没有取中，自属意料中事。但应星在京内外目睹了当时社会上各种黑暗现象，他亲身所见在 官场中的亲友所受到的迫害使他感受尤深。例如1625年姜曰广任顺天府考官，魏忠贤逼他为其外甥徇私考取，遭到拒绝，亦以曰广为东林，将其削职为民，遣回 老家。陈弘绪的父亲陈道襄亨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人称内阁中江西籍三大清官之一，1620年因奉劝皇帝不要亲近阉党，被罢官还乡，几年后忧愤成疾致 死。宋应星在会试途中看到贪官横行，百姓饥寒交迫，百感交集，反映在他这时写的诗中，充满着怒火和怨气。他痛恨阉党的倒行逆施，政治思想上与他的东林、复 社朋友类似，但他本人宁做一名无党派爱国者。此时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眼看已逐步化为泡影，因为这个社会拒绝为他提供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
1627年明熹宗死去，思宗嗣位，改年号为崇祯（1628—1644），这是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即位当年，降诏宣布魏忠贤罪状，清除其逆党，起用 一些东林党人，魏阉畏罪自杀。这又使宋应星重抱幻想，以为从此情况可能有好的转机（后来他才发现明代封建社会已病入膏肓）。1628年（崇祯元年戊辰）他 与兄应昇第五次参加北京会试，仍失望而返。回家时，年至八十三岁的老父正多病，次年（1629）逝世，他们葬父于本村戴家山祖茔。同年应鼎又死去。这个龙 年对宋家来说是不吉利的。弟兄二人在服丧期满后，辞别了七十岁的老母和妻室子女，决计下次再作最后一试。1631年（崇祯四年辛未）宋应星年四十五岁、应 昇年五十四岁，提早来到京师，在这里过了春节。但发榜时了他们再一次榜上无名，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他们从此便对科举产生绝望。这期间为前后多次北上会试， 破费不少钱财。随着子女的长大，读书、嫁娶都开支不小，家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少量田产已部分易手。宋应昇这时双鬓见霜，遂决定留京，等候吏部 选职。他还算幸运，当年即选任浙江桐乡七品县令，由北京直接赴任，计划将母亲也接到浙江。应星则于当年还乡，再将母亲送到应昇处，但此时老母多病，难以远 行，次年（1682）病逝，享年七十八岁。应昇又从浙江赶回，二人葬母，居家服孝27个月。由于应星急于返家服侍老母，失去在京候选机会，直到1634年 （崇祯七年）他能外出谋职时，因机遇不佳，已无任何有品级的官职可得，而他因年近五旬不能无限期等待官缺，只好屈就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这是个"未入 流"（九品以下）的文职教师，薪俸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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